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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汇丰早已察觉。但汇丰对正在发生的战争以及将要爆发更大规模的战争，并没有表现出太多的惊奇。中国内地已有大量资金转移到上海和香港，长江三角洲一带的富商巨贾和熟练工人纷纷来到上海，转入租界生产；而珠江三角洲一带的大量资金和富豪，则陆续涌进香港，寻找安全的避风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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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0月，一座比上海汇丰大厦更为壮观的总部大楼落成并投入使用。这座12层、用钢筋混凝土建成的大楼，既是当时香港最高的建筑，也是远东一带的最高建筑。与十多年前建成的汇丰上海大楼相比，香港总部大楼内部设有更为先进的辐射板式供热系统、中央空调和快速升降机。雄伟的外观加上内在的科技含量，汇丰借此得以更进一步提升自己的国际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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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新大楼建立了装有钢架的巨大白银库，以供存放日益增多的白银。不过，就在汇丰总部大楼落成的这一年，中国实行币制改革，告别“白银时代”，香港政府跟随南京国民政府放弃银本位，这些银库的设计又显得有点不合时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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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丰帝国：全球顶级金融机构的百年传奇 2 告别“白银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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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汇丰新总部大楼从建造到正式启用期间，中国金融界正发生着一场翻天覆地的巨变。南京国民政府实行了影响深远的重大金融改革——废两改元和法币改革，前者使长期存在的银两、银元并行流通现象消失，后者则使中国告别了实行已久的银本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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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两和银元作为货币并行流通，在中国有着一段不短的历史。它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但给商家和百姓带来的却是诸多不便。银两和银元本身，在全国各地成色各异，交易行市不同，计算尤为复杂。而这正是钱庄广泛存在的价值所在，因为兑换正是钱庄的拿手好戏。一个不无夸张的传言说：有个人怀里揣着一两银子，从某个大城市的银街一头开始，先把银子兑换成铜钱，再到下一个钱庄将铜钱兑换成银子，如此往复，等到他走到这条街的另一头，他就会变得两手空空，一无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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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袁世凯时期，社会上就曾多次出现废两改元——废除银两、改为银元的呼声。1914年（民国三年），北洋政府规定一个银元等于银两的七钱二分，并在币制局总裁梁启超的主持下，制定了通行银元的标准，铸造发行壹圆银元（俗称“袁大头”，上面铸有袁世凯头像）通行全国。以后的北洋政府也曾打算实行废除银两、统一发行银元，无奈军阀混战不休、市场混乱不已，加上社会上意见不一，因而并不曾落实到行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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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一系列金融改革被提上日程。当年11月，中央银行在上海正式成立，其业务方针为“统一币制、统一金库、调整金融，以达到‘银行之银行’的目的”。中央银行成立的当月，原由总税务司委托汇丰银行保管的关税收入移交中央银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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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长时间的酝酿，1933年3月1日，国民政府财政部正式发布“废两改元”令，规定3月10日先在上海推行，4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一切交易均以银元计算，同时规定银两、银元间的兑换率。中国长期以银两为主体的货币制度从此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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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银两的关系，钱庄成为金融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废两改元的实行，无异于敲响了钱庄的丧钟。而当国民政府要进行这项改革时，汇丰银行和麦加利银行等也坚决反对，原因是这些外资银行白银持有量大、银两持有多，白银输出的权力又多半掌握在它们手中，一旦改革将失去货币的供给，并削弱其控制钱庄的能力，同时削弱其对国际汇兑业务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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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两改元后，中国实行的仍然是银本位制。中国不是大的产银国，却是大的用银国。白银本身作为一种商品，受市场供求影响，常常随市场波动而涨落，而当时中国实行银本位制，以银元为货币，国际金融市场的剧烈变化造成银价的巨大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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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本位时代，白银成为世界市场的普通商品。全球白银产量增加和白银使用率降低，使银价下跌成为一种趋势。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由于原来的用银国印度、越南实行金本位，日本实行金解禁，对黄金需求大增，实行银本位的中国成为全球白银使用大国，因而白银开始大量流入中国、黄金则大量流出国境，一度出现金贵银贱风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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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从1933年开始，美国政府颁布《银购入法》和《白银购买法案》，大量进口白银，随即纽约和伦敦白银市场的价格持续上扬。于是，大量白银又开始急速流出中国，从而出现延续至1935年的“白银风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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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资银行是运送中国白银出口的主力军。仅1934年8月21日当天，汇丰银行便交由英国邮船“拉普伦号”从上海运走白银1150万元。史料记载，上海的外资银行1934年1月共存银2.75亿元，到年底仅存银5400万元。不仅如此，更多的白银以走私的方式流出境外。白银大量快速外流，对中国极为不利，通货紧缩日甚一日。银根趋紧，银价上涨，物价下跌，国民经济受到巨大威胁，白银风潮随时可能引发经济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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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9月，南京政府就美国大肆收购白银对中国经济造成的巨大破坏提出严正抗议，但美国未予理会。南京政府随后采取加征白银出口平衡税措施，使外售白银者获利微薄，以遏制白银外流。然而，美国银价的继续提升，大规模白银走私出口的洪流依然存在，并未能稳住国内银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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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国民政府的财政开始陷入困境。当时宋子文等国民政府高层曾与汇丰银行有过密切接触。其中，1934年12月，宋子文曾试图通过汇丰银行从英国得到一笔2000万英镑的借款，以偿还内债及政府到期外债和稳定币值。虽然祁礼宾认为宋子文的提议值得认真考虑，但巨额贷款并没有实现。倒是汇丰银行上海分行经理亨奇曼在外汇操作上帮了国民政府的忙。为此，蒋介石曾颁发给祁礼宾和亨奇曼勋章和金表予以表彰。亨奇曼后来写道：“我倒以为，如果我们不予以支持，那就可能发生崩溃，就会使我们损失一笔难以想象的巨额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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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防止白银大量外流引发金融危机，国民政府决定放弃银本位，切断白银与外国的联系，着手实施以“制止通货膨胀，平抑物价并保持物价水平平稳，促进进出口贸易”为主要目标的币制改革。1935年春夏间，币制改革方案的基本框架确定，国民政府并希望英、美对币制改革施以援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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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的国际政治和经济格局下，英国对南京国民政府的法币改革采取支持态度。英国派遣的财政顾问李滋罗斯（Frederick Leith-Ross）来华积极推进了币制改革的设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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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1月3日，币制改革令以财政部“法币政策实施报告”的形式公布。自1935年11月4日起，以中央、中国、交通三家国有银行发行的钞票为法币（法定货币），今后流通使用的货币仅限于法币；逐渐收回除法币以外的其他纸币；设置法币准备金管理委员会；各种银币和现银有义务兑换成法币；以往使用银元单位的契约文件折算为法币；为维持法币与外币汇率的现状，对外币实行无限制买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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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币改革政策宣布后，英、美、日等国政府作出了不同反应。英国在华拥有最多投资和最大商业利益，币制改革一宣布，英国驻华公使即要求在华英商和英国侨民遵从这一法令，使用法币不得再用现银。汇丰、麦加利等银行率先将库存现金及白银，交予国民政府的中央银行。美国实施的白银政策正在加大对中国的影响，美国驻华大使声称公使无权命令其在华私人企业及银行遵守中国法令，但同时暗使花旗、大通银行及美孚等企业把白银交给国民政府的中央银行收兑，不再使用银洋。已经占领中国东北和继续加大在华北扩张势力的日本，则竭力抨击新币制，打击新法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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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新币制法令生效时，国民政府收回的银元被运到香港，存放于汇丰银行金库。随后银元被装箱运往伦敦售予美国，所售得款存放于纽约和伦敦以作为中国发行纸币的准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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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制改革对稳定经济，特别是对民族工业的复苏起到了巨大作用。至于法币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蒋介石在1939年说：“如果这次抗战发生在币制改革之前，那么中国可能稍微提早败亡或者也许忍辱求和。幸亏现在有法币制度，由此形成良好的金融经济秩序，能为长期抗战打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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