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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金融史 [:1703488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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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金融史 季风贸易的“一口”通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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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贸易的开局其实很不错。据历史记载，1699年，英国人在广东卖掉价值32 086英镑的货品，进口了价值45 928两银子的中国货。到1750年左右，这两个数字分别变为16万英镑与100万两银子，各自增长了约4倍和20倍。其间的差额则导致印度的白银流向了大清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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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中国在四大贸易港厦门、广州、福州、宁波设立了海关，贸易的对方是葡萄牙、西班牙、日本以及荷兰人。东印度公司开始是通过荷兰人及日本人转口与中国人做生意。比如说茶叶，据记载，1658年已经由东印度公司出口到英国本土。明末清初几十年里，英国商船曾几次到南海港口试探，希望打开直接贸易渠道。1684年，英国人雄心勃勃来到福州闽海关，想在那里建立英国通商据点，但很快他们就撤走了，因为发现闽海关不好打交道，无利可图。又过了十几年，在东印度公司成立将近100年后的1699年，英国人首次来到了广东，这一年成为中英贸易交往的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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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商船从海上驶来，远眺广州海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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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这个时代又一次看到了融入国际潮流的曙光。无论是对西方的文化还是西方的贸易，康熙皇帝在位中期都采取了比较宽容的态度。北京紫禁城中正在演奏西洋乐曲；历法、天文、数学、绘画、宗教，各种舶来品像春雨一样，从天空滴滴落入神州大地。平定了台湾之后，康熙皇帝开始重启沿海商贸，1684年他还在广州赐给西方人一个街区，允许他们居住与经商。这样的优厚待遇，在明末是他们从来不敢企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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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人记录的康熙皇帝在北京视察天主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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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积累了巨大的贸易顺差，貌似明末年间的白银涌入，沿海经济繁荣的时代旧戏又开始重演。然而逝者如斯夫，一个世纪过去了，不但紫禁城换了主人，西方亦不是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的时代。最根本的变化是：工业革命起航的欧洲需要中国这个3亿人的大市场，英法气势汹汹地要和你做生意；一个百年的朝廷，为了巩固统治，只知四处设下藩篱，却没有胆量开放海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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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密的理论定义了全球现代经济，他的像印在20英镑的反面，是恰如其分的纪念。正面是女王头头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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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不列颠作为一个王国的名字，1707年才出现在英国的字典中，而大英帝国，直到1776年美国宣布独立，才完成了它的民族国家定位与整合。18世纪的中段，散布在英国中小城市与乡村的小作坊吹响了工业革命的号角，此时的帝国在海外已经不可一世，所向披靡。早期启蒙学家关于人道、情操的思想，越来越让位于政治经济学。亚当·斯密那只“看不见的手”，搅得英国人在殖民地贸易中见利忘义、肆意妄为。“把自由贸易的理念推销到世界各个角落”成为登上商船的每一位公民和水手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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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追求的自由贸易有两个驱动力，至今在许多新兴国家可以感觉到同样的力量，那就是：第一，要做全球加工厂，通过自由贸易实现海外原料进口与产品出口，大进大出；第二，创造海内外消费者，降低以至取消进出口门槛，提升购买能力。英国人早就明白自己出产的许多工业品在南亚没有消费市场，但是他们把眼光放到大清的长江以北，这里的市场真是天造地设，需要的就是英国的棉毛制品。印度人把金银都挂在身上，中国人却讲究家庭生活，喜爱摆设，讲究精工细作，官绅出门必有排场。还有什么能比得上英国人制造的钟表、吹风机、带弹簧的马车等等工艺玩意儿更能满足他们的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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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英国人喝下午茶的艺术绘画，风韵优雅，茶具也进口自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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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印公司是中英贸易的中间商，然而它对双方的进出口热情有别。对英国进口中国的商品，热度总是在高温，因为其中转手利润丰厚。茶叶是第一进口大项，英国进货商甚至要储备一年的销售存量，许多出港商船仅运输茶叶。茶叶贸易利润高得惊人，对英国政府的税收贡献更令人咂舌。在18世纪的有些年份，茶叶税收占了整个国家收入的10%。今日重翻英国“日不落帝国”的历史，中国的茶叶也曾为其国家财政做过显著的贡献。在那个浮躁的年代，英国的不法商人也在发假冒伪劣产品的不义之财。他们把英国树上落下的叶子染色，假充中国茶叶，坑害国内消费者。而英国当时并没有任何保护消费者食品安全的法案！管中窥豹，进口需求之殷切，出口利润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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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英国对中国的出口，英印公司则热情不高，因为大部分的收入都会留在伦敦，公司还要支付过路的海关成本。统治着印度的英国人稍微一动脑子就会明白，从印度而不是从英国满足中国所需，才是最划算的买卖。东印度公司有独立决策的实力，有宣布开战的权力。它以殖民地的利益为出发点决定与东方的贸易关系，和英国本土的利益出现了越来越大的矛盾。它对推销英国的工业品漫不经心，惹恼了国内的工业家，导致英国议会要通过立法，强制要求北上的商船必须至少携带10%的英国商品。英国政府也强势干预东印度公司的所作所为。1784年，议会通过了一项立法，对印度事务全面收权。英国史学家斯蒂文·鲍恩在他的《商贸之王——公司统治世界的时代》中说：“到18世纪末期，新生代特别是资本家们认为公司垄断是过时的理念。在他们眼中，印度不是英国的进口港，从那里出口英国工业时代的产品，才是他们的兴趣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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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并没有使英印公司就范，几十年的时间里，他们一直北上推销中国人最需要的商品——鸦片，以保持印度白银流出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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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历史学者基本上把对外贸易的阻滞与失衡看成是大清冥顽不化的结果，这样看是不错的。大清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倒行逆施，带领中国走进了死胡同。同样不错的是，商业公司理应遵循商业原则，英印公司违反规则的鸦片出口，把对华贸易推向了无法避免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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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300年前大清外贸格局的背景主色调。就在印度的普拉西战役打响的同一年，即乾隆二十二年，京城的乾隆皇帝发了一道圣旨：沿海重施海禁，关闭三大口岸，只留下广东粤海关一口通商。从此时开始直到1840年的鸦片战争，十几家东印度公司往返穿梭于欧、印与广州之间，连接中国与世界经济的，只剩下这唯一的一条纽带。朝廷同时还更加苛刻地规定：所有的外国人不许在广州过冬，外国贸易商的家人在贸易季也不得来广州，男人不许学中文，不许坐轿子，行商不得欠债等。和明末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不同，盛世大清说到做到，后门全部被堵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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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命的粤海关是大清中期中国进出口的唯一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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