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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面临的形势还算相对乐观，因为中国经济的调控空间很大，即使在经济的下行周期，也有很多辗转腾挪的手段。比如现在美国寄希望于大幅降息来刺激经济，但是由于美国利率水平本身就不高，现在仅为1％，降息的空间也不大。如果继续降息，很有可能陷入凯恩斯所说的“流动性陷阱”，也就是利率低到一定程度之后货币政策失灵，即使继续降息，经济实体对此也毫无反应，对于刺激经济增长没有影响。日本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尽管日本在相当长时间内保持零利率水平，但是对于提振投资乃至刺激经济毫无作用。即使在零利率的背景下，很多日本企业也没有增加投资需求，首先的选择是不断偿还债务以减轻杠杆化的压力，修补其被资产泡沫恶化的资产负债表，而企业出售资产的行为又会进一步带来资产价格下跌，加剧通货紧缩的程度。从1998年至今，日本基本上处于通货紧缩的局面，CPI大多数时间处于负数，最高也没有超过1％。日本经济在流动性陷阱和通货紧缩中挣扎了十几年，就在最近几年刚有所起色之时，却再次遭遇全球性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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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现在面临的困境和当时的日本非常接近，同样是资产泡沫破灭，同样是高度杠杆化负债，同样是国内需求萎缩，同样是低利率环境，同样的流动性陷阱。至于美国是否会像日本一样，陷入10多年经济停滞和通货紧缩的噩梦，这将极大考验美国救市的智慧。在连续降息之后，最近美联储已经开始考虑一些非常规的救市手段，比如购买长期国债、清理银行不良资产等等，希望不至于重蹈日本覆辙，但这些措施的效果如何还有待观察。而对于中国而言，距离流动性陷阱和恶性通货紧缩还有相当的距离，因为中国经济的调整空间还是很大的。以货币政策而言，即使在上次大幅度降息108个基点之后，一年期存款利率还有2.52％，而CPI的走低给央行继续降息提供了足够的空间。从存款准备金率看，在达到史无前例的17.5％的高点之后，存款准备金率也有足够的下调空间，来为市场释放更多的流动性。在其他主要发达国家开始采取去杠杆化的操作规避风险时，中国反而有空间来增加杠杆以刺激经济。从投资的角度看，轻度的通缩紧缩提供了进一步降息的空间，对于债券市场将形成有力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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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上一次发生通货紧缩还是在10年前，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我国经济在1998年开始减速，GDP从1997年的8.8％下降到7.8％，CPI也从3.1％下降到-0.8％，出现了负增长。1999年的经济形势继续低迷，当年GDP增长7.1％，CPI继续保持负增长，为-1.4％。不过，通货紧缩的局面仅仅保持了两年，很快就随着经济回暖而终结，2000年的CPI呈现了0.8％的正增长。在随后几年里，CPI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而逐年升温，去年底和今年上半年，通货膨胀一度成为中国经济的头号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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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经济而言，似乎每10年就要经历一个周期，上一轮经历了两年的低谷，也带来了两年的通货紧缩，这一次随着GDP从高点回落，通货紧缩似乎也难以避免。不过也不必过分紧张，无论通胀还是通缩，其实都可以视为宏观经济的伴生物，以中国经济的经验而言，宏观经济和物价指数的相关性极强，经济繁荣带来通胀，经济衰退伴随通缩。所以，问题的根源还在于宏观经济，等到本轮经济走出低谷，通货紧缩也就自然随之痊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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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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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改变生活 中国服务业等待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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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投资拉动模式下，资源集中向重化工业倾斜，服务业无法形成规模，便处于经济规模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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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需要服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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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人类经济活动的轨迹，人们在解决了基本温饱之后，农业种植日渐纯熟，随着生产技术提高，农业社会出现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与此同时，简单的衣食已经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这使农业社会开始向工业社会过渡，一方面解决过剩的劳动人口，一方面提供更丰富的物质供人们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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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文明高度成熟后，同样也会产生大量过剩劳动力，与此同时，人们已不再满足于有形的产品，而是需要更多无形的服务。一个普通家庭就算拥有3辆汽车，能够消费的有形产品也终究有限，但对于服务的需求却近乎无限。于是，服务业也就顺理成章发展壮大，大量劳动力开始向服务业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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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些发达国家的轨迹看，100多年甚至更短时间内，服务业从最初的零星规模发展到今天，最终占据了国民经济70％左右的比重，成为绝对的支柱产业。1820年，英国有30％的就业人口从事服务业，美国为15％。1890年，英国有41％就业人口从事服务业，美国为38％。进入20世纪，英美等国家的服务业开始超越工业，而到现在，美国和英国的服务业人口都超过70％。我国目前则为32％，和100多年前的英美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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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服务对象划分，服务业一般分为生产性服务业和消费性服务业：前者主要为企业服务，比如仓储物流；后者主要为个人消费者服务，比如娱乐餐饮。当然，也有二者兼顾，比如银行、证券等金融行业。随着制造业的高度成熟和专业化分工日渐细致，一件产品从最初的生产到最终送到消费者手中，会历经无数环节。比如上游的研发设计、材料采购，下游的渠道物流、售后服务，甚至还有金融、法律等中介，这些都构成了庞大的服务业链，分享产业链上最丰厚的利润。而制造业的初始定义——加工组装环节，反而蜕化为产业链的低端。很多发达国家的企业因此干脆将组装环节外包，自己专注于赚取产业链上最丰厚的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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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业带来的高度专业化分工，极大降低了制造业成本，提高了经济的整体效率。中国经济屡为人所诟病是，30年的增长更多靠高投入取得，而不是依靠生产效率的提高。如何提高生产效率？除了技术研发，服务业的高度发达也是重要因素。如果过多人停留在工业甚至农业上，一个国家的整体经济效率必然是低下的。2006年，我国第一产业到第三产业的就业人数比率分别为42.6％、25.2％和32.2％。英国和美国的三产业就业人口大致为农业不到5％，工业不到25％，其余超过70％的人口在服务业。日本的比例是农业人口约为5％，工业不到30％，其余超过60％的人口集中在服务业。和这些发达国家比，最大的差别就在我国的农业人口比例过大，而农业部门的低效率必然导致整体国民经济效率低下。因此，只有越来越多的人口从农业转移出来，中国经济的效率才能提高。从工业人口看，我国的比重其实和发达国家较接近，这也同时说明一个事实，以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接近30％的就业人口，可能是工业吸纳就业的合理能力，而中国工业目前的就业人口正好和这个水平接近，无法再接纳大规模的劳动力。中国想要解决数亿人口的就业，唯有将希望寄托在服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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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创建内需型社会的角度，服务业的兴起更是必不可少。谈及中国人为什么不消费，很多人都归结于中国人节俭，这当然是很重要的原因。但同时也忽略了另外重要因素，那就是国内是否提供了足够好的消费环境和消费空间。有些中国人的确保留着节俭的传统，但也有很多富裕起来的中国人比美国人还敢于消费，尤其是最近几年，不难发现，很多富裕起来的中国人都选择去欧洲旅游消费，欧洲的很多景点和商场里到处都是中国人的身影，如同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人。这充分说明中国人并非没有消费欲望和消费能力。除了差异化体验的消费心理，国内没有提供足够优越的消费环境是很重要因素，其原因就在于服务业不够发达和消费环境还有种种樊篱。它们导致了大量在国内获取财富的外流，而吸纳国外财富到国内消费更显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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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健康、开放的旅游消费环境，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下一阶段，实在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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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也有人担心服务业过度发展的弊病，如果多数人都去从事服务业，一个国家是不是将遭遇产业空心化？这样的担心不无道理。不过问题的关键在于服务业和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之间的比重问题。以美国的发展轨迹看，进入20世纪工业化后期，从事服务业的人数开始超过工业人数，到了1969年，从事服务业的人数超过工业和农业的人数总和，进入21世纪，服务业比重超过70％。以中国目前的比重来看，距离产业空心化还差得太远，中国现在需要担心的问题是产业实心化而不是产业空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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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业的创富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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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银行曾经在1984年考察中国，在当时的考察报告中写到：为了提高中国国民的收入增长率，需要加强商业以及其他为个人服务和其他为工商业服务的服务业。在世界银行看来，发展服务业是提高国民收入最快捷的途径。事实也的确如此，无论是企业利润还是工资收入，服务业都远远超过工业和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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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不同行业就业人员的劳动报酬看，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06年，农业的人均报酬为9269元，制造业平均报酬为18225元，而服务行业大部分子行业的劳动报酬明显超过这两大产业。电力、燃气和水供应业为28424元，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为24111元，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为43435元，金融业为35495元，房地产业为22238元，教育业为20918元，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为25847元……尽管最终统计数据不一定完全精确，但还是可以大体反映出三大产业之间的劳动报酬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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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人员的工资高低只是表象，背后体现的是三大产业之间的行业利润差异。在大多数看来，农业的收入水平最低是正常现象，农民理应成为最贫穷的那部分人群。但在其他国家，这却并不是普遍真理。比如在日本，农民的平均收入甚至比城镇居民略高，道理其实很简单，因为日本从事农业的人口仅5％，平均收入水平自然不低。我国有将近一半的人口束缚在农业上，平均收入自然也就沦落底层。如何将大批量农民转移出去？一方面需要提高农业经营的效率，加强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在保障农业丰产丰收的同时，使得更多农民从土地上得以脱身。与此同时，城市和乡镇也需要创造出足够的就业，由于工业吸纳就业的能力有限，只有寄希望于服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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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的利润微薄，原因在中国的制造业从事的多为低端的组装环节，产业附加值不高。宏基集团的创始人施振荣曾经提出一个著名的“微笑曲线”，用来描述现代制造业的价值链：价值链上游是产品研发、材料采购；下游是仓储物流、品牌营销；中间则是加工组装，整条价值链是一个开口向上的抛物线，有如一张笑脸。附加值最高的是产业链的上游和下游，附加值最低的则是中间的加工组装。成功的企业应该尽量向微笑曲线的两端延伸，尽量开发利润最丰富的环节，而不是在附加值最低的组装环节挣扎。香港利丰集团的主席冯国经也曾提出一个“软三元”的理论，大意是说，一个商品在市场上售价为4元，其中只有1元属制造环节，其余3元属物流、仓储等供应链环节。对于企业而言，更大的利润空间在供应链上的“软三元”，而不是制造环节的“硬一元”。“软三元”的说法比较形象地描述出了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利润空间，而中国企业过去赚取的利润大多数属于“硬一元”，而不是“软三元”。“微笑曲线”描述的是产业升级，“软三元”描述的则是产业转型，无论升级还是转型，对于很多在低端产业链上挣扎的中国制造业而言，都是一种可能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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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就业压力越来越大，国家有关部门开始鼓励创业，对返乡农民工、高校毕业生以及失业人群，各地都出台了一些鼓励创业的扶持政策。应该说，在目前经济低迷时，各种原材料和资金成本都相对较低，加之政策扶持，对于创业者而言是不错的时机，一方面可以解决自身的工作问题，甚至还可以为其他人提供就业机会。至于创业方向，在目前的市场需求下，服务业应该是比制造业更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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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怎样的服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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