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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的金融改革，使中国摆脱了白银的束缚，对汇丰在中国的影响力而言是一种削弱。不过，币制改革成功，一个稳定和发展的中国符合汇丰的长远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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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宣布实行币值改革数日之后，香港政府也行动起来，于11月9日宣布放弃银本位制，在12月6日颁布货币法令。新币值同样以纸币取代银币，将纸币定为法定货币，并宣布确认发钞银行发行的钞票为法定货币。这样，汇丰银行、麦加利银行和有利银行的钞票遂成为唯一法定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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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币改革无疑是中国金融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信用货币取代金属货币，成功化解了全球金融一体化的加深而引发的白银风潮。然而，把具有保存价值的白银换成纸币，对于很多中国百姓来说却是一次痛苦的经历，因为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国家政治形势急转直下，长期失去和平的环境和健全的行政管理，导致钞票最后大幅贬值，百姓手中的纸币越来越“废纸”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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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丰帝国：全球顶级金融机构的百年传奇 [:1703456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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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丰帝国：全球顶级金融机构的百年传奇 3 外滩收尾之作：中银大厦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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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实行的法币改革以及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无限制买卖外汇，结束了长期依据汇丰银行挂牌作为中国实际汇率的做法，上海金融市场原来由汇丰银行主导的这种局面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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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由于中国各阶层的决心和努力，这时收复国家主权的运动在很多方面都已取得进展。从1929年到1934年，中国收复了已丧失多年的海关自主权，进口关税从4%上升至25%，从而恢复到了一个比较合理的水平，依此一定程度上可以对国内市场实施保护；废除了针对中国商品征收的入市税——厘金，也就相当于取消了民族企业与外国企业之间的一项极其不平等的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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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银行业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从中国银行的发展可窥见一斑。此时的中国银行，是全国规模最大、业务最发达、可吸收存款和发行钞票最多的大型银行。自从1928年11月将总管理处从北京迁到上海后被定位为“国际汇兑银行”的中国银行，开始向海外大步迈进。1929年11月，伦敦经理处开业；1930年7月，国外部正式成立；1930年11月，请英国米特兰银行（Midland Bank）的副总会计师尼科尔（E.Nicols）协助改革中国银行会计制度；1931年9月，日本大阪分行开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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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中国银行领导人的目标是：“总要有一天能把中国银行来替代汇丰银行的地位。”[1]此时的中国银行有理想、有责任、有操守，其向国际金融市场的拓展，开始代表着中国在国际金融界占有一席不容小视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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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海外迈进的同时，中国银行的上海总部大楼建设计划也在积极酝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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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0世纪30年代以后，由西方设计师设计的外滩“万国建筑群”在城市天际线上投下的新剪影已经基本成型。然而，在这条天际线上画下最后一笔的，是中国银行董事会于1934年4月决定建造、由中国建筑设计师参与设计的中国银行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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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跻身于外滩的行址，原是1908年德国人兴建的德国总会。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清政府对德宣战，德国总会大楼作为敌产被中国政府接管，继而由中国银行购入。出于业务发展的需要，中国银行决定将其推倒，重新建造一幢显示其发展雄心的标志性银行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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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中银大厦的建筑过程，有着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即中国银行与新沙逊洋行大班、上海“房地产大王”维克多·沙逊间的“第一高楼”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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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逊家族在东方经营的沙逊洋行和新沙逊洋行，曾经在孟买和上海滩叱咤风云。1832年，当渣甸和马地臣在广州正式成立怡和洋行时，从祖居的巴格达迁到印度的大卫·沙逊在孟买创办了沙逊洋行。这两家同样以从印度贩运鸦片到中国而闻名的洋行，曾经有过激烈的竞争。由于控制着鸦片原料产地，沙逊洋行在鸦片贸易中逐渐占得上风。1864年，大卫·沙逊去世，其在孟买的沙逊洋行总部由长子阿尔伯特·沙逊接管。次子伊莱亚斯·沙逊（Elias D.Sassoon）于1872年创立新沙逊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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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沙逊洋行建立之初，主要经营鸦片买卖和纺织品等贸易。1877年10月，伊莱亚斯取得外滩今和平饭店所在地的产业后，开始涉足房地产经营。三年后，伊莱亚斯去世，由长子雅各布·沙逊（Jacob E.Sassoon）继续经营。1916年，雅各布去世后，新沙逊的实际控制权落入第三代继承人维克多·沙逊之手。因瘸了一条腿而被“老上海”们称为“跷脚沙逊”的维克多，开始将业务重点转向房地产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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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沙逊从1925年起开始兴建高层建筑，首先建造的正是沙逊大厦（今和平大厦）。这幢于1929年竣工的大厦，地面至顶端的高度为77米，不仅是当时上海滩的第一高楼，其5～7层作为华懋饭店的客房，还是当时上海滩最豪华的旅馆，德国式、印度式、日本式、西班牙式、美国式、法国式、意大利式、中国式、英国式客房一应俱全、各具特色。这时，新沙逊拥有50多处房地产，在土地面积、房屋面积和高层建筑幢数方面，都已位居上海房地产商之首，成为上海滩的“房地产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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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9月，中国银行专门成立大厦管理处理事会，负责大厦建造事宜。中国银行副总经理兼上海分行经理贝祖诒（贝聿铭之父）任理事长。上海中银大厦楼高18层，由当时一流的营造商陶桂记中标承造，外商公和洋行和中国设计师陆谦受设计，其设计建筑图早在开工之前就已经印在了中国银行发行的钞票上。中银大厦远远高于77米的外滩第一高楼沙逊大厦。对此，据说维克多极为不满，他通过公共租界的工部局向中国银行施压，官司甚至打到了伦敦。最后中国银行被迫作出让步，把原设计砍削，剩下17层，地上15层，地下2层，比沙逊大厦的“金字塔”顶足足矮了30公分。而为了争个输赢，中行大厦建成后在楼顶上竖起了一根高高的旗杆，这使它看上去仍超出了沙逊大厦的高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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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成后的中银大厦，外形带有典型的中国民族特色：楼顶为平缓的四方攒尖顶，四角微微翘起，上盖蓝色琉璃瓦，象征着蓝天；大楼东立面从高到低为变形的中国钱币形镂空窗框；门前的九级台阶寓意九九归一；天花板两侧八仙过海的图案取意神通广大；加上楼顶用的平缓的四方攒尖，给人以四平八稳、福禄无边之感。在外滩一字排开的高层“洋建筑”中，中银大厦被认为是独一无二的“中国气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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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30年代与杨廷宝、童、李惠伯并称为中国建筑界“四大名旦”的陆谦受，与建筑设计中国银行大楼的关系，也许只有参与设计了香港中银大厦和中国银行新北京总部大厦的贝聿铭可与之比拟。陆谦受设计的中国银行建筑，包括上海中国银行总行、上海中国银行西区分行、南京珠宝廊中国银行、青岛中国银行、苏州中国银行，以及1953年落成的香港中银大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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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成立中银大厦管理处到正式开工期间，国民政府加强了对中国银行的控制。1935年，国民政府改组中央银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商股占了80%以上的中国银行被追加官股1500万元，总资本增加到4000万元。这样，官商各半，控制权落入了政府手中，并由宋子文出任中国银行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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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0月10日，宋子文主持中银大厦的奠基典礼。当天出版的上海《申报》报道称：“闻新厦外表，将于简单之中，寓壮严之意，下层周围墙壁，均用苏州之花岗石，正面计十八层，高二百二十七英尺，于适合现代建筑需要之中兼采中国固有之矩范，尤为特点。……地下层面积辽阔，库房及保险箱之设备均极精巧坚固，保险箱总数达一万具之多。……内部装有最新式及特快电梯十余具，其载人者可以完全自动，速率每分钟可达五百英尺，全部银行办公厅将装制冷气及调节空气机、热气管、水管及防火设备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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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幢大厦原本想打造成外滩的新地标，但被认为由于沙逊的阻挠没能实现，而中国的复兴更因为日本的侵略而备受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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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汇丰银行来说，在上海的公共租界里，他们职员的日子并不像当时的中国人民那样国破家亡、颠沛流离，用不着体验艰难时世。事实上，一直到1941年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汇丰银行在中国的日子都堪称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