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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相信成功的经济必然催生（breed）成功的银行。银行的表现与宏观经济密不可分。正如人们所看到，花旗银行能够成为全球最大的银行，因为现在美国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日本的银行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日本经济腾飞而表现出色，后来则随着经济衰退而衰退。中国经济增长迅速，中国必将诞生成功的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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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当务之急，是要建立‘风险文化’。我们看到，在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95%的资产都存在风险，因此建立完善的风险分析体系、独立的风险评估系统，以及多元化的贷款组合，这些都是中国内地银行急需去做的。中国的银行目前存在的这些问题，主要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银行会优先考虑就业、拉动当地投资，而相对忽视利润和资金投放的有效性。这个转型的过程目前还在继续，银行在向国有企业贷款时，依然有不以盈利为优先考虑的现象。当然，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一定的时间，不可能一蹴而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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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6月的一个下午，在汇丰银行总部大厦35层的办公室内，庞约翰在笔者及同事面前侃侃而谈。这个在亚洲生活了1/4世纪的银行家，称自己在全球有近1/4的同事是中国人，他们给了他无限的智慧和力量，也使他有更大的信心在中国进行投资。也许是有意“讨好”像笔者这样的中国记者，庞约翰处处强调中国文化对汇丰的影响。就汇丰为何会赢得全世界“最节俭银行”的称号时，他说：“我们最早期的公司章程指出，汇丰是一家奉行苏格兰人理财原则的本地银行。这也许是汇丰以节俭持家见称的原因，但我认为汇丰的理财哲学，其实是源自中国人克勤克俭的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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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变则通、不变则亡”等这些千百年来积攒了中国人智慧的格言，经常被庞约翰记在心里并运用到对汇丰的管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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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无论是接受中国记者的采访，还是在不同场合发表演讲，庞约翰在谈到中国时，总是弥漫着一种乐观情绪。住在北京传统的四合院里，庞约翰想象着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站在上海奔流的黄浦江边，庞约翰惊讶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日新月异。庞约翰喜欢中国文化，同时也渴望汇丰在中国发挥更大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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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汇丰的领导人不应该忘记，汇丰起源与发展于香港及中国内地，不应该忘记一个成功企业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以及一个行业的全球领导者所应有的胸怀，因此在赚取大量金钱的同时，也许应该对中国作出更多贡献，把汇丰带向更高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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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丰帝国：全球顶级金融机构的百年传奇 [:1703456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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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丰帝国：全球顶级金融机构的百年传奇 10 汇丰扩张与中国金融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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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上海汇丰银行作为汇丰集团在亚太区的旗舰，其历史上的首位华人主席郑海泉在2005年5月走马上任后，首次出巡即选择了颇具象征意义的上海和北京。用郑海泉的话说：“因为中国内地是汇丰在全球最重要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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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海泉在上海出席汇丰140周年庆典发表演讲时表示，中国内地对于汇丰今天的成就具有深远影响。展望未来，中国经济会继续深远地影响汇丰，中国将是汇丰未来策略的“重心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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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郑海泉侃侃谈及汇丰在中国内地业务的发展与规划：我们在内地的规划很简单，继续寻找合作伙伴，寻找一切可能的投资机会。同时把我们的业务做好，多建一些分行。汇丰一直以来在内地的策略都是在政策允许的情况下能做多少做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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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一段时间，汇丰银行会将投资重点转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对内地证券业，汇丰一直在积极关注，等相关方面条件成熟后，汇丰不排除进入内地证券业。汇丰希望将国际银行业最佳的操守和公司管治带进内地金融市场，为内地市场服务，同时吸纳更多的本地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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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年，相比于其他外资金融机构，汇丰银行在内地的投资可能是最大的一家，但放到全球市场看，汇丰在内地的业务规模还比较小，也就是30多个亿嘛。汇丰银行现在在内地的业务还属于投资期，还没有到收获期，我们不期望投资能够马上得到理想的回报。但对于内地的业务我们还是很乐观的，我们对利润的看法是着眼于未来，看长期，我们注重的是内地市场的长远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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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需要时间建立网络，培养客户，积累本地经验。汇丰银行在内地发展也不只是为了赚钱，我们也希望帮助中国内地银行发展，共同发展，而不是非要把内地银行吃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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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迅猛发展的中国正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庞约翰在接受中国记者采访时极其乐观地说：中国在过去25年中向国外敞开了大门，在未来25年中将成为全球经济大国。因此，汇丰对中国内地有一个长达1/4世纪的战略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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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丰再次高调地来到了中国这个财富宝藏的门前，期待在金融业的各个领域施展拳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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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不仅汇丰集团，其他一些外国金融机构也已纷纷来到中国，上演着一个个追逐财富的故事。外资金融巨头掀起的投资中国银行业的热潮，便是这些财富故事中最引人注目者：美国银行出资25亿美元入股中国建设银行（2005年6月17日达成协议）；苏格兰皇家银行投资团出资31亿美元购入中国银行10%的股权（中国银行于2005年8月18日正式对外宣布）；高盛投资团斥资38亿美元购得中国工商银行8.89%的股权（2006年1月27日签署协议，4月28日完成资金交割）；渣打则选择了新成立的第一家在发起设立阶段即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的渤海银行（2006年2月16日在天津开业，渣打拥有19.99%的股权）；花旗除了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上有所斩获（花旗首期获浦发银行5%的股份，在政策允许的前提下2008年前花旗将增持至14.9%，最终不超过24.9%）外，更全力鏖战广东发展银行（当初花旗曾提出独占60%甚至更高的比例，2006年11月16日尘埃落定，花旗持股20%）……总之，外资金融机构已经在中国的各类银行“招引”下全面出击。截至2005年10月，已有19家境外机构投资者入股16家中资银行，外资投资金额已超过165亿美元，占国内银行总资本的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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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金融业改革向纵深迈进，外资金融巨头参股中国国有银行及股份制商业银行如火如荼，一场关于“是否贱卖国有银行”以及“外资入股是否危及国家金融安全”的争论由此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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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贱卖”争论初始于交通银行引资上市。2005年6月，交通银行在香港上市，其战略投资者汇丰所持股份大幅增值，“贱卖”论的声音隐隐出现。此后，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等国有商业银行和其他中小银行也纷纷引入外资。10月27日，中国建设银行在香港上市，争论浮出水面。人们发现建行公开交易的股价为账面价值的2倍，远远高于出售给美国银行和淡马锡的价格（1.2倍）。因而指责建行被“贱卖”的言论迅速涌现[3]，继而争论被进一步引向纵深：外资入股是否会危及国家金融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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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海泉于2005年11月在上海出席“2005年香港-上海CEO论坛”后接受媒体采访，讲述汇丰在中国内地的发展战略，正是这场争论在内地广泛引起注意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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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丰银行一位高管仰望浦东的交通银行大厦说，交银大厦不久将要更名为汇丰银行大厦。”德邦证券总裁余云辉说，悄悄地控股平安保险，平稳地笑纳交通银行的控股权，再择机控股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和信托投资公司，最后完成在中国设立金融控股集团的布局，这就是汇丰等境外战略投资者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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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资本（外资）入股中国金融企业，除了追逐利润这一资本的本质特性外，其更长远的目标是控制中国的金融企业和金融产业，最终达到控制中国经济的目的，从而瓜分中国的经济资源及其所创造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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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云辉同时勾画了一个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攻城略地的路线图：第一步，小比例参股，进入董事会，了解被投资企业的情况，同时了解和掌握所在行业趋势和市场状况；第二步，通过增资或收购等途径把持股比例提高到离控股国内金融企业仅有一步之遥的某个临界点（或直接控股）；第三步，通过外资所在国的政府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借助中国经济的上升周期，迫使人民币进一步升值，使外资机构所持有的人民币资产（中国金融企业股权）升值；第四步，人民币持续升值导致出口逐步下降，而国内需求因财富外流却难以提高，最后导致宏观经济环境逐步恶化；第五步，在中国宏观经济环境逐步走向恶化的过程中，人民币汇率已经处于高位。此时，外资机构通过政府组织和其他手段要求中国开放资本账户，实现人民币自由兑换；第六步，在人民币可自由兑换的情况下，伴随中国经济增长周期一路持有的股权不仅分红丰厚、而且得到股份增值和人民币升值带来的双重收益，他们通过金融企业上市减持股份，并把投资和利润兑换成为外汇撤离中国；第七步，当这种撤离行动变成一种一致行动时，人民币不得不大幅度贬值，国内金融危机爆发；第八步，利用金融危机和人民币贬值之际，境外机构把外汇回流回来再兑换成人民币，并进一步增持或收购中国金融机构股份，达到控股目的，完成对中国金融业的进一步控制。经过一系列的有序进攻，大部分中资金融企业变成外资金融机构在华的分支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