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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居临时委员会第二的琼记洋行，是地位和实力直追美国在华最大企业——旗昌洋行的另一美国洋行。这家于1856年将总行由广州移至香港的美国洋行，在19世纪60年代初，除了香港总行外，在广州、上海、宁波、福州、厦门、汉口和澳门等地，均已设立分行。和宝顺一样，琼记洋行的经营范围极为广泛，在中国境内的航运业活动尤为活跃。琼记斥巨资购进船只航行于长江，其中“火箭号”轮船是第一艘打着美国旗帜上溯长江进入汉口的船只。1865年，它又联合一批英美洋行，成立了航行于广州、香港和澳门之间的省港澳轮船公司。此外，它在香港的许多企业中都有投资。正是由于它有着如此雄厚的实力，汇丰银行作为一个向英国政府申请设立而在香港殖民地政府注册登记的英国银行，琼记洋行的老板阿尔伯特·赫德坐上了临时委员会第二把交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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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丰银行的最早发起人苏石兰，虽然排在临时委员会第三位，但宝顺和琼记洋行并没有遮住他的光芒。苏石兰的名字与英国航业巨头——大英轮船公司密不可分，它曾被认为是所有悬挂英国国旗的轮船公司中“最值得骄傲的一个”。当苏石兰于1852年来到中国时，他不过是这家轮船公司的普通一员，而在发起成立汇丰银行之时，他已是大英轮船公司在香港的代理人，20年后（1884年）更成为该公司主席。在汇丰银行成立之前两年，他联合怡和、德忌利士等洋行组成了后来雄霸华南地区和香港造船工业的香港黄埔船坞公司，并担任主席一职。在香港，此时的他已经有一定的号召力。在汇丰银行成立过程中及其成立之后的一段时间内，苏石兰可谓劳苦功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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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的十多个成员，同样个个实力不凡、能量极大。如禅臣洋行，是德国在中国成立最早的洋行之一。1846年由西姆森创设于广州的禅臣洋行，1858年又在香港设立机构。西姆森返回汉堡后，尼逊出任禅臣洋行经理。在他的领导下，禅臣的业务迅速发展，在福州、汉口相继设立分行，在上海、香港、广州之间建立定期航线，积极参与中国的沿海转运贸易。而在香港的一些英国企业中，它也同样拥有其股份。有禅臣洋行的加入，汇丰与德国汉堡的市场也就多了一条联系的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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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临时委员会成员沙逊洋行的阿瑟·沙逊，是在印度孟买发家的沙逊洋行创始人大卫·沙逊（David Sasson）之子。1844年由孟买进军中国的沙逊洋行，由于控制着印度输往中国的鸦片源头，在鸦片贸易中异军突起，并在日后一举击败怡和、宝顺等洋行而独占鳌头。19世纪60年代以后，其分支机构遍布广州、上海、宁波、汉口、烟台、福州、天津等地，在中国内地已经进行着多方面的活动，在香港地产、仓库、码头、保险等方面均有投资，只是这时它的主要活动中心依然在印度。到了19世纪60年代中期，新沙逊洋行成立以后，中国成了它的主要舞台，并逐渐成为汇丰银行的一个主要台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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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英国搬鸟洋行，它在香港、上海、新加坡、巴达维亚（今雅加达）、曼谷等地均设有机构，为汇丰银行在南洋的支柱。其他如太平洋行、费礼查洋行、公易洋行等，在参加发起汇丰之时，除了在香港有着不凡的实力外，其在中国的经营机构同样已经遍布广州、上海、汉口、福州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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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14名发起人之外，汇丰银行刚成立时，从当时香港、上海的银行中挖来了大量优秀银行家，如汇丰银行香港分行第一位经理克雷梭、第一位会计师格里哥，上海分行首任经理麦克莱恩。他们在加盟汇丰之前，分别是法兰西银行香港分行的前任经理，利生银行的卸任会计师和沪上最大银行——丽如银行的署理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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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名单中我们看到，有了这些实力超凡的发起人，也就意味着汇丰已经具备了良好的成功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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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作为很长一段时间内唯一将总行设在香港的汇丰银行，与香港殖民政府关系密切，在各方面都得到了政府的关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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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汇丰银行的股东包括了英国人、美国人、德国人、丹麦人和印度人（帕西商人），他们大多属于最早在广州和澳门建立洋行的商人，随后迁至香港或在香港初建。在其后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里，除英商外的其他股东陆续退出，汇丰逐渐演变成由英国人管理的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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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丰帝国：全球顶级金融机构的百年传奇 [:1703456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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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丰帝国：全球顶级金融机构的百年传奇 3 与洋行之王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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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汇丰银行的发起人中，参与者都是当时各国在香港拥有雄厚实力的洋行。但是，在这份名单中，人们没能见到英国在华最大企业怡和洋行与美国在华最大企业旗昌洋行的名字。它们与宝顺洋行一道，是当时香港最有实力的三大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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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丰筹办之初，在临时委员会名单里，其实是给怡和与旗昌保留了位置的。怡和直截了当地予以了回绝；旗昌虽然态度温和，但拒绝入股，不曾加入汇丰临时委员会。准备以全体领袖商人相号召的汇丰银行，实际上遭到了两家历史最久、实力最强的领袖洋行的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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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鸦片商人渣甸（1784～1843）和马地臣（1796～1878）于1832年在广州设立的怡和洋行，其前身可推至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成立的柯克斯·里德行号。香港开埠后，怡和将总部迁往香港。由上海、广州等五个通商口岸和香港殖民地串联起来的中国东南沿海，是怡和鸦片趸船和飞剪船（快速帆船）驰骋的疆场。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前怡和的主要生意经，正是通过巨额投资和大量收购印度鸦片，将之运往中国沿海销售，从而打造出了无比强大的鸦片帝国，成为当时外商在中国最大的洋行，被称为“洋行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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怡和与宝顺一直恩怨不断。19世纪30年代初，这两大洋行从印度贩卖鸦片到中国时，适逢加尔各答商行纷纷倒闭，怡和洋行运送鸦片的飞剪船将此消息带到广州，渣甸本人在佯装若无其事的同时暗自部署，因此怡和损失有限，但他向宝顺封锁消息，致使宝顺洋行损失惨重，双方从此结下恩怨。直至宝顺在1867年濒临倒闭而向怡和求援时，怡和依然见死未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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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旗昌和琼记洋行在中国的航运业务方面竞争激烈。有历史学家认为，怡和洋行与宝顺洋行、旗昌洋行与琼记洋行，都是互不相容的竞争对手，尤其是怡和宝顺间的矛盾非常尖锐，所以，有宝顺参加，怡和自然不愿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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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说法不无道理，但也不尽然。事实上，在19世纪60年代以后，洋行商人在中国以交叉投资的方式建立起企业内部的资本关系，已经相当普遍。轮船码头、船舶修造、保险等领域在香港和中国内地的外国大型企业，大多由多家洋行联合出资创办。如旗昌轮船公司，除主办者旗昌洋行外，还包括上海著名的15家美、英及欧洲大陆洋行。由苏石兰担任主席的香港黄埔船坞公司，其主要创办人也包括与船运业关系密切的怡和及大英、德忌利士两家轮船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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怡和与宝顺此时也并非没有一致的行动。像1863年上海至苏州的铁路计划，参加者就有宝顺、怡和等26家洋行；1865年广州至佛山的铁路计划，同样有怡和与宝顺等17家洋行参与（以上两计划最后均未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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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逐利的本性、获利的多少、利益的得失，才是怡和与旗昌决定加入与否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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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鸦片战争前，中国的国际汇兑业务一直由怡和、旗昌等大洋行兼营。战后，一批在伦敦注册并以印度为基地的英国银行，虽然先后将业务扩展到香港和上海，侵蚀着这些洋行的业务领域，但国际汇兑业务仍然把持在有实力的怡和、旗昌和宝顺等大洋行手中。19世纪50年代，由于大洋行的把持，英国在华银行的汇兑业务并不曾顺利地开展起来。那时，在香港和中国内地最有实力的丽如银行，其全部外汇生意还抵不上旗昌洋行的一个外汇柜台。怡和的实力则比旗昌更为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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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鸦片战争爆发之前，怡和就以鸦片贸易中获得的大量现金开展汇兑和贷款业务。进入上海后，怡和的银行部门实际上包揽了上海大部分的国际汇兑业务，不仅包括一般的商业汇款，连英国政府的汇款也由它经手。各国领事汇到香港的公款，直到1855年还在用它的汇票，其他洋行和为数不多的外资银行没有一个能够与怡和分庭抗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