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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和市场过度集中,其危害不仅在于为王益和王小石们提供了腐败的温床,更致命的还在于降低了市场效率。一个很明显的例子,中国石油2007年回归A股时,发行价高达16.7元,而H股的发行价仅为1.27元,这充分说明在核准制下市场的定价机制没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在发行上市之后,中石油当天高开至48元,很多中小散户不明就里,为这只“亚洲最赚钱的机器”所蒙蔽,上市当天大胆追进,结果永无翻身之日。如今,中石油股价早已跌破发行价,最大跌幅已经超过70%,中石油的悲剧不仅在于套牢了大批中小散户,而且由于其在A股市场位高权重,直接带动了上证指数大幅下行。其中之祸,发行制度的缺陷难辞其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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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经济学派的领军人物布坎南曾经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个人在市场中寻求他们的个人利益,那么为什么我们会期望他们在政府中或通过政府来追求社会利益?布坎南提出了自己的解决之道,关键词是“约束”——人们在约束条件下最大化他们的效用,不管是在市场中、政府服务中还是在政治舞台上。对于王益们而言,正是约束不够给了他们太多的寻租空间,而寻租猖獗最终损害了市场效率,这样反过来看,对于王益们的清理和约束,也正是市场效率提高的关键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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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个市场其实都是在不断震荡中摸索前行的,不仅是只有20年的中国股市,200年的美国股市也如此,每一次危机和丑闻过后,总会催生出一个更加健康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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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华尔街的几位投机家在铜矿股票上进行惨烈的多空争夺战,巨大的资金需求曾引发商业银行的连锁挤兑,使众多银行陷入破产边缘,最后依靠财大气粗的银行家摩根出手,才度过这场挤兑危机。正是在这场危机中,人们意识到了建立一个强大中央银行的重要性,几年后,美联储正式成立。1929年美国暴发股灾,罗斯福新政对华尔街大刀阔斧地改革,通过了《银行紧急救助法令》、《联邦证券法》、《格拉斯—斯蒂格尔法》等等,奠定了美国的金融格局,尤其是《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划清了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的界限。摩根银行也被一分为二,奠定了美国此后60多年的金融分业经营格局,直到90年代才重回混业经营之路。1987年美国再次暴发股灾,这一次和1929年不同,美国有了一个强大的美联储,美联储一改以前所谓自由市场的放任原则,对市场强力干预,避免了危机的进一步扩大,为以后华尔街遭遇危机提供了经典样本。今天美国遭遇次贷危机、美联储连注巨资的处理风格,其根源正来自于此。进入21世纪,先后暴发的安龙和世通公司造假和破产丑闻,也曾使华尔街信誉扫地,监管层由此开始对上市公司的内控机制深刻反思,催生了美国的《萨班斯法案》。该法案又称“公众公司会计改革与投资者保护法案”,宗旨是“遵守证券法律以提高公司披露的准确性和可靠性,从而保护投资者及其他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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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美国股市近一个世纪的历史中不难发现,每次华尔街做出重大制度改革,其实都是对权力和市场的距离进行一次合理的安置,太远疏于监管,太近引致寻租,在不断的改革中,才成就了今日华尔街的模样。回顾中国股市20年历史,同样也是在危机和丑闻中艰难前行,并不断完善与自我重塑。但以资本市场的“三公”(公开、公平、公正)原则看,中国股市做得还远远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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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前后,中国股市有一大独特的景观,就是一大批来路不明的金融大鳄在资本市场造系,德隆系、凯地系、格林柯尔系、泰跃系……这些所谓的金融大鳄在股市以低成本收购至少两家以上的上市公司,便在市场上呼风唤雨,或是掏空上市公司、或是操纵股价,从中大肆获利。2004至2005年是这些造系者大规模终结的年代,在这些金融大鳄们锒铛入狱之后,股市迎来了一波史无前例的大牛市。与德隆、凯地系等相比,魏东的涌金系、肖建华的明天系是当初这些金融大鳄中的硕果仅存者,此次王益被“双规”,不知是否这批最后的大鳄的彻底灭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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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场作乱的不仅是金融大鳄,所谓机构投资者也是兴风作浪者。在中国股市发展的初期,散户过多、机构投资者过少被认为是一大问题,人们善意地以为,这样的投资者结构会导致坐庄和投机盛行,如果机构投资者壮大,局面会大有改观。于是从1998年开始,证监会开始推动基金业发挥职能,尤其在经历了过去两年的牛市行情后,以基金、保险为代表的机构投资者迅速崛起。但是现在看,所谓的机构投资者并没有起到市场稳定器的作用,即使在经历了2000年的基金黑幕后,如今的基金业依然问题多多,很多基金公司比散户还热衷于追涨杀跌,某种程度上机构投资者已经成为市场最不稳定的因素。更可怕的是,最近市场上竟有传言,国内某大基金公司因为不守行规,遭遇其他基金公司围剿,近期金融股和煤炭股的暴跌,就是基金们斗狠争勇的结果,从相关股票的走势看,这些传言绝非空穴来风。所谓大小非制造了股市下跌,其实机构投资者的作用更甚。在机构投资者壮大后,如何对其有效监管,将成为一个新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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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美国的世通和安龙丑闻,中国股市的琼民源、银广夏等造假事件,也导致投资者一度对市场的信心丧失殆尽,美国的世通和安龙丑闻催生出了著名的《萨班斯法案》,今天的中国股市也推出了中国版的“萨班斯法案”,今年6月28日,财政部、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及审计署等五部委会联合发布了《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并定于明年7月1日起首先在上市公司范围内施行,同时鼓励非上市其他大中型企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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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和规范企业内部控制,提高企业经营管理水平和风险防范能力,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和社会公众利益”。内容主要包括企业的内部环境、风险评估、风险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和内部监督等等。对于企业而言,可以更好地提高经营水平,防范可能的风险;对于投资者,可以更好地更全面地了解公司。对于信息不对称的市场,这无疑是很大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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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内容是资源的稀缺性,有限的资源怎样才能得到更合理的配置。其方式无非两种:一是由市场的供需双方来决定,市场实现自我平衡;二是由政府的行政之手来决定配置。第一种情况是理论上的最佳选择,但是在现实中很难适用,过于自由放任的市场在现实世界中反而会浪费资源;第二种情况可以弥补市场失灵,但是如果权力得不到有效的约束,结果就会产生出更多的王益们,不仅会损害市场的公信力,最终也会损害市场的效率。所以,现实世界里,更多的资源配置是以上两种方式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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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本市场里,大到公司的上市资格,小到公司的内幕信息,都可算是稀缺资源。这些稀缺资源该如何分配,权力和市场在分配体系中各自该占据多大比重,才能使这个市场得到最有效的发展?这个问题将成为中国股市发展中研讨的永恒主题。美国股市用了200多年来回答这个问题,中国股市也试图在较短的时间内给出自己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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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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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改变生活 北京奥运与中国经济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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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运会对于中国经济的意义,在于借助奥运会的外力,强迫中国经济完成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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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变奥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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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里,奥运会从2001年开始融入中国经济,参与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黄金7年,在这7年里,北京奥运和中国经济相互促进,奥运会在一定程度上拉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而中国经济也将北京奥运推上了历史新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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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对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期待,从2001年北京申办奥运会成功开始,人们就开始推算北京奥运会的投资规模,以及对中国经济的拉动作用。奥运投资一般分为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直接投资用于奥运比赛场馆等相关体育基础设施部分,以及与奥运会有关的运营费用;间接投资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投资,比如环境保护、信息产业、城市交通等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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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奥运的投资规模到底有多大?最初的权威预算为2800亿元,其中城市基础设施建设1800亿元,900亿元用于修建地铁、轻轨、高速公路、机场等,450亿元用于环境治理,300亿元用于信息化建设,150亿元用于水电气热等生活设施的建设和改造。以2800亿元的总投资规模计算,对中国经济的拉动大致为每年0.3~0.4个百分点。不过,在过去几年通货膨胀和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等多方因素推动下,实际投入显然大大超过2800亿元,按照北京市发改委的奥运经济高级顾问黄为最近公开的数据,北京奥运会在过去7年间的投资规模为5200亿元(约合76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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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0亿元,对奥运会而言意味着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新高度,也在相当程度上成为中国经济改革开放30年的实力展示。而对中国经济而言,5200亿元这个数字看似巨大,但放在中国经济总量里还是微乎其微的。从2001至2007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约为530万亿元,这也意味着奥运会的相关投资,占全部投资规模的比重不到1%。按照“投入—产出”的简单推算法,以中国经济10%的增速看,5200亿元的投入大致每年拉动中国国民经济增长0.5%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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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奥运会的大部分投资发生在北京,所以更直接影响还在北京。按照常规的想法,在奥运会刺激下,北京的投资规模应该显著膨胀,但事实并非如此。如果将2001年视为奥运投资年的开始,从2001年至2007年,北京市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每年保持19%左右的增长速度,而同时期中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每年保持20%~30%的增长,可以看出,北京市的投资增长规模甚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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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会出现这种反常现象?或许只能用“挤出效应”来解释。在北京市为奥运相关投资大兴土木的同时,其他一些和奥运无关的建设项目被暂时推迟或取消,一些高污染企业被关闭或者外迁。所以,和奥运相关的投资规模虽然达到5000多亿元,占同期北京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28%左右,但是这笔5000多亿元的投资其实是挤占了其他应有的投资,北京市的总投资规模并没有因此大规模膨胀。这也可以解释为何北京市同期的GDP并没有显著增长,从2001到2007年,北京市GDP年均增长12.4%,虽然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也高于过去几年的增长水平,但和同时期的国内发达省市相比,北京的增长速度并不领先,甚至落后于长三角地区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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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奥运的投资规模创下纪录之后,北京奥运是否能盈利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毕竟,从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之后,奥运会开始享有赚钱机器的美誉,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赢利2.5亿美元开始,随后各届奥运会都有数千万乃至数亿美元的直接盈利,这其中还不包括其他难以统计的间接盈利。即使是上届雅典奥运会,虽然因为投入巨大被外界认为陷入亏空,但如果考虑到旅游等带来的间接收益,其实最终仍然盈利。2001年北京申办奥运会时,在申办报告里曾提出,北京奥运会各项收入为16.25亿美元,支出为16.09亿美元,实现盈利1600万美元。在过去7年里,北京奥运会的收入和支出预算都大幅度调整,最终可以实现多少盈利现在尚难估计,不过按照数千万美元盈利预测看,这样的数字并没有太大意义,更多只是北京奥组委实现盈亏平衡的象征。2007年,我国国家财政收入为5.7万亿元,北京市财政收入将近1500亿元,无论放在哪个坐标下观察,奥运会自身的盈利规模都无足轻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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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如果仅从数字上看,奥运会无论对于中国还是北京,对经济的影响程度并没有想象中巨大,与其说奥运改变了中国,倒不如说中国改变了奥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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