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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弱的不仅是消费动力，投资规模也会大幅减少。美国住宅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35％，在次贷危机见底之前，住房市场的投资规模将会大幅减少，美国商务部在9月17日发布的报告显示，美国8月新屋开工量大跌6.2％，降至17年来最低水平。而且，美国国内极低的储蓄率也限制了投资规模的扩张，而国际资本在次贷危机之后的撤退，也使得大规模投资几乎没有可能。随着房地产市场和金融市场的剧烈动荡，全美8月的失业率攀升到了6.15％，这又会反过来压制美国的消费，形成恶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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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指望的似乎只有出口，美国的出口势头能够保持下去吗？这更多取决于全球经济对美国商品的需求，尤其是中国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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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贷危机中的中国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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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曾经说：“美国变成了这样一个国家：人们靠卖房为生，而人们买房的钱又来自中国。”这句话描述了这样两个事实，一是美国的经济靠房地产拉动，二是美国的房地产靠中国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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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中国拥有1.8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其中大多数都购买了美元资产，包括美国国债、“两房”债券等等，中国通过购买“两房”债券等方式为美国住房市场间接提供了贷款。在次级债风波中，外汇储备面临的风险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国内很多人认为，中国的外汇储备购买美国债券，美国可以通过让美元贬值来使我国外汇储备缩水。而美国国内很多人的看法则正好相反，他们认为中国成为美国的最大债权人，会在相当程度上威胁美国的国家经济安全。无论是“美国阴谋论”还是“中国威胁论”，其实都是以意识形态的眼光看待经济问题，自然也就看不到问题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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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次贷危机中，中国扮演的只是投资失败者的形象吗？如果将中投公司视为我国在国际金融舞台的缩影，或许可以对这个问题观察得更为清晰。2007年9月，我国从巨额外汇储备中拿出2000亿美元，成立了中投公司，在大多数时间里，国际金融市场对这只来自中国的主权财富基金充满警惕，屡屡以政治眼光来看待这只市场化运作的基金。但是当次贷风暴愈演愈烈，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急需资金拯救之时，国际金融市场开始抛弃意识形态的考量，转而更加务实地看重中投公司2000亿美元的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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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初，市场传出中投公司有意投资日本股市，日本金融大臣渡边喜美立即表示，如果中投公司投资日本，将是一件“值得感激”的事情。华尔街当然比日本更需要中投这样的大买家，继雷曼兄弟破产、美林被收购之后，摩根士丹利也表示有意出售49％的股权予中投公司，目前摩根士丹利的最大股东美国道富集团拥有的股权约为13％左右，第二大股东是去年底入股的中投公司，拥有将近10％的股份。如果这笔交易最终能够成交，中投公司将成为摩根士丹利的最大控股股东。华尔街的贵族公司被一家中国公司收购，这在一年以前是完全无法想象的事情，但是今天则完全可能变成现实，只要中投公司愿意。这笔交易的象征意义，甚至远远超过当年联想收购IBM，面对这笔看上去风光无限的交易，中投公司表现出了难得的冷静，并没有表现出太大的热情。中投公司的相关人士表示，摩根士丹利当前资本充足率良好，可以独立解决面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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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场景很容易让人回到20年前，当时美国经济陷入停滞，处于巅峰时期的日本大量收购美国的资产，大有将整个美国收入囊中之势，尤其是三菱公司购买纽约的洛克菲勒中心这样的美国标志性建筑，当时被称为“日本人买走了美国的灵魂”。但是日本人的骄傲并没有维持太久，在日本被迫签订“广场协议”之后，日元开始大幅升值，当年三菱公司以14亿美元购买的洛克菲勒中心，后来以半价卖回给美国。今天的中国公司会在华尔街的金融危机中扮演怎样的角色？随着次贷风暴的继续深入，答案会慢慢浮出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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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以廉价劳动力作为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一方面引进发达国家的资金和优势，一方面输出廉价的中国制造。对发达国家而言，这意味着他们找到了一个廉价的生产基地，也就意味着赚取更多的利润。对中国而言，意味着30年的原始积累，外汇储备或者中投公司只是中国经济全球影响力的一小部分。过去30年，中国经济对世界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廉价劳动力，而在未来，13亿人构成的巨大消费市场将成为中国影响世界的主要方式，这将会比前者形成更大的冲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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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完成了30年的原始积累之后，现在走到了转型的十字路口，选择什么样的转型路径，不仅决定中国未来的发展，也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美国乃至全球经济的走向。这样的说法并非对中国经济影响力的夸大其词，日本经济的走势就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日本经济在上世纪80年代达到顶峰，随后在90年代进入“失去的十年”，一直处于零增长。从本世纪开始，日本经济终于摆脱了“失去的十年”，显示出复苏迹象，究其原因，中国因素成为日本经济复苏的主要推动力。一方面因为日本企业在华投资的丰厚回报，另一方面因为日本对中国的出口强劲增长，拉动了日本国内的GDP增长。和欧美等国对华贸易一直保持巨额贸易逆差不同的是，日本对华贸易从2004年开始实现顺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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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在遭受次贷危机冲击之后，国内消费和投资都会大幅萎缩，将来复苏的动力来自出口，美国今年二季度出人意料的GDP增长已经显示出这种迹象，而美国出口的势头能够保持多久，从某种意义，取决于中国的需求量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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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华尔街风暴之后，人们将看到这样一幅有意思的画面，那就是中美两个大国的同时转身，美国开始向出口国转型，而中国向内需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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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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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改变生活 国际金融体系的“灾后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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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金融动荡，“金砖四国”的经济具有较大活力，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应当在国际金融领域拥有更多的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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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6日，G20国际金融峰会在华盛顿闭幕，这是全球金融危机暴发以来级别最高的一次会议，很多人将其和60年前的布雷顿森林会议相提并论，后者建立了“二战”后的国际金融秩序，此次G20会议之后，国际金融体系的“灾后重建”也将拉开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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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44个国家的代表聚集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商讨并确立了战后的世界经济格局，被后人称为“布雷顿森林体系”，其核心内容主要是确立了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地位：一是美元和黄金储备挂钩，确定了一盎司黄金等于32美元的比价；二是世界各国的货币与美元挂钩。同时，还成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世界银行）这两大延续至今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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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雷顿森林体系为稳定战后的世界经济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其自身具有不可解决的内在矛盾，也就是所谓的特诺芬两难：美国如果要满足世界各国对美元的贸易需求，其自身的贸易必然会出现逆差；如果持续逆差过大，又会反过来影响成员国对美元的信心，甚至引发国际市场抛售美元挤兑黄金的举动，这将使得美元的地位进一步下降。反之，如果美国要维持世界各国对美元的信心，必须保持持续的贸易顺差，而这又会影响其他成员国的国际结算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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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没有能力将“双挂钩”的局面长期维持下去，1971年，尼克松政府终于放弃美元和黄金挂钩，这就等于宣布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世界从此进入浮动汇率时代。此后的30多年，虽然美元仍然处于国际货币的地位，仍有IMF等机构维持国际贸易和金融体系，但其实国际金融体系已经是一个相对无序的市场。而世界经济在这段时间飞速发展，全球化在30年里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直到美国次贷危机在国际市场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人们才意识到重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重要性。但是和30年前相比，世界的经济格局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年如日中天的美国已经疲态尽显，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谋求更多的话语权，发达经济体如欧盟和日本，新兴市场如“金砖四国”等，都希望能够打破美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一国独大”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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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重建国际金融体系，欧盟无疑是最热衷的经济体。早在G20峰会召开的前一周，欧盟成员国领导人已经在布鲁塞尔召开会议“热身”，并且推出了重建国际金融体系的蓝图：首先，监管不留死角，以往监管松懈的信用评级机构、对冲基金和所谓的“避税天堂”地区首当其冲；其次，提高金融市场透明度和问责机制，彻底改变助长冒险行为的安排，修改会计准则，以确保它们不会在经济增长时催生投机泡沫，在经济下滑时又促使形势恶化；再次，加强风险评估和建立预警系统，设立一个由各国监管机构代表组成的联席机构；第四，扩大IMF职能和资金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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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同时提出，在G20峰会结束后的100天内，各方为落实改革原则拟订具体措施，之后应再举行一次峰会。美元在国际货币市场式微之后，欧元是最有希望提升国际地位的货币，同时，自美国次贷危机暴发以来，欧洲也是受冲击最大的经济体，考虑到这一点，欧盟对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的热情也就不难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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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对于参与国际金融体系的重建也有很大的热情，日本首相麻生太郎已经公开表示，作为世界第二大外汇储备国，日本愿意为IMF提供上限为1000亿美元的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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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发达国家相比，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国际金融体系中向来缺乏话语权，而这一次，他们开始抱团取暖。在G20峰会召开前一周，中国、巴西、俄罗斯和印度组成的“金砖四国”在巴西圣保罗举行财政部长会议，呼吁改革国际金融体系，使之能够正确反映世界经济的新变化。巴西财长曼特加表示，当前世界性的金融动荡和危机暴露出一些发达国家在金融领域监督和管理等方面的弱点，面对金融动荡，“金砖四国”的经济具有较大活力，表现出很强的弹性，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应当在国际金融领域拥有更多的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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