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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策因素看，前期减顺差促平衡的调控和监管政策开始发挥作用。在稳出口、扩进口的政策作用下，2011年前11个月我国进口增速高于出口5.3个百分点，贸易顺差同比下降18.2%。为防范跨境资本流动风险，2010年11月以来外汇管理局两次启动跨境资本异常流入应对预案，在防热钱、控流入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并对银行企业收结汇业务加大了外汇查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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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年底以来外汇市场震荡看似大于2008年年底全球金融海啸爆发之时，主要原因有三个：第一个是贸易顺差大幅收窄，2008年年底至2009年年初每月贸易顺差约400亿美元，而最近几个月顺差仅为150亿美元左右；第二个是2008年危机以来在全球低利率环境下，我国境内企业和机构负债美元化进程加快，境内银行外币贷存比屡创新高，现在开始大量回补美元空头；第三个是2010年以来离岸人民币市场的快速发展，加剧了顺周期性的跨境资本流动冲击，以前持续净流出替代购汇，现在转为净流入替代结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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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怎么看：形势变化总体利大于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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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去向可辨。首先，中国面临资本流出和人民币贬值压力，是国际金融危机向主权债务危机演变的大背景下，新兴市场国家普遍出现的情况。如巴西雷亚尔、墨西哥比索、泰国铢等前期较为强势的新兴市场货币，2014年9月以来已从升值转为全年贬值。其次，我国外汇净流入下降主要与实体经济活动有关，10~11月银行代客结售汇顺差同比下降98%，其中贸易项下净结汇减少贡献了74%。当月，贸易结售汇顺差自2010年8月以来首次小于海关进出口顺差，这反映了企业债务去美元化和人民币跨境收付方向的转化。最后，从外汇占款变动情况看，10月央行外汇占款减少了893亿元人民币，金融机构（含央行）外汇占款下降了249亿元人民币，这意味着央行净卖汇中有72%转为了商业银行增持的外汇头寸（银行外汇占款相应增加了644亿元人民币）。而银行增持头寸，主要是为了降低前期的货币错配和对冲客户远期净售汇的风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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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趋势可控。首先，中国是高储蓄和高储备国家，本身具有较强的抵御资本流出冲击的能力。南非、印度、巴西等国正是由于近年来经常账户持续逆差，导致本轮欧债危机冲击中货币贬值幅度较大。其次，从国内储蓄投资关系、经济软着陆前景和国际分工格局等方面看，决定我国国际收支顺差的基本因素没有发生变化，外汇市场波动有可能是临时性、阶段性、局部性的。最后，境外存在人民币贬值预期但境内远期人民币仍为升值方向，而且境外贬值预期和压力远不如上次金融海啸全面爆发时。10月，在市场大肆做空人民币的情况下，香港人民币存款仅下降37亿元人民币，较8月末仍增加了95亿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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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机会可用。外汇净流入放缓甚至暂时净流出，符合减顺差、促平衡的宏观政策调控目标，全年外汇储备增幅有可能低于2008年。尽管未来我国国际收支仍有望顺差，但规模可能下降、波动性加大。一方面，受制于财政健康状况，各国经济刺激力度减弱，全球经济有可能陷入长期缓慢复苏，我国外部需求下降，货物贸易收支将趋于平衡；另一方面，尽管发达国家将较长时期实行低利率政策，甚至不排除美联储出台第三轮量化宽松，但欧美均存在中长期的金融去杠杆化压力，加之实施《巴塞尔协议Ⅲ》资本充足率要求，以及各种结构性问题交织在一起，国际金融将反复动荡，抑制套利资本流入我国，我国跨境资本流动振荡加剧。而这种发展变化态势，有利于我国实现国际收支平衡、减缓外汇储备积累，有利于扩大货币政策操作空间、增强宏观调控的有效性，有利于化解人民币汇率升值预期、缓解人民币汇率重估和对华贸易保护主义的国际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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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怎么办：抓住时机推动发展和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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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经济转型。金融危机向债务危机的演变，显示出2008年爆发的危机将会长期化，世界经济缓慢复苏将长期制约我国外需的扩大。因此，我们还要变压力为动力，坚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继续调结构、扩内需、减顺差、促平衡。要消除各种体制机制性障碍，实现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三次产业协同带动的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要继续稳出口、扩进口，积极转变外贸发展方式，逐步建立品牌技术优势，走以质取胜的外贸发展道路，逐步增强出口的非价格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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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金融市场。未来国际金融将反复动荡，跨境资本大进大出的异动风险将长期存在。我国要加快健全投融资体系，提高储蓄转化投资的能力，减少对外资的依赖。要加快发展多层次的金融市场体系，不断提高市场深度和广度，增强抵御跨境资本流动冲击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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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对外投资。在欧美经济经历深刻的结构调整，国际经济和货币秩序重构的过程中，扩大民间对外投资，实现“藏汇于民”是我们应对外部冲击的重要武器。要进一步简化行政审批手续，在坚持市场导向的原则下加大对外直接投资建厂和收购海外战略资源的政策支持力度。要在风险可控、监管到位的情况下，积极探索构建主体多元、渠道分散的对外投资格局，进一步提高外汇资源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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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监测预警。在国际金融动荡中，外汇市场形势瞬息万变。要按照对资本流入和流出均衡监管的思路，建立健全跨境资本流动双向监测预警体系。要摸清资本流动的来源和去向、把握资本流入流出的规律、预测跨境资本流动的发展和变化，做到有数据、有情况、有分析、有判断。要提高涉外经济数据透明度，扩大数据披露范围和频率，增强市场主体自身识别和管理涉外经济风险的能力。要根据不同情形，制定和完善应急预案，不断充实政策储备，防范异常资本流入和流出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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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宏观调控。未来我国将继续面临复杂多变的国际经济金融环境，经济运行面临诸多不确定性。我国要兼顾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适时微调，提高宏观调控的针对性、灵活性和前瞻性，避免出现国内与国际紧缩的双碰头。要积极利用汇率预期分化、外汇供求改善的有利时机，进一步改进汇率调控方式，发展外汇市场，改进外汇头寸管理，增加人民币汇率弹性，形成人民币汇率有升有贬的双向波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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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宣传引导。预期管理是开放型市场经济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有四两拨千斤的效果。要多渠道、多角度地加强宣传，引导市场主体树立正确的金融风险意识，改变单边预期。要引导市场认清形势变化，区分是预期目标还是市场冲击，减少对跨境资本流动变化的过分渲染和炒作，稳定和引导市场预期，为改革和调控创造更好的舆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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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动态评估自2012年年初以来外汇形势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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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12年以来外汇收支状况进一步改善，但外资主动撤离迹象尚不明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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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售汇顺差减少，结汇由升转降是主要原因。2012年1~5月，银行结售汇顺差230亿美元，同比下降90%。其中，银行结汇同比下降5%，2011年同期增长36%。个人赡家汇款、投资收益、外商投资企业资本金和境外募股资金等项目结汇下降几乎贡献了银行结汇总降幅的全部，这与相关渠道跨境资本流入减少相一致。同时，跨境人民币收入占比由上年同期的2%上升至10%，以及银行新增外汇存款1026亿美元，也对结汇产生替代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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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出现跨境资本大规模集中撤离。2012年1~5月，银行售汇同比增长42%，与2010年和2011年各年增速均为36%相比变化不大。从以下渠道看，未发现外资大规模主动撤出：1~5月，外来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撤资购汇合计增长53%，但规模仅为41亿美元；外方投资收益购汇增长20%，但远低于售汇平均增速42%。同期，境外直接投资和偿还国内外汇贷款购汇合计增长41%，但这不属于外资主动撤离。售汇增长的72%来自进口用汇，这与当下企业购汇意愿增强、外汇贷款动机减弱的主观行为有关，也不能完全归结为外资撤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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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个人结售汇逆差扩大。2012年1~5月，居民个人结售汇逆差同比扩大2.8倍。其中，居民个人结汇同比下降26%，2011年同期为增长35%，主要是由于居民个人海外收入和华侨华人赡家汇款下降。居民个人售汇同比增长40%，与2011年全年增速基本相当，主要是因为旅游购汇增长43%，占全部银行售汇的8%。其中，大部分是我国居民个人境外旅游和留学用汇，也不排除用于对外投资、移民转移等目的，但对整体售汇影响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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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12年下半年仍有望保持外汇收支基本平衡，且出现资本流向逆转的风险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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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于我国跨境资本保持净流入的积极因素正在逐步积累：一是中央出台的一系列预调微调政策将有助于提振市场信心、保持经济平稳增长；二是各主要经济体均将保增长放到了重要位置，尤其是欧盟通过1200亿欧元的经济刺激计划，显示欧债危机的解决更加注意增长与紧缩的平衡；三是不让欧元区解体迄今为止仍是欧洲坚守的底线，欧盟仍有资源和决心避免最坏情况的发生；四是2012年上半年特别是6月下旬有支持“走出去”、大型银行对外股息购汇等特殊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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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跨境资本流动的不确定因素也在发展演变：一是欧债危机没有简单、无痛的解决方案，有长期化、复杂化趋势，将会不断考验政府和市场的神经；二是美国经济复苏并非坦途，美联储下调2012年经济增速预测，且未来两党关于财政减赤方案的争执可能成为新的市场不确定因素；三是危机有向新兴市场蔓延的趋势，有可能进一步加剧国际金融动荡；四是各国保增长的政策空间大不如前，财政脆弱制约了进一步刺激的力度，货币宽松也是治标不治本；五是资本充足率要求和资产减记可能在较长时间内驱使全球金融去杠杆化，地缘政治冲突也可能带来国际商品和金融市场的大幅震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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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看，2012年下半年我国跨境资本净流入规模有可能小于上半年。尽管不排除出现阶段性的跨境资本净流出，但因为上述许多负面冲击基本在市场预期之内，世界经济出现全面、深度衰退的风险较低，因此，尚不至于出现外资大规模集中撤离。即便全年我国跨境资本出现少量净流出，我国国际收支仍处于基本平衡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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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跨境资本大规模集中撤离的风险要警惕但不必过于担心。一是欧债危机恶化、资本回流美国、日本引爆危机等可能性确实存在，但其忽视了国际社会对于增强危机救助能力、平衡增长与紧缩的共识不断增强，降低了欧债危机极度恶化、全球大衰退的概率。经济复苏的曲折性决定了美元资产并非绝对安全，日本债务危机也不必然立即爆发，三个风险点同时引爆更是小概率事件。二是我国与其他新兴市场的基本面存在较大差异，即我国仍为贸易顺差、外汇储备规模庞大，且利用外资存量的60%是稳定性高的直接投资，波动性大的证券投资不到10%。鉴于世界经济低迷，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回落压低国内进口成本，下半年我国贸易顺差还可能进一步扩大。事实上，在2012年上半年国际金融持续动荡的情况下，人民币汇率贬值预期仍在2%以内，远低于2008年年底金融海啸时7%的高点。虽然香港市场人民币存款连月下降，但这反映了离岸市场人民币投资方式增多和回流渠道增加的影响。同时，前5个月人民币跨境业务成倍增长，占整个跨境收付总额的10%，同比上升5个百分点，跨境人民币由年底净流入重新转为累计净流出76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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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积极应对国际经济金融不确定性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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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认识我国当前外汇形势。现阶段我国跨境资本流动状况的变化，主要是由外部诸多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冲击造成的，对我们自己的影响有限。未来一段时期内，跨境资本流出压力加大，对我国宏观调控的灵活性和前瞻性、维护各界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以及境内机构的风险管理等均提出了新的挑战，但总体上利大于弊。困扰我国多年的国际收支持续较大顺差的对外经济不平衡问题迎刃而解，符合国家宏观调控目标，有利于推进人民币汇率机制和资本账户开放等重大改革，有利于降低我国对外金融风险敞口，有利于缓解国际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的压力。因此，对跨境资本集中撤离我国的风险，应冷静观察、沉着应对、未雨绸缪，但不必过度反应、自乱阵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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