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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引入的金融概念并不局限在银行业，更大的手笔是他们对印度进行的土地改革和土地税收。除了英印公司控制的所谓军事土地外，大片的土地，包括历史上非耕地的森林和荒地，都被重新确认私有权，并成为征税基础。与海外进行的贸易也开征进出口税，开辟了新的税源。1765年，英印公司从印度掠走了300万英镑的横财。到1818年，这个数字扶摇直上，英印公司的财政收入达到2 100万英镑。英国人培养了当地的税务官，一直把手伸到往昔自治的农村。孟加拉地区的经济据说短期内也因此受益，利息下降，房地产价格增长了3倍，出现了活跃的本土小企业家。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英国人后来到中国推销土地所有权管理、设立海关，都是基于他们在印度已经做过的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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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是硬件，英国人也把金融管理的软件，即财务管理和人才管理制度带到了亚洲，首先是带到了印度。东印度公司的内部管理采用了考试制度，择优选聘，这在以贵族和裙带关系为荣的英国开了先例，吸引了很多中下层有才能的人到亚洲闯荡，加入了商业与公务员队伍。这样的任人唯贤制度，英国人承认是借鉴了中国的科举制，只不过形式和内容都被改造过了。钱穆在他的《历史研究法》中曾说：“过去数十年来，中国海关邮政和铁路等机构，因有外国制度羼入，亦均从考试量材录用，比较上轨道。此项制度，好像学自英国，其实则是吾家旧物。”在伦敦的大英图书馆，保存着大量的文物，记录的是公司内部财务信息、航海记录等内容，显示其管理制度之严格和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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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英图书馆保留的东印度公司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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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英国人带来的还有一样东西在此不能不提，那就是金融腐败。一开始，英国人是贿赂莫卧儿王朝的皇帝，为贸易支付买路钱。普拉西战役后，腐败成了英印公司体制内部的毒瘤，贪污行贿之风盛行。克莱夫本人就是收贿的能手，他大量接受印度富豪的馈赠，后者行贿的目的不外是自保和私利。携带着16万英镑回国，克莱夫一下子成了伦敦西区的“土豪”，在最贵的伯克利广场置办了巨大的房产，荣升下院议员，还获得牛津大学民事法学博士荣誉。公司上下层层效法他，没有任何政府或其他力量可以制约这些自以为是的公司职员。恶言滚滚涌入伦敦，但是如中国俗语所说：天高皇帝远。最倒霉的是英属印度殖民地的老百姓，有效的现代税收制度把他们勒得紧紧的，旱涝一来，饿殍遍野，人心思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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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炮火和金融在印度所向无敌。现在，它腰缠万贯，志得意满，皇家印度海军有的是银子，更加横行无阻。1757年的一场战争使他们相信，自由贸易可以打开任何市场，金钱与军事实力可以打动任何东方帝王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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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的中国是他们向往的下一站，8 000公里之外，是冒险家的又一个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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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金融史 [:1703488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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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金融史 季风贸易的“一口”通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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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贸易的开局其实很不错。据历史记载，1699年，英国人在广东卖掉价值32 086英镑的货品，进口了价值45 928两银子的中国货。到1750年左右，这两个数字分别变为16万英镑与100万两银子，各自增长了约4倍和20倍。其间的差额则导致印度的白银流向了大清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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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中国在四大贸易港厦门、广州、福州、宁波设立了海关，贸易的对方是葡萄牙、西班牙、日本以及荷兰人。东印度公司开始是通过荷兰人及日本人转口与中国人做生意。比如说茶叶，据记载，1658年已经由东印度公司出口到英国本土。明末清初几十年里，英国商船曾几次到南海港口试探，希望打开直接贸易渠道。1684年，英国人雄心勃勃来到福州闽海关，想在那里建立英国通商据点，但很快他们就撤走了，因为发现闽海关不好打交道，无利可图。又过了十几年，在东印度公司成立将近100年后的1699年，英国人首次来到了广东，这一年成为中英贸易交往的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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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商船从海上驶来，远眺广州海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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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这个时代又一次看到了融入国际潮流的曙光。无论是对西方的文化还是西方的贸易，康熙皇帝在位中期都采取了比较宽容的态度。北京紫禁城中正在演奏西洋乐曲；历法、天文、数学、绘画、宗教，各种舶来品像春雨一样，从天空滴滴落入神州大地。平定了台湾之后，康熙皇帝开始重启沿海商贸，1684年他还在广州赐给西方人一个街区，允许他们居住与经商。这样的优厚待遇，在明末是他们从来不敢企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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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人记录的康熙皇帝在北京视察天主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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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积累了巨大的贸易顺差，貌似明末年间的白银涌入，沿海经济繁荣的时代旧戏又开始重演。然而逝者如斯夫，一个世纪过去了，不但紫禁城换了主人，西方亦不是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的时代。最根本的变化是：工业革命起航的欧洲需要中国这个3亿人的大市场，英法气势汹汹地要和你做生意；一个百年的朝廷，为了巩固统治，只知四处设下藩篱，却没有胆量开放海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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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密的理论定义了全球现代经济，他的像印在20英镑的反面，是恰如其分的纪念。正面是女王头头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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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不列颠作为一个王国的名字，1707年才出现在英国的字典中，而大英帝国，直到1776年美国宣布独立，才完成了它的民族国家定位与整合。18世纪的中段，散布在英国中小城市与乡村的小作坊吹响了工业革命的号角，此时的帝国在海外已经不可一世，所向披靡。早期启蒙学家关于人道、情操的思想，越来越让位于政治经济学。亚当·斯密那只“看不见的手”，搅得英国人在殖民地贸易中见利忘义、肆意妄为。“把自由贸易的理念推销到世界各个角落”成为登上商船的每一位公民和水手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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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追求的自由贸易有两个驱动力，至今在许多新兴国家可以感觉到同样的力量，那就是：第一，要做全球加工厂，通过自由贸易实现海外原料进口与产品出口，大进大出；第二，创造海内外消费者，降低以至取消进出口门槛，提升购买能力。英国人早就明白自己出产的许多工业品在南亚没有消费市场，但是他们把眼光放到大清的长江以北，这里的市场真是天造地设，需要的就是英国的棉毛制品。印度人把金银都挂在身上，中国人却讲究家庭生活，喜爱摆设，讲究精工细作，官绅出门必有排场。还有什么能比得上英国人制造的钟表、吹风机、带弹簧的马车等等工艺玩意儿更能满足他们的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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