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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涛：关于外汇储备投资的问题，我们以前有过类似的访谈，感兴趣的话可以查看相关报道，另外这跟我们此次新闻发布会的主题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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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美国QE退出的影响。美国货币政策走向一直是影响我国跨境资本流动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我们今年密切关注的一个变量。到现在为止，美国QE退出和其他国际国内很多因素交织在一起，确实对我国跨境资本流动产生了一定影响，企业已经调整了相关财务策略，但这些调整并不完全都是因为美国QE退出引起的，还有其他因素，包括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国内经济走势、汇率预期分化等。从影响的结果来看，我在前面的回答中也提到，这种变化总体上是有益的，符合改革的方向和调控的目标。未来我们将继续关注美国货币政策走向等因素，做好应对预案，市场也要高度关注国内外各种因素的影响，在日常经营中运用适当的工具和手段管理好跨境资本流动和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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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房地产市场情况，从我们监测的指标看，目前外资从中国房地产市场流出的势头并不明显，一是外国人在中国买房的资金总体还是净流入的，而且流入比以前多。今年前三季度，非居民在中国购房的资金净流入是5.2亿美元，申报的金额不大，但相比2009年到2013年同期呈现数十倍增长。二是房地产行业的外商投资企业资本金流入依然较高，今年前三季度净流入201亿美元，为2009年以来同期净流入的最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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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总体来看，今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总体贬值，所以一些媒体报道，比如说航空、钢铁、房地产行业企业上半年年报里出现了大量的汇兑损失，请问管司长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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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涛：第一，你提到的情况我们也注意到了。近期有媒体报道，今年上半年我国上市公司披露的汇兑损失合计117亿元人民币，这个情况确实存在。由于人民币汇率总体上有所走低，借用外币负债的企业就会出现汇兑损失。但这只是会计核算意义上的账面损失，只要在此期间不发生实际的人民币购汇偿债，就不构成实际的损失。而且由于人民币汇率是双向波动的，人民币贬值的时候可能有损失，但反过来，最近一段时间人民币又有所回升，企业的汇兑损失就会减少，所以这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变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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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我们很多企业既有外币的负债，也有外币的资产，而汇率波动是把“双刃剑”，当汇率走低的时候，肯定增加外币债务负担，但同时也会增加外币资产的收益。所以要说到底是损失了还是赚了，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只是因为汇率波动的受益者通常是沉默的大多数，而受损者就会发声或者被媒体炒作，负面影响可能被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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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过去企业可能习惯了人民币汇率单边升值、低波动率的状态，在人民币利率较高的情况下，借用外币负债在财务上较有吸引力。但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以后，就不一定是稳赚不赔的交易。为此，建议企业适应人民币汇率的双向波动，尽量减少货币错配，采取借外汇、收外汇、还外汇的策略。同时，要基于实际需要适度举借外币负债，不要人为地放大杠杆，把一个融资工具作为赚钱的手段。最近市场上暴露的一些大宗商品贸易融资风险问题，可能就是由于一笔交易做出了很高的杠杆率，把这当作赚钱的工具，在汇率双向波动的情况下就会产生风险。此外，企业应对外币负债敞口进行适当的套期保值，积极运用外汇衍生产品等工具管理好汇率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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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时报：央行官员9日称，央行将推动建立合格境内个人投资者，就是新的QDII机制，允许个人投资境外市场，请问外汇局对个人海外投资有哪些支持措施？是否会进一步放松个人年度5万美元的换汇限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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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涛：关于QDII2的有关政策是由人民银行制定的，建议向相关部门咨询。关于个人年度购汇5万美元的限额，外汇局在9月25号有专场的新闻发布会，当时有记者也问到了这个问题，为了节约大家的时间，我就不再重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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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发布会到此结束，谢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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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0月23日，原文载于中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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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外汇收支数据有关情况”新闻发布会文字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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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电视台：我的问题是，自2014年下半年以来，我国进出口顺差比较大，而银行结售汇8月开始持续逆差，主要原因是什么？是否意味着“热钱”流出，未来的趋势是什么？还有关于欧债的问题，今天欧洲央行将决定是否会出台大规模的刺激计划来购买欧债，此前欧洲有一些国家在降息，被市场喻为“欧洲版的QE”，这对我国跨境资本流动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对人民币汇率有哪些影响？想听听管司长的判断。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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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涛：谢谢你的问题。你的问题有两个方面：一是去年的外汇形势和未来的发展；二是欧版QE对中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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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问题，去年从第二季度开始我们就注意到，贸易顺差不断扩大，而银行结售汇差额持续下降，甚至从顺差转为逆差。在前两次的新闻发布会中，这个问题也被反复问道，我们把这种现象称为贸易顺差和外汇供求关系的背离。去年下半年，进出口顺差累计2778亿美元，比上半年增加了166%，但同期，即期和远期结售汇却持续逆差，累计差额由上半年的顺差1674亿美元转为逆差818亿美元。从国际收支角度看，三季度经常账户顺差为722亿美元，比上半年每季平均的402亿美元大幅上升。但跨境资本流动由上半年的每季平均净流入389亿美元转为三季度的净流出90亿美元。同时，外汇储备资产由上半年每季平均增加743亿美元转为下降4亿美元。初步估计，第四季度国际收支仍可能呈现“经常账户顺差、资本账户逆差”的运行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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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跨境资本流动波动加大主要受三方面因素影响：一是，2014年3月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浮动幅度进一步扩大，汇率双向波动逐渐深入人心，人民币汇率预期分化，促使企业结汇意愿减弱、购汇动机增强，并采取了增加外汇存款、减少外汇贷款的财务操作。2014年年底，境内外汇贷款与境内外汇存款之比较年初下降了26个百分点，市场财务运作策略出现了回补美元空头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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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2014年世界经济整体呈现一种不平衡的缓慢复苏，美联储逐步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美元汇率全面走强，全年美元指数上升了12%。在这种情况下，国际资本大量回流美国，而许多新兴市场面临资本外流、本币贬值的压力，这对中国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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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以后，市场越来越关注我国经济运行状况，以及其中可能蕴含的一些风险和问题，市场情绪处于较大波动期，加之人民币汇率已经趋于均衡合理水平并被市场广泛接受和认可，激发了境内市场主体资产负债币种结构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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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跨境资本出现的这种双向震荡应如何看待，主要有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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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这符合宏观调控和改革的方向。一是随着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央行逐步淡出常态式外汇市场干预，“贸易顺差、资本流出”的格局必然会更加常态化。二是银行的外汇存款增加，但境内外汇贷款减少，说明外汇存款大部分被银行用于境外投资，使得外汇由过去央行集中持有变成了市场分散持有，是“藏汇于民”的过程。三是国内企业在前期借了大量美元债务后正在加速偿还，有利于降低整个社会的杠杆率，也有利于减少货币错配，这是一种预期中的、有序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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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目前的这种调整是适度的、可承受的。虽然下半年出现了一定的资金流出压力，但并没有改变全年外汇供大于求、外汇储备增加的基本格局。而且，市场保持了平稳运行，企业用汇需求基本上是有保障的，外汇市场流动性非常充足，企业包括个人并没有出现恐慌性的囤积外汇。11月和12月，外汇供求缺口由前两个月的两三百亿美元收敛到百亿美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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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人民币对美元双边汇率虽有所走低，但对主要贸易伙伴货币汇率总体继续偏强。去年，国际清算银行编制的人民币名义和实际有效汇率指数均创历史新高，全年分别升值了6.4%和6.2%，2005年汇改以来累计分别升值了40.5%和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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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我国跨境资本流动仍将面临很多不确定和不稳定因素。从较确定的情况看，我国仍将保持经常账户顺差，尤其是货物贸易顺差；我国经济增速虽然从高速换挡到中高速，但仍将继续处于世界较高水平，而且人民币利率仍然会高于主要货币利率，这有利于保持对国际资本尤其是中长期资本的吸引力。从不确定的方面来看，市场还会关注国内经济运行状况以及其中的财政、金融风险等问题，本外币利差缩小将加速境内市场主体的资产负债币种结构调整。国际上也有很多不确定性因素，比如主要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将继续分化，美国货币政策正常化，欧洲、日本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继续加码，再如大宗商品价格调整、新兴市场货币动荡、地缘政治冲突等。总体上看，今后一段时期，我国将继续呈现“经常账户收支基本平衡、跨境资本流动双向波动”的国际收支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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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问题，关于欧版QE对我国的影响。欧元区是世界主要经济体，欧元也是世界主要货币，所以其宏观经济政策有巨大的溢出影响，我们一直在密切关注。现在来看，欧元区可能出台的QE对我国影响有利有弊。一方面，在美国货币政策正常化的情况下，欧版QE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缓解美国QE退出的紧缩性影响。另一方面，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走势分化会影响主要货币之间的汇率，这将加剧国际金融市场特别是外汇市场的震荡，新兴市场管理跨境资本流动和汇率预期的难度也会增加。此外，欧版QE只是影响我国跨境资本流动、人民币汇率走势的重要外部因素之一，需要结合其他因素综合分析，做出总体判断，做好相关预案。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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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管司长您好，刚才您提到了现在全球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出现了分化，而且会进一步加剧。我们知道美联储去年是退出量化宽松政策，大家都预计今年年中或者早一点或者晚一点会启动加息周期。如果美联储启动了加息周期对我国未来跨境资本流动会产生多大的冲击？您是怎么判断的？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应对措施？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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