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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经理中，林奇“自下而上”投资的宽度与广度无人能及，这是麦哲伦基金达到巨大规模后仍能战胜市场的关键。麦哲伦基金后期达到100多亿美元，占美国股票市场1%。为了战胜市场，蓝筹股与热门行业中的热门股并非林奇重点投资的对象。后期麦哲伦基金投资的股票达到1 400多只，包括很多不为其他基金所关注的中小型股票，其中最大的100只股票占资产的一半，最大的200只占资产的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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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奇的换手率比较高，平均一年至少要变化一次。林奇觉得他的工作越出色，换手率就越高。按林奇自己的话说，他是个相对价值论者，而不是最大价值论者，“我从来没有做过任何大的决定，甚至从未想过要做出什么大决定，我喜欢每天做出一些小决定。”[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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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以千计的股票数量及较高的换手率，决定了林奇必须具有“须鲸”[30]那样对海量信息进行快速处理与决断的能力：尽管一般情况下林奇不亲自接电话，但他每天仍要听上百个经纪人和分析师的电话，以至于林奇按动计时器把每个电话的时间控制在90秒钟。这种对海量信息迅速、准确的处理能力是绝大多数基金经理不具备的（可能这也是林奇隐退后麦哲伦基金渐趋平庸的原因之一），而这在相当程度上得益于林奇在富达研究主管位置上几年的历练：1974~1977年富达公司积极扩张行业研究领域，通过创建并管理大批新的行业研究领域，并与研究员深入讨论交流，林奇建立了自己对行业与公司进行简明分析的框架，并一次又一次地把研究的想法与实际的投资结果相比较验证，从而逐步建立和培养了对公司价值及其变化进行迅速、简明、清晰判断的超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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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索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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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罗斯的“反身性”理论认为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是不全面的，人们基于这种扭曲的认知而采取的行为可能会进一步强化原来的看法，形成自我强化趋势。例如股市中资本消耗类行业的股票，如房地产，当房地产公司业绩向好时会激发投资者的乐观情绪，推升股价，从而使房地产公司的融资成本下降，进一步提升业绩，股价也得以继续上升。这种“好业绩——好股价——更好业绩——更好股价”的循环就是一个典型的反身性过程。索罗斯认为一旦发现这种反身性循环，就应当全力出击。在1992年狙击英镑的战役中，索罗斯的量子基金建立了超过100亿美元的空头头寸，迫使英镑退出欧洲货币体系。量子基金此役获利超过20亿美元，索罗斯本人获利超过6.5亿美元。“当有机会获利时，千万不要畏缩不前。当你对一笔交易有把握时，给对方致命一击，仅仅做对还不够，要尽可能多地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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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罗斯出生于匈牙利布达佩斯一个富裕的犹太人家庭，其祖父是纳粹统治下的一名政府官员。“二战”期间，索罗斯一家不得不在布达佩斯的地窖中躲避纳粹的迫害。年轻的索罗斯逃离匈牙利，辗转瑞士到达英国，完成学业后远赴华尔街，最终成为一代金融大鳄。索罗斯对年轻时的磨难总结出两条生存技巧，也直接影响了他的金融生涯：第一是不要害怕冒险，第二是冒险时不要押上全部家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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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大师乔治·索罗斯（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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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守基本投资理念，具体投资因时而变、因势而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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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西·利维摩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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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维摩尔属于技术分析出身、遵循“高买高卖”、“低卖更低买”的趋势投资者（与当时“低买高卖”的传统观念相比，趋势投资无疑更为激进），但他的趋势投资方法既非一成不变，也并非一蹴而就。在其投资生涯跃升的两个重要关口，都遭受了失败或挫折。他从失败中领悟到原有方法的局限性，并迅速改善、丰富了自己的趋势投资方法，体现了伟大投资家的天才悟性与惊人的学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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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阶段：从在“虚拟证券号子”做短线非实盘交易到在纽交所做实盘交易，仅6个月就亏光了所有的钱。利维摩尔从失败中领悟到，靠超强的短线看盘能力在“虚拟交易”中频繁短线操作获利与在纽交所进行实盘交易有两点重大的差异：大单交易会对短期的价格波动产生影响；更重要的是，大单交易获利必须要依赖对较大趋势的判断，甚至是预判。他学到两点：花很多时间研究市场趋势而不是市场的短期波动，包括看产业报告、财务与商业统计等基本面材料；耐心地坚守在主要趋势之中，不理会短期波动与反复，靠时间挣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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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阶段：成名之后运作大资金集中于个股投资，从挫折中逐渐领悟到大资金的投资成败根本上仍取决于对整体市场的判断。利维摩尔因此发展了一些自己判断市场的方法，尤其是紧紧保持对市场龙头行业及龙头股的产业分析与股价走势分析，并将其作为判断大盘整体状态与走势的领先指标，进而指导其个股投资。利维摩尔的投资思想无疑先人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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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伦·巴菲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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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心等待机会，只做最有吸引力的交易。”巴菲特的投资理念从未变过。但具体投资方法经历了三个阶段变化：选择有长期竞争壁垒的公司做积极股东——做最后的公司投资人——做最后的保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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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末至90年代：做积极股东。这个阶段，巴菲特选择的公司都有明确、独特的长期竞争壁垒，如通用再保险公司、华盛顿邮报、资本城公司（迪士尼公司）、吉列、可口可乐等。由于巴菲特是公司最大的外部股东，客观上也要求选择长期持股策略。为保证自己作为外部股东的利益，巴菲特最重要的投资方法就是做积极股东：强力影响董事会，推动董事会去做增加公司价值的经营、并购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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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至今：做最后的投资人。90年代后，我们更经常地看到巴菲特在卖方等待“白衣骑士”或“最后接管人”的情景下扮演“最后投资人”角色。最后投资人意味着，巴菲特只给公司的卖家一个报价，卖家只能选择Yes或No，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21世纪，最后投资人的角色发挥到极致，不少情况下变成了卖方报价，当然卖方只有一次报价机会，巴菲特选择Yes或No。作为最后投资人，投资项目的预期回报基本上极为丰厚。从大量有报价但最终没有成交的案例中可以看到巴菲特作为最后投资人的投资方式。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案例可能是最经典的案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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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世纪至今：做最后的保险人。近来有一种很有启发性的观点，有研究人员通过对最近10年来巴菲特“产业金融”相结合体系的整体分析，认为巴菲特选择增长速度不高但有竞争壁垒、有稳定现金流增长的大公司构建产业组合，其目的在于稳定积聚前所未有的巨大、稳定的现金流，成为保证保险业务扩张的流动性后盾。通过再保险公司的平台扮演“最后保险人”角色：利用市场对巨大风险的过度恐惧心理，通过对再保险的垄断定价，抓住市场错误定价的机会，获取巨大、长期的超额利润。保险业务的浮存金又为股票投资提供了零成本资金（2006年伯克希尔保险集团的浮存金高达509亿美元）。如此往复，最终打造出一个以“零成本”保险资金为核心的产融价值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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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林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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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麦哲伦基金成长为巨型基金后，在投资策略上林奇转向了中小公司与外国公司。“当麦哲伦基金还很小时，我买大公司的股票。基金变大后，我却拥有几百家甚至上千家中小企业股票，好股票到处都是。”麦哲伦基金也是美国市场中很早发掘海外投资机会的机构之一，“比起国内股，我在海外投资上得分更高，如果我在美国股票上得了10分里的6分，那么在外国就得了7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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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奇能够高效率、宽广地投资，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各卖方纷纷在第一时间提供的上市公司的有价值信息：麦哲伦作为最大的、高换手率的基金，巨额交易佣金对华尔街券商的吸引力不言而喻。麦哲伦巨大的基金规模也从劣势变成了有用信息获取上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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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奇把公司分成6种类型：缓慢增长型、稳定增长型、快速增长型、周期型、困境反转型、隐蔽资产型。林奇认为，一旦投资者确定了某一特定行业中的一家公司作为潜在的投资对象，接下来就要确定这家公司属于6种类型中的哪一类。对这6类公司，林奇采取了不同的交易策略。缓慢增长型公司的典型代表是电力、公用事业公司，业绩增速不快、股价价格也不会上升很快，林奇会果断放弃。对稳定增长型公司，如可口可乐、宝洁等，盈利年增速约为10%~12%，在经济衰退或低迷时可以对组合起到较好的保护；若某只个股买入时机正确、买入价格合理、买入后涨幅较大，林奇会波段卖出，然后再选择尚未上涨的同类型股反复操作。快速增长型公司是林奇最为喜欢的股票类型之一，规模小、新成立不久、高成长、盈利年增速约为20%~25%；只要能保持较快增速就会一直是股市中的赢家。对周期型公司，时机选择至关重要，必须能发现周期繁荣或衰退的早期迹象。对困境反转型公司，视为类似于“期权”的品种进行交易。对隐蔽资产型公司，要善于发现、耐心等待。正是组合中有多种类型的股票并采取不同的交易策略，林奇才能不断地对冲市场风格转化的风险，最终使麦哲伦基金能够长期稳定地战胜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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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索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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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罗斯上大学时深受导师卡尔·波普尔影响。科学方法的首要原理是完备知识的不可企及，也就是说，金融市场的有效性假说是不成立的。索罗斯认为投资者对事物的认识永远是片面的和不正确的，投资者的行为也不可能是完全正确的。市场不存在所谓的均衡价格，也不存在所谓的完全理性。投资者行为受其认识驱动，决定市场趋势的是投资者的主流偏向。很多时候，主流偏向的形成会产生自我验证和自我加速的现象，引导市场产生大的趋势运动。索罗斯追求的理想投资机会就是抓住这些正反馈和（或）负反馈机制的形成，利用投资者的偏见获得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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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罗斯是一个宏观驱动的投资者。在市场平稳或市场相对有效阶段，他不会建立大的风险头寸，而是静观其变，仿佛一条潜伏水底的鳄鱼。当市场剧烈波动时，也就是说投资者的偏见形成、市场“反身性”开始浮现时，索罗斯会迅速出击。“生命总是迸发于混乱的边缘，所以，在混乱的状况中生存是我最擅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