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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后，索相女回到了故乡长安，发现衙门居然年年派人到家中为这十几顷地索要税收。因为，在这宗行贿案中，根本就没有人知道受贿人收受了他的土地，也没有到衙门办理“过户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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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相女是一个商人，在他眼里，也许行贿买命根本就是一单生意：我用十几顷土地换回自己的性命，此后钱货两清、概不赊欠。现在，我已经把土地送给了你，你怎么能让我承担这十几顷地的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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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索相女向京兆尹衙门递交诉状，要求衙门为他办理“过户手续”，承认这十几顷土地已经不姓“索”了。当然，这出卖了那个曾经救他一命的胥吏，索相女也因此再次获罪，后被流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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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笔记小说没有记载那个胥吏的下场，但有一件事是确定的，那十几顷地依然在索相女名下，官府不可能公开承认这种灰色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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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相女不过是当时社会的一个缩影，更多则是封建官僚把税收直接加在境内自耕农、佃农甚至部曲身上。最后，所有的税钱都是来自普通人日常的生活用度，而广具庐舍的封建官僚，虽然手中地价以亿钱计算，却丝毫不用承担国家用度（有流通蕃息之货，数虽寡而计日收赢；有庐舍器用之资，价虽高而终岁无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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岂能指望这样一批封建官僚真的为朝廷尽心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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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两税法又岂能真的为朝廷增加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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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两税法规定，除了正税，任何人不得再征收其他杂税。仅到建中三年（公元782年），淮南道节度使就奏请在本道两税之外，每千钱加收两百钱，朝廷不但批准，还命其他各道照此办理；此后，剑南道观察使再请加征20％，朝廷照准。至于州县小吏，也都粉墨登场，税收花样不断翻新：新竹木茶漆要交“什一税”、买卖成交要交“除陌钱”、住房要交“间架税”，甚至连出门走路、人口死亡、瓜果成熟都要交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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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提一下杨炎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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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税法改革的目的是增加税收，方法则是剥夺封建官僚阶层部分财富，所谓“资产少者则其税少，资产多者则其税多”。这么干，杨炎无疑把所有封建官僚都推向了自己的对立面，包括那位治世能臣刘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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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打击反对势力，建中元年（公元780年），杨炎亲自在德宗面前做假证，将刘晏牵涉进一桩谋逆案，指责刘晏“摇动社稷，凶谋果矣”，最终刘晏被流放忠州，不久被唐德宗赐死、籍没家产、家属流放岭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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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炎是一个很好的文人，政治素质却明显不过硬。刘晏被处死后，天下人都认为这是一桩冤案，为给自己开脱，杨炎居然把责任推卸给唐德宗，逢人便说：“刘晏今天的下场，是因为皇帝早就讨厌他了，不是我的过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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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杨炎的话就传到了德宗耳朵里，德宗愤怒地说：“杨炎这是把杀刘晏的责任推给我，一定要找机会诛杀这个奸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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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晏死后仅一年多，杨炎自不量力跟淮西节度使李希烈、泾原节度使段秀实叫板，他们和刘晏可不同——刘晏不过是一个刀笔吏，李希烈、段秀实可是真正手握重兵的地方实力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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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希烈、段秀实开始搜罗杨炎的罪状——那实在怨不得别人，杨炎的底子太不干净了：开元年间，杨炎刚在江南为官，就强占了一块很好的风水宝地；建元年间，杨炎又以宰相之威，强令京兆尹购买了他家的土地，当然，价格那是高得实在离谱（抑吏市私第，贵取其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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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希烈、段秀实等人的指使下，另一位宰相卢杞以这两条罪状弹劾杨炎。最终，杨炎被贬崖州，不出京城百里即被赐死。唐德宗在赐死的诏书中历数了杨炎之罪：不思为国尽忠，但知朋党为奸，败坏法度、罔上行私、纵恣诈欺、贪污受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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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末钱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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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买官的封建官僚，到任之后所得到的利益又岂只是几千、几万缗铜钱？淮西节度使李希烈、淄青节度使李师道兵败后，所积铜钱都达到数百万缗，相当于国家十几年的铸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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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税法对大唐帝国货币的演进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两税法规定，此后收税不收礼（粮食、锦帛），只收现金。此后，从唐德宗贞元年间（公元785～804年）开始，大唐帝国经历了一场足以与萧齐年间媲美的大通缩，前后时间在七十年左右，一直延续到唐武宗年间。当时的人就将这场通货紧缩称为“钱荒”（公私上下，并苦乏钱，百货不通，人情窘迫，谓之钱荒）。史籍记载，数十年间每匹绢从四千文跌到了八百文，粮食则从两百文跌到了二十文，最后甚至跌到了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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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税法实施后，这场通货紧缩接踵而至，所以，很多人认为贞元大通缩最直接的成因就是杨炎推行的两税法：两税法实施以后，帝国政府税收只收货币，这极大减少了流通中的铸币数量，于是中晚唐出现了这场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钱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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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是这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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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贞元钱荒发生的历史背景。就在钱荒发生前一年，大唐帝国发生了一件不啻于“安史之乱”的叛变——“泾原兵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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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反叛，泾原节度使姚令言率五千士兵勤王，结果，士兵到达长安的时候唐德宗居然不给士兵吃饱饭。士兵当然很愤怒，大家扬言：“我们即将战死沙场，现在仍旧不能吃饱饭，怎么能以这样的羸弱之躯抗拒叛将白刃？皇帝的大盈库财宝堆积如山，既然皇帝不给，不如我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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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变在即，唐德宗也确实得到了线报。只是应急预案却非常愚蠢：赏赐中层以上将领每人两匹粗布，让姚令言率领这些将领，空口白牙去游说士兵不要造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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