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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民物耗弊，天下用度不足”之际，大唐帝国终于又出现了一位治世能臣——刘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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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晏官拜度支郎中兼领租庸事，是玄、肃、代、德四朝老臣，先后执掌大唐帝国财政二十多年，是唐史中唯一可以和宇文融比肩的“聚敛之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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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晏的刀，砍向了盐税，这是一次有限的市场化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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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改革措施并不复杂，只是对民间放开了盐铁的运输和二级销售渠道，把盐铁专卖的范围缩小到当初第五琦的设计。也就是说，官家除了在批发环节以定价确保帝国税收以外，裁撤了盐铁的运输和销售衙门，把这些就业、赚钱机会让渡给了真正的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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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府给定一个批发价，至于批发之后卖多少钱，商人自己看着办。而且，刘晏并未提高盐铁批发价，以盐价为例，刘晏官定为每斗一百一十钱，远低于改革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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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我们给出一个数字，足以让人惊讶这项改革成果之丰：广德二年（公元764年），刘晏刚刚上任时太府每年收入不过四十万缗；广德三年（公元765年），朝廷盐税收入居然高达八百多万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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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刘晏主持财政十五年后，朝廷的岁入从四十万缗上升到一千二百万缗。然而，一千二百万缗钱对朝廷而言是远远不够的，为讨伐“父业子承”的节度使，大历十四年朝廷的用度已经上升到三千万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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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富人征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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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大唐帝国，只有他们才是真正的富人，才是真正的土地拥有者。他们只知盘剥不懂付出，更不知社会责任为何物；恰恰又是这些守财奴负责着整个帝国的税收，他们怎么可能有动力维护社会公平，又怎么可能向自己征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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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以来历代帝王都不遗余力地推行“均田制”，安史之乱后，经过以杨国忠为首的封建官僚的疯狂掠夺，天下土地已尽在其彀中，难怪乎杜甫仰天长叹“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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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皇权—封建官僚—小农”的社会框架中，皇权需要向千千万万小农收税才能生存。现在，土地不再属于每一个黎民百姓，而是属于大大小小的封建官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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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宗大历十四年，就在中枢朝廷捉襟见肘之际，又有一个人挺身而出，力图挽救危亡，这个人就是杨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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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炎，生于“开元盛世”，完整经历了大唐帝国由盛转衰的历程。虽然杨炎早年的仕途并不顺利，但他的文采却早就享誉整个朝堂。弥留之际，唐代宗任命杨炎为银青光禄大夫、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希望这位帝国的才子能力挽狂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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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历十四年八月，刚刚上任的杨炎就上疏病入膏肓的唐代宗，以一封极为简单的奏疏阐明了自己的改革思路：既然“耕者有其田”已经绝无可能，那么就应当彻底免除所有穷人的一切税收、徭役（租庸调），帝国税收就该“唯以资产为宗”、“按财计税”——谁拥有更多土地，就向谁收取更多税！由于杨炎安排在每年六月、十一月向土地所有者收税，这次改革也被称为“两税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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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税法所谓“唯以资产为宗”、“按财计税”，说白了就是向富人收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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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当代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富人有能力承担更多社会运行成本，“向富人征税”是一件理所应当的事情。更重要的是，只有向富人征收重税，才有可能实现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使贫者不丧失公平的起点。毕竟，只有富人的世界是不存在的，穷人实在太穷了，富人的游戏也是玩不下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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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当代有社会责任的富豪才能从内心深处发出这样的呐喊：请向我征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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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大唐帝国向富人收税都已经迫在眉睫了：帝国政府要想继续存在，就必须有固定的进项；封建官僚要想继续盘剥百姓，也总要先有帝国的统治框架；百姓要想结束这种军阀混战的日子，也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朝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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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都是要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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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中元年（公元780年）正月，刚刚即位的唐德宗批准了两税法：无论你的土地来自朝廷授田、开垦荒地还是贪污受贿，也无论户籍是否在耕地所在地，只要占有土地，就要按占有数量向朝廷纳税（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除了土地税，朝廷中枢和地方官对民户“概不再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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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富人征税”本是一件好事，但是，这件好事必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财富来路必须光明正大，富人要通过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竞争赚钱。换句话说或许更明白，财富不能来自封建官僚垄断的盐铁行业，更不能来自封建官僚的权位。否则，封建官僚本就不靠市场获得财富，他们才不会管自己是否太富、极端的贫富差异是否破坏帝国的统治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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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不幸，杨炎面对的恰恰就是这样一帮富人、这样一帮封建官僚。整个大唐帝国，只有他们才是真正的富人，才是真正的土地拥有者。他们只知盘剥不懂付出，更不知社会责任为何物；恰恰又是这些守财奴负责整个帝国的税收，他们怎么可能有动力维护社会公平，又怎么可能向自己征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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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税法刚刚实施，宰相陆贽就上疏唐德宗，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其中弊端：天下之大，真正的有钱人必定是坐在府县衙门里的人，他们的钱财来路不明，也就会把钱藏在自己的怀里、箱囊之中，虽然非常有钱，但外人根本不可能知晓；资产和土地是一件很难说清楚的事情，从土地名册根本不可能看出端倪，没有人知道封建官僚究竟有多少土地，又把土地放在了谁的名下；乡间勤劳者靠数代积蓄添置几顷地，就被县官说成是有钱人，就急急去索要租税，只能使得民间财货一空，使得贫困的人更加贫困、小康之家也没有了余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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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书于德宗年间的笔记小说中，我们找到了一个故事，完整诠释了宰相陆贽的判断，这样的故事在当时应该不是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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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有一个叫索相女的商人，酒后不慎让马匹脱缰而去，撞死了一个朋友，论罪当斩（酒后驾车自古贻害无穷）。索家的人以十几顷地买通了京兆尹手下的一个胥吏，在这个胥吏的斡旋下，索相女被判流放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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