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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涛：谢谢你的问题。去年四次新闻发布会有三次都提到了相关问题。作为世界最大经济体和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美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一举一动都有巨大的溢出效应，美联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不论是推出还是退出，我们都非常关注。目前主要有几个判断：第一，去年美联储QE退出对我国跨境资本流动影响有限。2014年，美联储QE逐步退出，使许多新兴经济体遭受了不同程度的资本外流和货币贬值压力。从我国情况看，自2014年下半年以来，在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明显增强的背景下，美联储QE退出、美元升值和其他因素交织在一起，推动国内企业加速了财务调整，跨境资本呈现一定的偏流出压力。但这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全年国际收支、外汇供求趋于基本平衡，外汇储备略有增长的总格局，而且外汇市场保持基本稳定，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虽有所调整，但多边汇率还是偏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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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今年美联储货币政策继续正常化对我国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挑战与机遇并存。记得在去年1月的新闻发布会上回答过类似问题，当时我们提出美联储QE退出对我虽有影响但有信心和能力应对。一方面，我国经济总体保持平稳较快增长，外部账户稳健，外汇储备充裕，对跨境资本流动的冲击有较大承受能力；另一方面，美联储QE退出以及货币政策正常化是基于美国经济复苏的前景，如果美国经济复苏较好，意味着我国外需改善，有利于扩大我国出口。现在看来，上述有利条件继续存在。同时，更要把美国货币政策正常化带来的压力变成我国进一步改革开放、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动力。比如，美国货币政策正常化可能分化人民币汇率预期，有利于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改革；有可能加速境内企业资产负债币种结构调整，但这是对前期大规模流入的一种纠正，既有利于促进我国国际收支趋向基本平衡，也有利于改善宏观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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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特别强调，面对对外开放的新特点必须更加积极地促进内需和外需的平衡，出口和进口的平衡，引进外资和“走出去”的平衡，逐步实现国际收支基本平衡，所以国际收支平衡仍然是目前的宏观调控目标。美国货币政策正常化可能会促使国内企业加速债务调整，这有利于减少货币错配，降低中国经济外部脆弱性。关键是要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做好，这样就能够积极应对外部不确定性、不稳定因素带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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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推改革和防风险并重仍然是今年外汇管理工作的重点：一是继续推进外汇管理简政放权；二是以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为着力点，不断提升贸易投资便利化程度；三是加强跨境资本流动双向监测预警，积极构建外债和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加大对违法违规跨境资本流动的查处力度；四是积极培育外汇市场，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发展需要；五是创新外汇储备运用，不断完善外汇储备经营管理。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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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日报：近期有市场机构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说中国近年来有3000亿美元的国际收支净误差，可能反映了资本的隐秘外流，尤其是去年第三季度，净误差与遗漏创下了-630亿美元的纪录，请问管司长对此如何评价？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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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涛：谢谢你的问题。我们也注意到了相关情况。从2009年开始，我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净误差和遗漏”就一直为负值，到2014年第三季度累计为3463亿美元，其中2014年第三季度，经常账户顺差722亿美元，资本账户逆差90亿美元，储备资产减少1亿美元，净误差和遗漏是-632亿美元。对这个问题，我们有四点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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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从统计上讲，我国净误差遗漏规模是适度的，国际收支统计是可信的。由于统计技术的原因，各国编制国际收支平衡表时都设置了“净误差和遗漏”这个轧差项目，以使借贷双方相等。而且，国际收支规模越大，有可能误差和遗漏也相应增加，高频数据又比低频数据的误差可能更大，比如季度数可能比半年度的大，半年度可能比年度的数据波动大。根据国际惯例，只要“净误差和遗漏”规模占同期国际收支口径货物贸易进出口额的比重在正负5%以内，平衡表就是可靠的。2008年也就是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净误差遗漏占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为2%左右，2014年第三季度占比是5.6%，但前三个季度的占比只有2.4%。美国刚刚公布的2014年二季度国际收支平衡表数据显示，经常账户逆差1035亿美元，资本账户顺差103亿美元，储备资产增加8亿美元，净误差遗漏是正的940亿美元，占同期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的9%，2012年第一季度这一比例是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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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不论是隐性还是显性的资本外流，去年前三个季度我国出现经常账户顺差、资本账户逆差是意料之中的。目前，央行已经逐步淡出了外汇市场的常态干预，所以“贸易顺差、资本流出”是必然的市场结果，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上也就反映为经常账户顺差、资本账户逆差，但这符合调控和改革的方向，也属于一种合意的国际收支平衡结构。从理论上来讲，有一种分析框架，本身也把“净误差和遗漏”包含在资本项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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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需要密切关注违法违规的跨境资本流动，但不能过分或者过度解读“净误差和遗漏”的经济含义。比如去年三季度净误差遗漏为-632亿美元，从统计上来讲可能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可能低估了对外资本的输出，二是可能高估了经常账户顺差，所以不能简单地把它归为资本流动的原因。实际上，净误差遗漏的方向和资本流动的方向不一定有必然联系，从2009年开始我国净误差遗漏一直为负，但是到2013年之前，除了2012年出现了流出压力，其他年份我国都面临资本内流、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从统计技术角度讲，如果采用合理、稳定的方法，能够估算出刚才所提到的两种可能性对应的具体规模，也应该归入国际收支平衡表的相应交易项目。举个例子，国际收支平衡表的货物贸易进出口与海关口径进出口统计的差异之一，就是平衡表会将海关查处到的进出口走私货物量记入货物贸易项下。如果大家接受这个方法的话，那么这些违规的资本流动都应该放到相关交易项目下。所以，统计就是统计，只是对经济活动的客观反映，不能和资本流动管理问题混为一谈。我们要监测分析违法违规的跨境资本流动，但着力点不应该放在净误差和遗漏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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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数据质量是统计的生命线，所以要进一步提高国际收支统计质量。面对层出不穷的新情况、新问题，外汇局下一步将不断完善统计制度和方法，尽可能降低净误差和遗漏的规模。比如，近期实施的对外金融资产负债及交易统计制度，就区分了对外投资的交易变化和货币折算等非交易变化，即哪些是交易引起的对外投资变化，哪些是货币折算导致的对外资产变化。做了这个区分以后，就可以提高对外投资统计的数据质量。该制度还新增了银行卡境外刷卡消费统计，也可用于更加准确地估算中国居民在境外的旅游消费支出统计。再如，除继续通过企业申报逐笔采集交易数据外，还将更多采用抽样调查和估算的方法，以更低的成本、更可靠的方式确保统计数据的全面性和准确性。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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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时报：管司长您好，您刚才谈到2014年我国跨境资本流入放缓，双向波动更加频繁，就资本市场而言，在去年“沪港通”启动之后，跨境资本流出入是否有新变化？您觉得对于未来跨境资本进出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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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涛：谢谢你的问题。去年11月17日正式启动了“沪港通”，这是中国扩大资本市场双向开放、促进人民币在内地和香港之间有序流动的一个重大改革举措。正式启动以来，制度运行基本平稳，相关部门的评价也符合预期。国际收支统计数据显示，11月和12月，北上的“沪股通”资金呈现净流入，两个月合计为114亿美元，南下的“港股通”资金净流出15亿美元，北上和南下之间轧差以后“沪港通”项下净流入内地股市的资金为98亿美元，但占同期整体跨境资本流动的比重有限。从流入股市的净流量来看，与同期各种合法渠道流入股市的资金相比，占比也是较低的。所以虽然北上的资金比较多，发挥了一定作用，但目前为止规模较小，处于起步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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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已经明确要加快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扩大资本市场的双向开放，这是大势所趋。开放以后，跨境资本波动可能会更加常态化。对此，一是要增加容忍度，对于流入流出都要有心理和措施上的准备。二是应对开放以后的跨境资本流动冲击，关键是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如果我国经济保持稳定增长，就有利于长期资本的流入；如果改革顺利推进，就能够解决一些价格上的扭曲；如果建立起宏观审慎的跨境资本流动管理体制机制，就能够应对跨境资本流动带来的冲击。也就是说，一方面要增加容忍度，另一方面要练好内功，就可以更好地应对未来可兑换程度不断提高、市场开放不断扩大的新形势。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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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评社：司长您好，我想问一下伦敦和巴黎作为新兴人民币离岸结算中心的发展情况，以及它们和香港的一些竞合关系的问题，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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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涛：您这个问题问得很好，但是跟今天发布会的主题没有关系。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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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我想问关于2014年热钱监控的问题。因为昨天在达沃斯论坛上，央行行长周小川提到说热钱仍然在影响我们国家大宗商品的价格以及股市，想问一下2014年外汇局在这方面的监控和监管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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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涛：去年，外汇管理部门始终按照均衡管理的思路，密切监测跨境资本的流入流出。年初对跨境资本流动形势做出了总体预判，年中根据形势变化随时调整监测重点，年底对2015年的形势做了预测和分析。关于跨境资本流动对股市和大宗商品市场的影响，我们有阶段性的报告，比如关于大宗商品市场的影响，年初国内一些企业利用大宗商品进行融资套利，但进入第二季度后，随着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明显增强、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剧烈调整，这种套利动机逐渐减弱。特别是6月一些地方出现了贸易融资的风险事件，这对市场也是一次生动的风险教育。我们注意到，相关监管部门收紧了监管政策，境内银行加强了对大宗商品贸易融资的真实性审核，一些境外银行由于担心可能出现风险也相应收缩了对华相关业务，使得下半年相关融资活动出现很大变化。从我们监测的贸易融资数据看，上半年进口跨境贸易融资余额增加428亿美元，但下半年减少了877亿美元。这不一定完全是大宗商品项下的融资，但也反映了一定的趋势。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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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今天的发布会到此结束。谢谢管司长，谢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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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月22日，原文载于中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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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一季度外汇收支数据有关情况”新闻发布会文字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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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电视台：自2014年下半年以来，我国银行结售汇持续逆差，今年第一季度逆差有所扩大，这是否意味着我国出现了跨境资本流出压力？您怎么看待当前的形势？未来的趋势会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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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涛：实现国际收支基本平衡是当前我国宏观调控的一项重要任务，外汇管理局一直密切关注跨境资本流动对国际收支的影响。对于你的问题，我想从三个方面来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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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当前确实存在资本流出的现象。海关公布的第一季度进出口顺差1237亿美元，而银行即远期结售汇逆差1200亿美元。由此可见，包括银行部门和非银行部门在内的全口径的国际收支状况必然是“经常账户顺差、资本账户逆差”，与2014年第二季度以来的情况基本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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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当前资本流出属于意料之中的调整，不能简单等同于违法违规和隐秘的资本外逃。首先，这种调整是可预期的，反映了市场主体顺周期的财务运作。当前国内经济下行压力比较大，世界经济又处于深度调整之中，美元汇率也在持续走强，受这些因素影响，境内的企业和个人延续了去年以来的“资产外币化、负债去杠杆化”的财务运作，导致即远期结汇减少、购汇增加。尤其是3月，在外贸顺差急剧下降的情况下，前述内外部因素叠加，导致了当期跨境资本流出压力脉冲式放大。其中，绝大部分交易都有合法合规的贸易投资背景。实际上，第一季度，我国出口收入与出口额的比率是100%，这个比率甚至比前两年资本流入高峰期的平均收汇率还高出8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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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这种调整是可解释的，资本流出的主要渠道仍然是藏汇于民和债务去杠杆化。第一季度，剔除跨境人民币因素以后，银行代企业和个人涉外外汇收付逆差219亿美元，可比口径的银行代客结售汇逆差795亿美元，两者相差576亿美元，基本上可以用同期银行新增境内外汇存款大于外汇贷款778亿美元来解释。也就是说，企业有了外汇不卖，变成外汇存款持有，这进一步扩大了结售汇逆差。与此同时，企业对外进口支付和债务偿还加快。第一季度，我国进口本外币支付与进口额之比为118%，较2013年和2014年平均比例高出16个百分点；同期，进口跨境贸易融资余额下降227亿美元，去年同期为增加241亿美元。另外，企业的远期结售汇由以前的顺差变为逆差，银行为了对冲远期结售汇的敞口，在市场上提前买入286亿美元的外汇，进一步增加了当期银行部门的对外资产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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