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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财政而言，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前，清政府所借外债已接近还清，财政也渐趋稳定。但中日战争爆发后，清政府为了部署海防、筹措军饷而急需巨款，战后又面对巨额赔款，因而只得更大规模地举借外债。从此，中国进一步背上巨额外债的沉重包袱。当下一次更大的赔款来临时，清政府已经离不开汇丰等外国银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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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接着八国联军侵华。一场更大的灾难，一次更重的赔款再次压在中国老百姓的头上。根据1901年9月签订的《辛丑条约》，列强勒索巨额赔款达四亿五千万两白银，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有名的“庚子赔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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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1895年中日战争赔款相比，这次赔款要多出将近一倍。清政府财政已经山穷水尽。列强于是胁迫清政府将赔款改为保票（即定期公债券），交予各国，分39年偿清，年息四厘，以海关税、常关税和盐税三项财源作担保。这项巨额赔款，实际上又变成了一笔长期的巨额外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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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丰银行再次成为最大的赢家。汇丰不仅经管着6700万英镑赔款中750英镑的英国份额，还被指定为保管银行。这笔由海关税、常关税和盐税拨来存入汇丰银行的款项，由汇丰银行负责监督它们是否按月拨到。由于赔款是延期支付的性质，并不是一次付清，所以对所赔款项还收取四厘的利息。赔款按黄金计算，但以白银支付，由汇丰银行办理金银兑换，这对杰克逊这批金融汇兑专家而言，又可以从中赚取差额。虽然在支付赔款的39年期间，国际国内形势多变，庚子赔款的执行纷乱复杂，有些安排并没有实现到底，但汇丰在负责经办这笔赔款中的英国份额时，获利极为丰厚。汇丰作为那些拨付赔款的公共税收的保管银行，更是凸显了它在中国的“老大”地位。即将退休的杰克逊将汇丰银行带向了历史的新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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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杰克逊于1902年5月卸职告别香港时，他所受到的赞誉与歌颂铺天盖地而来。杰克逊交出的出色成绩单足够他载誉汇丰史册：当他接任总经理职位时，汇丰银行的资产为4300万港元，而当他在1902年离职时，资产已增加到2.8亿港元；汇丰银行的各项存款，也由1100万港元上升到1亿港元；而当初汇丰银行创办时的500万港元资本额，现在已经增加到了2500万港元。汇丰银行在杰克逊的带领下在中国首屈一指的位置无可置疑，诚如《北华捷报》刊文所说：“在中国，只要我们一说‘这家银行’，或者只说‘银行’，无须进一步形容，人们立刻就会知道我们所说的是汇丰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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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作为汇丰银行长达二十多年的总经理，杰克逊也同样声名远播。香港总督卜力（Henry Blake）曾不无夸张地说：“谁不知道T.J.（杰克逊英文Thomas Jackson的缩写）？我相信，如果将信封上写着‘T.J.China’的信件从圣彼得堡、柏林、巴黎、伦敦、旧金山、圣菲，以及麦哲伦海峡的一些小邮局寄出，它们将能直接找到皇后大道的汇丰银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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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汤象龙：中国近代海关税收和分配统计（1961～1910），中华书局，北京，1992，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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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King，Frank H. H with Catherine E. King and David J.S. King. The Hongkong Bank in late imperial China， 1864～1902 ：on an Even Keel，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p.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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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丰帝国：全球顶级金融机构的百年传奇 第三章 领衔国际银行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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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银行团的领袖，汇丰银行在伦敦金融界的信誉无与匹敌。这使汇丰银行能了解到欧洲大陆各列强（对中国）的意图和野心，并得到了（英国）历届国务大臣们的信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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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迪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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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银行团成功地垄断中国公共借款而言，汇丰得到了利益中最大的份额……英国银行在中国业务的这个领域中，汇丰充当了卓越和极其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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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克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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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国历史的最初篇章，是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华与《辛丑条约》的签订。在随后的岁月里，无论是晚清政府还是北洋军阀时代，巨额的战争赔款和外债本息，庞大的军政开支和各项建设费用，均需要巨额的资金来填补缺口。与此同时，西方列强正希望借助提供贷款以获取更多特权，维持并扩大在华权益。列强在华权益的激烈争夺，体现在金融活动中，便是各国在华银行间的激烈竞争，从而由杰克逊时代个别银行（汇丰）的垄断变成了银行团的垄断。不过，在20世纪头一二十年里，汇丰依然是所有在华外国银行的领头羊，是英、法、德、美等列强组成的国际银行团中的领袖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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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丰帝国：全球顶级金融机构的百年传奇 1 史密斯：铁路贷款大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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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杰克逊将汇丰王国打造得固若金汤时，他的继承者史密斯所要发挥的也就不多了。这位跟随杰克逊在汇丰打拼多年的银行家，在1902年坐上汇丰的第一把交椅时，所要做的是确保汇丰基业长青。当史密斯于1910年将汇丰的接力棒传给他的下一任斯特布时，我们看到汇丰在继续向前发展。尤为耀眼的是，汇丰银行与怡和洋行合组的中英公司业务发展壮大，争取到投资中国铁路的大量机会。中国最有权势的外资公司怡和与最有地位的外资银行汇丰的结合，在列强瓜分中国与争取特殊权益的年代，最大程度地为英国在中国分到了一大块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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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像汇丰这样举足轻重的外资银行，除了经营承、放、兑、发行纸币等传统业务外，更重要的是通过对中国政府的政治贷款与铁路投资，为银行自身获取更多好处、为自己的国家夺得更多权益。如果说史密斯之前晚清政府对日甲午战败赔款、之后袁世凯政权善后借款而大量举借外债，使汇丰从中获取到巨额放款额，那么，史密斯担任汇丰大班的8年，则是汇丰银行及中英公司获得清政府铁路贷款权最为丰硕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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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丰取得的成功是与英国在中国的整体利益是一致的。1903年，一项修筑连接上海与南京的沪宁铁路计划被提出。长江流域是英国的势力范围，中英公司因而介入铁路修筑事宜。然而，俄国也正在想方设法取得这条铁路的修筑权。于是，一条铁路线的修筑，变成了英俄之间的角力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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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方面认为，如果俄国取得沪宁铁路修筑权，就有可能将英国挤出原有势力范围和对华贸易最繁盛的地区。英国外相在1903年6月9日给英国驻北京公使的信中写道：“这种性质的筑路权已不再只是工商业活动，而是在长江流域对抗英国利益的政治行为。”两周后，他在另一封写给驻北京公使的信中，要求将中英公司正在争取的沪宁线列为优先考虑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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