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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4年初，我碰巧搭乘大英轮船公司的‘马尼拉’号小轮，从香港驶往汕头、厦门和福州，它的速度无论如何是比不上现代轮船的，我估计它每小时只能航行八海里。船上陈列有好多本《布莱克伍德杂志》（Blackwood’s Magazine），其中有一些关于银行业务的文章。我专心阅读它们，简直入了迷。我平生从未开过银行账户，只在买办那里有一个账户，而且是经常透支的。但是我认为，如果机会合适，世界上最简单的事情之一，就是根据苏格兰原则在中国开设一家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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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主意在我心里酝酿了几个月，也许时间还更长一些，但决定的时刻终于来到。某天，由在中国较知名的伊斯特利（Eastleigh）船长驾驶的‘渥太华’号邮船到达香港。我照例上船和船长洽谈业务，他在谈完后邀我到船长室去听取一项极为重要的密讯。他告诉我，孟买的热心人最近开设了一家‘中国皇家银行’，他们自己占有2/3或3/4的股本，马上要派遣一位特使到中国来分配余下的1/4或1/3的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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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考虑后认为，既然我们在中国有许多建立在自愿合作基本原则上的繁荣兴旺的保险公司，我们也应当用同样原则努力创设一家我们自己的银行。于是，当天晚上，我写出了现在还存放在汇丰银行档案内的那份计划书。资本只有五百万港元，以今天汇丰银行的地位来看，这是一笔很不像样的数目。次日，我把这个计划书拿到我的朋友波拉德（Pollard）先生那里，他那时是香港最优秀的律师。我对他说：‘这笔生意你可以做。’他看了一下，马上看到有一万港元的手续费可得，就拿了这份计划书走遍了香港所有大商行。除了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 ＆ Co.）以外，那时在中国的每个有名商行都把它们的名字写了下来，成为这家五百万港元资本的银行的临时委员会成员。计划书就用临时委员会名义发出去。不到一星期，我们想要在香港分配的全部资本都募足了，而且大大地超额。两三星期后，‘中国皇家银行’所派的特使来到了，我回忆他的名字是诺尔·波特（Noel Porter）先生，他要筹集的股本连一股都没人要，也找不到一个可能担任董事的人。不用说，在极短时间内，孟买的‘中国皇家银行’就关门大吉了，只落得一个即使不是可耻、至少也是个不幸的下场。这就是我们这个伟大企业的创业史。”[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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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孟买的银行家到来之前，苏石兰已经抢先一步，一份按照苏格兰银行标准行事的计划书出台，随之第一家以香港及中国内地为中心的香港本土银行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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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汇丰银行的诞生，是中国政治及世界经济发生深刻变化而催生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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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政府战败，割地赔款，与第一次非但没有区别，结果更为严重。清政府依旧腐败无能，西方列强则是肆无忌惮。就直接的商贸而言，第一次鸦片战争除了割让香港岛之外，广州、福州、厦门、上海、宁波五口岸开放通商；第二次鸦片战争则除了割让九龙之外，进一步开放牛庄（今营口）、天津等7个沿海城市，以及镇江、南京等4个长江沿岸城市。沿海与沿长江流域大片腹地被迫开放，更多扇中国大门被打开，为外商展现了更为广阔的贸易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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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香港和上海，并不是没有银行在本地存在。像丽如银行、有利银行、渣打银行（又称麦加利银行）等均已先后在香港和上海等地开展业务。然而，这些银行总部不是设在伦敦就是设在印度，经营重心并不在香港和中国内地（见表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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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作为西方国家尤其是英国对华贸易的基地，当时洋行所办理的银行业务，以及几家总行设在伦敦或印度的银行，已无法满足客观形势的发展需要。在这里经营的洋行大班们迫切感到需要创办一家本地银行，以便提供及时而充足的信贷及其他金融服务，应付急剧膨胀的对华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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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1年，充当商界团体喉舌的香港总商会宣告成立，香港的商业更加兴旺。两年后，为适应海运和转口贸易发展的需要，湾仔建成了香港第一座可供汽船停泊的现代化码头。同年7月1日，一批航商又组建了香港黄埔船坞公司，大英轮船公司监事苏石兰担任公司主席。与此同时，被后人称为“香港通货之父”的香港总督罗便臣（1859～1865年在任）把促进金融业发展，作为其任内的施政重心。虽然香港已经有多家总行设在伦敦和孟买的银行进驻，但如果有一家本地银行，则不仅可适应急剧扩大的贸易发展需要，而且可以照顾到香港殖民政府关于港口码头、公用事业建设的需求，为香港殖民政府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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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此时的上海，已经取代广州成为中国最发达的城市。以上海为基地，扩大对中国的贸易融资，越来越成为一种迫切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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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丰发起人在写给英国殖民大臣的信中称：汇丰银行的成立，在于“满足一项绝对需要，这是由于（总行设在英国或印度的殖民地银行）在中国设立的分行不能应付本地贸易的各种需要，包括香港和中国内地、日本通商口岸之间的生意，现在带有极为广泛的性质，需要运用更特殊的方式，而不是任何银行代理处所能应付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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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一种时代背景之下，汇丰银行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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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4年8月6日，汇丰银行召开由多家洋行参加的临时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根据苏石兰的提议，临时委员会主席一职由宝顺洋行（又称“颠地洋行”）担任。也就是在这次会后，汇丰发出了银行计划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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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5年初，汇丰完成筹备工作。3月3日，汇丰银行正式开业，总部设在港岛皇后大道中1号租借的获多利大厦。140多年来，大楼几经重建，但地址未曾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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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后，上海分行租借位于外滩的中央饭店（后改名汇中饭店，旧址位于今和平饭店南楼处）底层正式开门营业。[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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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柯立斯著，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译：汇丰——香港上海银行（汇丰银行百年史），中华书局，北京，1979，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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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Baster：International Banks， P.168. 转引自汪敬虞《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第2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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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汇丰刚开始营业时，并没有设立总行，也没有设立总经理一职。上海分行由自己独立的管理委员会管理，其经理与香港分行经理一道进入董事会，前者掌握着银行在中国境内的资源，后者则掌控中国以外的银行办事机构及资金。直至1868年，香港设立总经理一职，上海分行独立的管理委员会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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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丰帝国：全球顶级金融机构的百年传奇 [:1703456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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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丰帝国：全球顶级金融机构的百年传奇 2 成功根基：发起人实力超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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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苏石兰执笔的这份计划书，我们看到，在汇丰银行临时委员会的构成名单中，除苏石兰之外，是一长串以英国为代表的各国在港著名洋行（以经营进出口贸易为主的外国企业）经理的名字：英国宝顺洋行孔莱，美国琼记洋行阿尔伯特·赫德，大英轮船公司苏石兰，英国乜洋行麦克莱恩，德国德忌利士洋行德忌利士，德国禅臣洋行尼逊，英国太平洋行莱曼，英国费礼查洋行施密特，英国沙逊洋行亚瑟·沙逊，英国公易洋行布兰特，印度广南洋行佛兰治，英国搬鸟洋行亚当森，丹麦毕记洋行海兰德，印度顺章洋行丹吉韶，以及法律顾问波拉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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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这些实力雄厚的洋行参与发起，可以说汇丰银行已经成功了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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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任汇丰银行临时委员会主席的是宝顺洋行的孔莱。宝顺洋行是继怡和洋行之后在中国开设的“第二个私人的英国行号”。这两家最初设立于广州后移至香港的洋行，其创始人均为苏格兰人，同以贩卖鸦片发展壮大。人们也许没有忘记，林则徐于1839年在广州禁烟时，缴获宝顺洋行鸦片之多，仅列于怡和之后。不过在对待中国的态度上，宝顺与更强硬、更傲慢的怡和相比有程度上的差别。在鸦片战争之前，宝顺洋行除了走私鸦片等进出口贸易之外，其业务涉及航运、银行、保险等方面。1805年，它在广州开设了中国第一家现代保险公司——谏当保险行。在孔莱代表宝顺洋行发起组织汇丰银行之时，这家洋行的势力已经深入香港和中国内地的各通商口岸，并且还是印度一些银行和保险公司的中国代理。正是由于愿意参与共同组建专业银行的宝顺洋行有着领先于同侪的历史，所以坐上了汇丰银行临时委员会主席的宝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