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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定义“中国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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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奥运会对一个国家的影响并不能用GDP增长这些数字来简单衡量，即使不考虑对国家形象的正面影响等因素，还是从经济角度考量，奥运会对北京乃至中国的影响也并不局限于过去7年，其影响深远绵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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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高速发展后，今天的中国经济开始面临一个艰难的转折点，过去30年以廉价劳动力为比较优势的发展模式，已经遭遇了重大挑战；以投资驱动增长的粗放增长模式，也在边际效益递减的制约下遭遇瓶颈；以低价行销世界的“中国制造”，在成本上升的压力下，利润已经日渐稀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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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转型不可避免，而转型的阵痛已经在2008年有所体现。在人民币升值、国外需求放缓、劳动力成本上升以及国内信贷紧缩等多重因素冲击下，江浙一些外销型中小企业已经不堪重负，成为今年中国经济转型阵痛最真实的体现。而北京奥运无疑提供了一个转型契机，就像20年前的汉城奥运会对于韩国、40年前的东京奥运会对于日本，后两个国家都借助奥运会，重新定义了本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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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为什么必须转型，可以做一些简单的经济学分析。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主要来自这样几个因素：一是最基本的各种投入要素，比如劳动力、自然资源和资本等，这些要素投入越多，经济增长越快；二是以上各种要素之间的优化组合，比如大量劳动力从农业转移至更高效率的工业，使得整体经济效率提高；三是技术创新带来的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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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过去30年的发展，大部分是靠第一阶段也就是要素投入取得，这种模式的最大弊端就是存在边际效益递减。也就是说，如果在第一年投入10元可以产出1元产值，第二年可能需要投入12元才能维持1元产出，以后各年所需投入逐次增多。而投资规模终究有一个极限，中国经济的投资规模占GDP的比重已经超过40％，这在全球范围内都是一个极高的比重，可谓接近投资极限。而且按照边际效益递减，中国经济需要比以前更多的投资，才可以维持10％的增速，对于一个投资比重已经超过40％的国家，这显然不是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而且，这种依靠投资驱动的粗放模式，对于资源和环境都是极大的挑战。绿色奥运和科技奥运的口号，其实在相当程度上契合了中国经济的转型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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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亚洲各国经济崛起的学说中，雁形假说是一个比较有说服力的成果。雁形假说认为，在亚洲以及其他很多地方成功崛起的国家，都可以看到一条很清晰的产业转移和升级过程：从最初的农业部门到轻工业部门，再到重工业，然后是精密电子工业……概括而论，也就是从劳动密集型升级为资本密集型，最后进化成技术密集型。这种产业转移和升级，使得经济持续高增长成为可能。这个过程可能首先在某个发达国家（比如日本）进行，随着这个发达国家的产业升级和转移，同时也带动了周边的跟随国家随之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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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上有一个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概念，意思是说，假如投入的资本、劳动力要素为100元，最后产出150元，那么这多出的50元从何而来？这大概是研究经济增长的最核心内容。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索洛将多出来的50元归功于技术进步等因素，后来的研究者进一步拓展，将企业家精神、制度创新等所有解释不清的要素都归于此类，统称为索洛残值。全要素生产率能真正衡量一个国家的增长质量。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并不低，但是其中包含的技术因素并不多，更多的索洛残值大概应该归功于改革开放带来的制度创新，以及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更高效率的工业部门转移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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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30年内，中国经济处于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过渡的阶段，这一阶段充分享受了制度变革和劳动人口带来的红利。下一个增长点在哪里？按照雁形假说理论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概念，中国经济的下一步必然是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北京奥运会提供了这样一个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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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简单回顾一下1988年汉城奥运会对于韩国的意义。在1981至1988年的7年筹备期，韩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达到年均12.4％，1985～1990年，韩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2300美元增加到6300美元。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在1988年之前，“韩国制造”给世界的印象就是劣质廉价，今天大名鼎鼎的三星，当时也只不过是为日本企业代工，赚取微薄的利润。随着汉城奥运会举办，以三星为代表的韩国企业迅速摆脱了代工企业的低级形象，一跃成为世界性品牌，韩国也借助汉城奥运会完成了从发展中国家向新兴工业国家的转变，成为当年的亚洲四小龙之一。同样的发展路径也可以在日本身上看到，1964年东京奥运会，日本大规模的投资带来了经济高速增长，从奥运会前的年增长10.1％猛增到16.1％，日本产品比如精工、西铁城等借助奥运会摆脱了劣质低价的形象，一跃而成世界名牌，日本经济也得以在战后迅速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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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赛场上，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很多中国品牌的身影，从IT产品到体育服装等等，他们都试图重新定义“中国制造”，复制当年韩国“三星”们的成功。中国经济的转型之路，首先从这些有远见的企业开始，只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从低附加值产业升级到高附加值产业，从劳动密集型产业过渡到技术密集型产业，中国经济的转型之路才可形成星火燎原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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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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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在奥运会举办之前的几年，人们关注的是奥运对中国经济拉动，在奥运会正式开幕后，另一个话题开始浮出水面——奥运会结束后，中国经济是否会陷入低谷？根据以往各届的奥运会经验，大多数举办国的经济都在奥运会结束后陷入低谷，也就是所谓的“后奥运低谷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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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经济而言，后奥运低谷效应的可能性很小。首先，北京奥运的投资规模虽巨，但在整个中国经济容量中还是微乎其微，5200亿元的投资其实不到同期中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1％，中国经济即使在2009年后有所放缓，也肯定不是因为奥运的关系。事实上，从去年3季度开始，我国经济已经开始降温，连续4个季度的GDP增速环比下降，从2007年2季度的11.9％的峰值降至今年2季度的10.1％。中国经济的增速下降，主要受世界经济增速放缓，以及中国经济自身主动降温所致，和奥运并没有直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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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绝对数看，北京奥运的投资规模创下了历史纪录，但是从另一个角度会得出不同的结论。1964年东京奥运会，该国的投入相当于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3.4％，1988年汉城奥运会，该国的投入相当于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7.5％，中国的比重为多少？中国2007年的GDP为24.66万亿元，假设2008年保持10％的增长为27.13万亿元，5200亿元的投入占其比重为1.9％。如果用奥运会投入和举办国的经济实力相比，北京奥运的投入还比不上20年前的韩国和40年前的日本，以此看，所谓的“后奥运低谷效应”，发生在中国的概率也并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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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对举办城市北京而言，也不会因为奥运会后的投资规模剧减而大幅放缓经济增速。在举办奥运会前的7年时间，北京市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年均2600多亿元，按照北京市的“十一五（2006～2010年）”规划，“十一五”期间北京的固定资产投入预计在1.18万亿元以上，奥运会后的两年（2009年至2010年），投资量占到整个投资量的45％左右，比奥运会前几年的投资水平略有降低。如果仅以投资规模来看待经济增长，北京市在奥运会后的经济增长可能会略有下降，但如果考虑到北京前期为改善交通和环保等带来的效率提升，以及奥运会后难以估量的旅游市场，以及对国际资本的吸引力，这些都有可能弥补北京投资规模减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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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妨做一个假设，假如北京第一次申办奥运会时并没有因为两票之差落败，而是顺利获得2000年奥运会的举办权，那么，北京大致应该从1993～2000年筹办奥运，而中国当时的经济实力还不到今天的一半（以GDP衡量）。如果当时举行奥运会，中国或者北京倒是有可能出现后奥运低谷现象，中国经济是否还能像我们现在看到的那样，依然可以保持10％以上的高速增长？当时的中国经济，还有充足的人口红利等诸多利好供中国经济慢慢享受，并不需要奥运会来促进经济转型。不过历史并不存在假设，北京奥运在推迟8年后到来，其实来的恰逢其时，无论对于奥运会本身，还是对于中国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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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奥运对中国经济的意义不在于拉动了多少点的GDP增长，也不在于催生出一个类似“三星”或者“精工”之类的企业，而在于借助奥运会的外力，强迫中国经济完成转型，使得更多中国企业从低附加值产业向高附加值产业转移。以北京为例，奥运会的注意力经济将会吸引更多的国际产业和关键要素向北京集聚，那些提前了10年甚至更久的交通设施和环保措施，使得北京的投资环境和效率大为改善。在北京市筹备奥运会的7年里，产业转移轨迹已经比较清晰。2001年，北京市的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不足60％，2007年，这一比重已经超过70％，成为拉动北京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北京市高技术产业的增加值每年保持20％以上的增长，占全市GDP的比重超过20％。按照北京市的“十一五”规划，预计到2010年，企业的R&D经费支出将达到企业主营收入的3％，企业R&D经费支出将占到北京R&D支出的50％左右，这两个数字远远超出全国平均水平，充分体现出北京经济向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型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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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2008年奥运会，北京市已经完成了一个非常清晰的产业雁形模式，和今天江浙地区的中小企业形成鲜明对比。如果北京市在奥运会之后并未出现所谓的后奥运效应，反而体现出更加蓬勃发展的特征，那么，北京市将成为中国经济转型的成功样本，这也将成为奥运会带给中国的最大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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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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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改变生活 正在流血的赚钱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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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8日，中国股市真正意义的救市措施终于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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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一个叫弗兰克·帕特诺伊的人从摩根士丹利辞职，写了一本名叫《泥鸽靶》的书，在书中揭露了摩根士丹利这台赚钱机器如何在金融衍生品上大胆创新，有时候为了赚取高额利润，甚至不惜将客户利益置于极其危险的地步。帕特诺伊在书中提到了摩根士丹利衍生品部门的一个传统游戏，就是全体人员参加一个射击比赛，目标靶是用泥做成的鸽子。参赛者用真枪实弹射杀，以磨炼这些华尔街精英的血腥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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