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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海外市场看，发达经济体还看不到任何好转的迹象，这就意味着短期内中国经济的出口引擎依然疲软。以美国为例，今年1月份的失业率上升至7.6％，为1992年9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对于一个以消费作为经济支柱的大国，失业率的飙升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可想而知。美国的消费持续疲软，对于中国而言，短期内指望美国拉动出口增长并不现实。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2008年第四季度，我国进出口总值较三季度环比下降18.8％，其中11月份为过去8年来的首次负增长，12月份更是同比负增长11.1％。而且，无论是出口还是进口，都出现大幅消减，也就是说，无论是内需还是外需都同时萎缩。欧元区的经济同样不乐观，英国甚至被视为第二个冰岛，法国的消费者信心指数跌至20年来的最低点，德国经济也出现加速衰退的迹象。在这样的背景下，各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开始公然抬头，比如美国计划以“购买美国货”来拯救经济，印度禁止进口中国玩具等等，这些贸易保护主义表面看来可以维护本国经济，其实只会造成两败俱伤的“多输”局面，延缓世界经济复苏的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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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市场短期之内难以拉动中国经济复苏，能够指望的依然还是国内市场。但是目前看，在政府和民间消费的两个层面上，政府投资看起来生机勃勃，民间投资和消费并无太大起色。政府的大规模投资只能作为非常时期的保增长之举，长期看，要使经济长期持续发展，还需要激活民间的投资和消费。现在的矛盾之处在于，政府投资现在虽然已经初显成效，但是并不能因此寄希望于更大规模的政府救市，一方面是因为国家财政的来源终究有限，同时，政府投资规模越大，对民间投资的挤出效应也越大。所以，如何确立合理的政府投资规模，既要保证力挽经济下滑颓势，同时对民间资本的挤出效应又不至于太大，这又将考验管理层的平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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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消费角度，至少目前为止，国内的消费市场并没有因为金融危机而受到太明显的冲击。商务部近期公布了国内春节期间的消费数据，大年三十至正月初六，全国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900亿元，同比增长13.8％，这和发达国家的消费紧缩形成了鲜明对比。在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这是一个多少让人感到意外的数据，这或许说明金融危机对国内的冲击在一定程度上被放大，大部分国内居民对于未来依然保持了较高的信心。不过压力仍然不容忽视，因为大批企业开工不足而纷纷裁员，春节后，国内失业率的上升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这显然将在很大程度上压抑消费需求。城市白领的裁员幅度还没有精确的统计，农民工的失业已经有了初步的统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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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在春节后公布的数据，在1.3亿名外出就业的农民工中，失业农民工人数约为2000万人，占总量比重高达15.3％，这个数字其实已经超出预期。仅从经济角度考虑，2000万农民工失业，对于以农村消费拉动中国经济的目标是一个不小的打击，尽管政府在近期连续出台家电下乡、汽车下乡等刺激农村消费的举措，但如果不能想办法尽快为农民工提供就业机会，农村消费将不可避免陷入萎缩，以此拉动中国经济更是无从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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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于2008年11月的4万亿元计划已经收到了明显的成效，股市也对此做出了正面的回应，但也正如当初预期的一样，这只能救经济于一时，如果就此得出中国经济已经走出低谷的结论，显然还为时尚早。拯救中国经济的长久之计还在于如何启动民间消费，将来以4万亿元为代表的政府投资逐渐淡出之际，才是中国经济真正好转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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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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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改变生活 让利于民与经济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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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让利于民，其实不仅是政府和民众的利益分配问题，更关乎中国经济发展的长远大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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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去年11月，当政府首次提出4万亿元救市计划时，曾经引发广泛的争议和质疑。3个多月过去后，即使是当初最强烈的反对者恐怕也必须承认，如果没有“4万亿”计划的及时出台，实体经济的下滑速度将难以想象。尽管现在距离经济全面复苏还稍显遥远，但至少止跌的迹象已经较为清晰，在世界经济继续恶化的背景下，这一切自然应该归功于“4万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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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政府已经意识到，将全部希望寄托在“4万亿”上，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所谓“出手要快、出拳要重”，在过去3个多月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无论是地方政府的大干快上，还是银行体系的开闸放水，救市热情都已经超出了预想。但进一步振兴经济尚感不足的是，热度还仅仅停留在政府投资层面，民间投资和消费领域依然偏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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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目标和长远规划总是存在冲突，一个明显的矛盾是，政府投资规模越大，对民间投资和消费的挤出效应也越明显。换言之，“4万亿”相关的救市规模越大，从另一方面反而不利于启动民间的投资和消费。在此基础上，不妨将“4万亿”视为救市的第一阶段，将启动民间投资和消费视为救市的第二阶段，消费券、减税让利、家电下乡、全民医保⋯⋯目前在全国范围内已成星星之火，而所有这些有益的尝试其实都源自一个出发点，那就是政府的让利于民——这不仅是一个收入分配问题，更事关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复苏与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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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分配的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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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2008年的“两会”，还是稍早的“十七大”，都曾经有过这样的提法：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关键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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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显示了政府对收入分配体制进行改革的强烈意愿，也从侧面说明了现有分配机制的不合理和不完善之处。在过去10多年里，国民收入分配的一个最明显趋势就是，政府收入增速明显过快，而居民收入所占比重则相对下降。相关数据显示，从1998年至2007年，政府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从17.5％上升到24.2％，居民收入所占比重从68.1％下降至57％。如果以GDP增速来衡量，我国城乡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低于经济增长。以2008年为例，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低于经济增长0.6个百分点，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低于经济增长1个百分点。但是政府收入却保持20％以上的增速，从2004年至2008年，全国财政收入从2.64万亿元增长至6.13万亿元。政府收入快速增长意味着一个国家的实力迅速强大，但因居民收入增长相对不足，对应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投资率过高，消费不足等诸多问题也由此发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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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裕起来的政府除了通过投资来拉动经济，还需要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品，为民众提供更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政府虽然一直在为此努力，但力度仍显不足。从1998年到2007年，我国财政社会保障经费年支出由596亿元增长到5400亿元左右，年均增长约30％，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从5.5％增长到10.9％。纵比看，这已经算是很快的增长速度，从中也不难看出政府为构建社会保障体系的努力，但是以最近几年10％～11％的社会保障支出比重看，在国际上仍是一个相当低的水平，一些欧美发达国家的比重在50％上下，甚至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比重也在20％左右。当然，当今天很多欧美的福利型国家都陷入困境之后，它们的经济发展模式也不再是人们想象中的理想国，不过，至少它们在构建社会保障体系上的思路仍然值得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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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如果过于专注于经济建设，在社会保障体系的投入上相对力度不足，就会带来一系列问题。首先是投资率的居高不下，40％左右的投资率几乎已达增长的极限，尤其在目前海外市场萎缩的背景下，高投资并没有高需求与之对应，最终必然是产品积压过剩。而与此同时，当国民收入分配向政府倾斜，居民收入相对不足时，政府又没能及时提供相应的社会保障体系，也就会导致消费率的下降。当我们今天都在讨论中国人为什么不消费的时候，节俭传统是一个因素，社会保障体系不够健全是一个因素，另外，政府一直在代替老百姓花钱也是一个因素。收入分配体制的失衡，使得原本应该由普通百姓消费的资金，最终变成了政府的投资。资料显示，1996年至2006年，我国的投资率从38.8％上升到42.5％，而最终消费率从59.2％下降到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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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民收入分配失衡的背景下，高投资和低消费其实已经早就构成不均衡，只不过在过去几年内，美国市场的高消费帮助掩盖了我们自身的问题。当金融危机最终暴发，海外需求急剧萎缩，中国经济的矛盾也得以暴露出来。从某种意义上看，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也是一次契机，可以由此改变长期以来积累的结构不均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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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看，政府让利于民，其实不仅是政府和民众的利益分配问题，更关乎中国经济发展的长远大计。财政支出向民生领域的倾斜、税收的减免、放松市场管制给予民营资本更多机会等等，可喜的是，这些都已经成为了政府的认知，成为继“4万亿”之后的下一步经济重心所在。央行在2月底发布的《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2008年第四季度）中已经提出，“优化国民收入在居民、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分配，通过减税让利、放松市场管制等措施，进一步激发经济体的活力和创造能力，为实现新一轮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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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利于民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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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如何让利于民？总体思路应该有两条：一是收入分配机制向居民倾斜，提高居民收入所占比重；二是调整财政支出的方向，逐步减轻政府的投资热情，增加社会保障支出。在总体思路下，具体措施可以丰富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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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收入分配，此前人们的关注点多集中于效率和公平，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分配不公一直是焦点所在，而关于政府、企业和居民之间的分配问题则鲜有讨论。前者关乎社会公正，后者关乎经济增长，在经济繁荣时期，社会公平问题会成为焦点，而在经济下行周期，增长问题成为头等大事。降低税负自然是首选，以个人所得税为例，本来就应该是调整收入差距和分配不公的税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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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以刺激消费为主要目的，政府的收入分配首先应该向低收入人群倾斜。目前政府已经清晰地认识到了这个目标，从经济学理论来说，低收入人群的边际消费倾向高于高收入人群，也就是同样投入100元，分配给穷人比分配给富人更能刺激消费，也更能增加一个国家的整体福利。以中国的现状看，政府已经清晰地认识到，分配制度首先应该向农村居民倾斜，拉动农村消费市场。从改善民生的角度出发，首先以9亿农民为目标确实是上上之策。但仅仅向农村倾斜显然还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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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农业税、土地流转改革、家电下乡、汽车下乡乃至对农业生产的各种补贴和保护，政府目前对“三农”问题的重视程度可谓前所未有，这些政策的出台是基于一个农民增收缓慢的前提。一直以来，虽然改革30年来农民生活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始终低于GDP增速，也低于城镇居民增速，农民并没有最大限度地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从绝对收入来看，也仍然处于很低的水平。2008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4761元，远低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15781元的水平，这也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首次过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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