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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英国人喝下午茶的艺术绘画，风韵优雅，茶具也进口自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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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印公司是中英贸易的中间商，然而它对双方的进出口热情有别。对英国进口中国的商品，热度总是在高温，因为其中转手利润丰厚。茶叶是第一进口大项，英国进货商甚至要储备一年的销售存量，许多出港商船仅运输茶叶。茶叶贸易利润高得惊人，对英国政府的税收贡献更令人咂舌。在18世纪的有些年份，茶叶税收占了整个国家收入的10%。今日重翻英国“日不落帝国”的历史，中国的茶叶也曾为其国家财政做过显著的贡献。在那个浮躁的年代，英国的不法商人也在发假冒伪劣产品的不义之财。他们把英国树上落下的叶子染色，假充中国茶叶，坑害国内消费者。而英国当时并没有任何保护消费者食品安全的法案！管中窥豹，进口需求之殷切，出口利润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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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英国对中国的出口，英印公司则热情不高，因为大部分的收入都会留在伦敦，公司还要支付过路的海关成本。统治着印度的英国人稍微一动脑子就会明白，从印度而不是从英国满足中国所需，才是最划算的买卖。东印度公司有独立决策的实力，有宣布开战的权力。它以殖民地的利益为出发点决定与东方的贸易关系，和英国本土的利益出现了越来越大的矛盾。它对推销英国的工业品漫不经心，惹恼了国内的工业家，导致英国议会要通过立法，强制要求北上的商船必须至少携带10%的英国商品。英国政府也强势干预东印度公司的所作所为。1784年，议会通过了一项立法，对印度事务全面收权。英国史学家斯蒂文·鲍恩在他的《商贸之王——公司统治世界的时代》中说：“到18世纪末期，新生代特别是资本家们认为公司垄断是过时的理念。在他们眼中，印度不是英国的进口港，从那里出口英国工业时代的产品，才是他们的兴趣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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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并没有使英印公司就范，几十年的时间里，他们一直北上推销中国人最需要的商品——鸦片，以保持印度白银流出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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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历史学者基本上把对外贸易的阻滞与失衡看成是大清冥顽不化的结果，这样看是不错的。大清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倒行逆施，带领中国走进了死胡同。同样不错的是，商业公司理应遵循商业原则，英印公司违反规则的鸦片出口，把对华贸易推向了无法避免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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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300年前大清外贸格局的背景主色调。就在印度的普拉西战役打响的同一年，即乾隆二十二年，京城的乾隆皇帝发了一道圣旨：沿海重施海禁，关闭三大口岸，只留下广东粤海关一口通商。从此时开始直到1840年的鸦片战争，十几家东印度公司往返穿梭于欧、印与广州之间，连接中国与世界经济的，只剩下这唯一的一条纽带。朝廷同时还更加苛刻地规定：所有的外国人不许在广州过冬，外国贸易商的家人在贸易季也不得来广州，男人不许学中文，不许坐轿子，行商不得欠债等。和明末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不同，盛世大清说到做到，后门全部被堵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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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命的粤海关是大清中期中国进出口的唯一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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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西方的贸易商每年只能期待着四月的季风吹起才敢乘船东行，9月份一过，所有欧洲商人不管商品是否售完，都必须舍弃业务离开中国。这样一种商贸模式，后来被西方称为“季风贸易”。创办于1957年的广州商品交易会，承继的就是“季风贸易”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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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台大戏变成了独角戏，在广州的东西方贸易越来越红火。和洋人做生意名声最大的是“广东十三行”。英国国家图书馆收藏了一幅1760年由中国画家绘制的广东十三行长卷，视野宽阔宏大，几十里远山近海风光尽收眼底，迎风招展的西洋国旗与衙门旌旗清楚昭示着东西方历史交汇的壮观景象。广东十三行实际就是现在所谓的进口商、代理商。当年的口岸代理行数量时多时少，从来不是只有13家。康熙末年，在粤海关衙门的支持下，成立了强势的“公行”，有点像政企不分的洋行，老板官商一身，有商业的行名，也有挂靠的官名，其中最有影响力最兴盛的有13家，包括伍秉鉴的怡和行，商名“浩官”，潘绍光的同孚行，商名“正官”，等等。在广州还有一些非公行的洋行，它们就是纯粹的民营，但一般口碑很差，货物掺假，营私舞弊，业务马马虎虎。而相比之下，十三行自行统一价格，货真价实，商誉好得多，外国商人自然愿意和它们打交道。带有官名的商人可以和衙门府直接往来，外商把这些人就当成了政府官员，连外交问题都和他们商讨。在1840年以前，外商不能在商行之外寻找买家或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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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度，一家拥有皇家特许权的东印度公司垄断了全部对华贸易。在大清，13家背靠官府的商行承揽了与西方人的全部贸易。不言而喻，鸦片战争前的中英也是势均力敌，贸易的较量深深嵌入朝廷的军事与政治角力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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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清此时正值康乾盛世的末期，它的政治稳定和世界政治的动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1760~1820年，欧亚、美洲、北非的国家，一个接一个陷入危机和动乱的泥沼。奥地利、俄国、普鲁士、法国和英国，先是在七年战争中互相残杀，之后，法国爆发了大革命，美国人打败了英国皇家海军，英国人摧毁了莫卧儿王朝，日本的德川幕府和奥斯曼帝国都在经历宫廷内斗。惶惶不安的世界到底在寻找什么？贝利教授说：“贫困、掠夺、社会冲突提出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统治者统治的权力来自何处？”19世纪初，一切都明朗化了，权力来自军事的实力和金融的强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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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印度公司“季风贸易”的商船，当年往来与印度语广东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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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有自己维持政权稳定的一套做法与主张，和海外扩张、贸易立国完全不搭界。它不但牢牢执掌着天朝大权，而且在这个全球动乱的时代，大大扩张了自己的版图。如果我们拿乾隆皇帝和万历皇帝的中国版图做一个比较，便会发现清朝的土地向东向北已经增大了一倍。英国人海上打出来的是财富，大清在陆地上得到的是领土；西方奉行的是在全球争夺霸权的理念，乾隆爷自信的是天朝地大物博，只要内部不乱，谁也动摇不了大清的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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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历史学家从中国文化的传统找原因，认为遵循着儒家伦理组织起来的中国社会，把商人放在了“士农工商”的最后一位，而且士人君子绝不爱财，只有“小人”才喻于利。只是到了20世纪，历史学家们才费尽气力，追根溯源，发现中国历来是一个商业发达、官商相依的社会。清初如果没有富商巨贾的襄助，也不会出现百年盛世的局面。乾隆皇帝的“一口通商”之所以出台，并维持了几十年，说到底，就是因为外贸占中国经济的比重太小，对政权的稳定无关要旨，西方才不被大清放在眼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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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金融史 [:1703488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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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金融史 输掉了战争，迎来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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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面对着大清严厉的管制，对东印度公司来说，18世纪到19世纪初年仍可算得上是与中国进行贸易的黄金时代。不但英国东印度公司是交易的大赢家，英国也受益匪浅，其他欧洲国家及美、日均分享到利益。只想着极力维护自己国内市场的大清，从国家到百姓却均是输家。大清盛世的稳定是一重烟雾，蒙蔽了自己的眼睛，看不清世界的经济权力已经完成重新分割，与西方发展拉开新的距离，把更大的风险推给了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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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康熙末期，东印度公司就开始向中国推销鸦片了。1729年，雍正皇帝第一次发布禁止鸦片入口的圣旨，到1839年，朝廷至少发出了46道禁令，明示进口鸦片为非法贸易。明知鸦片的危害，还大规模种植罂粟花，而且不顾朝廷圣旨向中国倾销，英印公司此时利欲熏心，无法无天，它的恶行，永远刻在现代发展史的耻辱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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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正义，道光、咸丰父子带领着大清和以英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开战，打了两次鸦片战争，结果却是中国人满盘皆输。东方人道德上的正义，不可能改变西方贸易的游戏规则，战胜不了人类本能的欲望，也阻挡不了世界进化的步伐。鸦片虽然被烧了两万多箱，但割地赔款、战争伤亡、毒品进口禁令解除被迫合法化，这一切使中国人伤心透顶，一个世纪后都没缓过劲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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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战争以鸦片之名垂史，但它涉及的议题却远非一剂麻药所能概括。现在我们围绕白银和金融，看看中英冲突是怎样酝酿激化的。这里有三个层次：对大清和英国政府，白银是战争的导火线；而冲突的加温，离不开伦敦的金融城扇风和威斯敏斯特的点火；西方最大的战利品就是中国市场，其中包括了金融主导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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