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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度与英国的关系上，也有一次影响类似中国“鸦片战争”的大事件，这就是1757年发生在孟加拉地区的“普拉西战役”。此时，英法在欧洲、美洲的七年战争（1756~1763）中鏖战正欢，法国人渐渐力不从心。东印度公司的雇员，也是一名陆军的中校罗伯特·克莱夫指挥了这场著名的战役。他的直接对手是仍属莫卧儿王朝的孟加拉总督，但后者的支持者却是法国人。普拉西一战，不但法国人被打得彻底出局，当地的小王朝也均被削弱，东印度公司从此得到莫卧儿王朝的大片土地，几年之后攫取了印度北部的控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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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这个和中国一样具有几千年文明史的东方古国，有广袤的土地、1.5亿人口，并且是佛教的发源地，面对西风东进却节节败退。人多、财富、地广、史长，抵挡不了人类物质与心智的进化——18世纪引领潮流的是西方强国。东方国家，不论是采取“对外开放”的贸易政策如莫卧儿王朝，还是“闭关锁国”如大清朝，最终都被科技加野蛮的拳脚打翻在地，难逃被殖民或被瓜分的命运。相比于印度的经历，一个世纪后的中国人做得稍好一点，起码没有把政权和土地整个交出去，而且是交给只有数千人经营的一家商业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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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莱夫作为东印度公司的官员领导了普拉西之战，遂使印度并入大英帝国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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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在东西方贸易肇始就是背后有力的支撑和推手。然而直到1760年以后它才首先在印度落了地。1770年，英国人出资管理的印度斯坦银行成立，它被视为印度现代银行业的鼻祖。当1847年第一家英资银行东征上海滩时，印度已经有了将近10家银行。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最初打开中国市场的银行机构总部基地都植根在印度。来到东方的银行家们总是以谦谦君子的形象示人，他们整理印度市场上分散多元的传统货币发行流通，提供了新式的票据计算工具，把当地的借贷市场和伦敦城连接为一体。不知不觉中，财富发生了转移，英国人称之为“home charge”（家庭充电），印度学者称之为“drain of wealth”（财富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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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引入的金融概念并不局限在银行业，更大的手笔是他们对印度进行的土地改革和土地税收。除了英印公司控制的所谓军事土地外，大片的土地，包括历史上非耕地的森林和荒地，都被重新确认私有权，并成为征税基础。与海外进行的贸易也开征进出口税，开辟了新的税源。1765年，英印公司从印度掠走了300万英镑的横财。到1818年，这个数字扶摇直上，英印公司的财政收入达到2 100万英镑。英国人培养了当地的税务官，一直把手伸到往昔自治的农村。孟加拉地区的经济据说短期内也因此受益，利息下降，房地产价格增长了3倍，出现了活跃的本土小企业家。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英国人后来到中国推销土地所有权管理、设立海关，都是基于他们在印度已经做过的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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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是硬件，英国人也把金融管理的软件，即财务管理和人才管理制度带到了亚洲，首先是带到了印度。东印度公司的内部管理采用了考试制度，择优选聘，这在以贵族和裙带关系为荣的英国开了先例，吸引了很多中下层有才能的人到亚洲闯荡，加入了商业与公务员队伍。这样的任人唯贤制度，英国人承认是借鉴了中国的科举制，只不过形式和内容都被改造过了。钱穆在他的《历史研究法》中曾说：“过去数十年来，中国海关邮政和铁路等机构，因有外国制度羼入，亦均从考试量材录用，比较上轨道。此项制度，好像学自英国，其实则是吾家旧物。”在伦敦的大英图书馆，保存着大量的文物，记录的是公司内部财务信息、航海记录等内容，显示其管理制度之严格和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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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英图书馆保留的东印度公司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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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英国人带来的还有一样东西在此不能不提，那就是金融腐败。一开始，英国人是贿赂莫卧儿王朝的皇帝，为贸易支付买路钱。普拉西战役后，腐败成了英印公司体制内部的毒瘤，贪污行贿之风盛行。克莱夫本人就是收贿的能手，他大量接受印度富豪的馈赠，后者行贿的目的不外是自保和私利。携带着16万英镑回国，克莱夫一下子成了伦敦西区的“土豪”，在最贵的伯克利广场置办了巨大的房产，荣升下院议员，还获得牛津大学民事法学博士荣誉。公司上下层层效法他，没有任何政府或其他力量可以制约这些自以为是的公司职员。恶言滚滚涌入伦敦，但是如中国俗语所说：天高皇帝远。最倒霉的是英属印度殖民地的老百姓，有效的现代税收制度把他们勒得紧紧的，旱涝一来，饿殍遍野，人心思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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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炮火和金融在印度所向无敌。现在，它腰缠万贯，志得意满，皇家印度海军有的是银子，更加横行无阻。1757年的一场战争使他们相信，自由贸易可以打开任何市场，金钱与军事实力可以打动任何东方帝王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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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的中国是他们向往的下一站，8 000公里之外，是冒险家的又一个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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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金融史 [:1703488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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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金融史 季风贸易的“一口”通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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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贸易的开局其实很不错。据历史记载，1699年，英国人在广东卖掉价值32 086英镑的货品，进口了价值45 928两银子的中国货。到1750年左右，这两个数字分别变为16万英镑与100万两银子，各自增长了约4倍和20倍。其间的差额则导致印度的白银流向了大清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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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中国在四大贸易港厦门、广州、福州、宁波设立了海关，贸易的对方是葡萄牙、西班牙、日本以及荷兰人。东印度公司开始是通过荷兰人及日本人转口与中国人做生意。比如说茶叶，据记载，1658年已经由东印度公司出口到英国本土。明末清初几十年里，英国商船曾几次到南海港口试探，希望打开直接贸易渠道。1684年，英国人雄心勃勃来到福州闽海关，想在那里建立英国通商据点，但很快他们就撤走了，因为发现闽海关不好打交道，无利可图。又过了十几年，在东印度公司成立将近100年后的1699年，英国人首次来到了广东，这一年成为中英贸易交往的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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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商船从海上驶来，远眺广州海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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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这个时代又一次看到了融入国际潮流的曙光。无论是对西方的文化还是西方的贸易，康熙皇帝在位中期都采取了比较宽容的态度。北京紫禁城中正在演奏西洋乐曲；历法、天文、数学、绘画、宗教，各种舶来品像春雨一样，从天空滴滴落入神州大地。平定了台湾之后，康熙皇帝开始重启沿海商贸，1684年他还在广州赐给西方人一个街区，允许他们居住与经商。这样的优厚待遇，在明末是他们从来不敢企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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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人记录的康熙皇帝在北京视察天主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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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积累了巨大的贸易顺差，貌似明末年间的白银涌入，沿海经济繁荣的时代旧戏又开始重演。然而逝者如斯夫，一个世纪过去了，不但紫禁城换了主人，西方亦不是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的时代。最根本的变化是：工业革命起航的欧洲需要中国这个3亿人的大市场，英法气势汹汹地要和你做生意；一个百年的朝廷，为了巩固统治，只知四处设下藩篱，却没有胆量开放海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