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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西方的贸易商每年只能期待着四月的季风吹起才敢乘船东行,9月份一过,所有欧洲商人不管商品是否售完,都必须舍弃业务离开中国。这样一种商贸模式,后来被西方称为“季风贸易”。创办于1957年的广州商品交易会,承继的就是“季风贸易”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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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台大戏变成了独角戏,在广州的东西方贸易越来越红火。和洋人做生意名声最大的是“广东十三行”。英国国家图书馆收藏了一幅1760年由中国画家绘制的广东十三行长卷,视野宽阔宏大,几十里远山近海风光尽收眼底,迎风招展的西洋国旗与衙门旌旗清楚昭示着东西方历史交汇的壮观景象。广东十三行实际就是现在所谓的进口商、代理商。当年的口岸代理行数量时多时少,从来不是只有13家。康熙末年,在粤海关衙门的支持下,成立了强势的“公行”,有点像政企不分的洋行,老板官商一身,有商业的行名,也有挂靠的官名,其中最有影响力最兴盛的有13家,包括伍秉鉴的怡和行,商名“浩官”,潘绍光的同孚行,商名“正官”,等等。在广州还有一些非公行的洋行,它们就是纯粹的民营,但一般口碑很差,货物掺假,营私舞弊,业务马马虎虎。而相比之下,十三行自行统一价格,货真价实,商誉好得多,外国商人自然愿意和它们打交道。带有官名的商人可以和衙门府直接往来,外商把这些人就当成了政府官员,连外交问题都和他们商讨。在1840年以前,外商不能在商行之外寻找买家或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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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度,一家拥有皇家特许权的东印度公司垄断了全部对华贸易。在大清,13家背靠官府的商行承揽了与西方人的全部贸易。不言而喻,鸦片战争前的中英也是势均力敌,贸易的较量深深嵌入朝廷的军事与政治角力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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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清此时正值康乾盛世的末期,它的政治稳定和世界政治的动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1760~1820年,欧亚、美洲、北非的国家,一个接一个陷入危机和动乱的泥沼。奥地利、俄国、普鲁士、法国和英国,先是在七年战争中互相残杀,之后,法国爆发了大革命,美国人打败了英国皇家海军,英国人摧毁了莫卧儿王朝,日本的德川幕府和奥斯曼帝国都在经历宫廷内斗。惶惶不安的世界到底在寻找什么?贝利教授说:“贫困、掠夺、社会冲突提出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统治者统治的权力来自何处?”19世纪初,一切都明朗化了,权力来自军事的实力和金融的强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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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印度公司“季风贸易”的商船,当年往来与印度语广东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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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有自己维持政权稳定的一套做法与主张,和海外扩张、贸易立国完全不搭界。它不但牢牢执掌着天朝大权,而且在这个全球动乱的时代,大大扩张了自己的版图。如果我们拿乾隆皇帝和万历皇帝的中国版图做一个比较,便会发现清朝的土地向东向北已经增大了一倍。英国人海上打出来的是财富,大清在陆地上得到的是领土;西方奉行的是在全球争夺霸权的理念,乾隆爷自信的是天朝地大物博,只要内部不乱,谁也动摇不了大清的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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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历史学家从中国文化的传统找原因,认为遵循着儒家伦理组织起来的中国社会,把商人放在了“士农工商”的最后一位,而且士人君子绝不爱财,只有“小人”才喻于利。只是到了20世纪,历史学家们才费尽气力,追根溯源,发现中国历来是一个商业发达、官商相依的社会。清初如果没有富商巨贾的襄助,也不会出现百年盛世的局面。乾隆皇帝的“一口通商”之所以出台,并维持了几十年,说到底,就是因为外贸占中国经济的比重太小,对政权的稳定无关要旨,西方才不被大清放在眼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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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金融史 输掉了战争,迎来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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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面对着大清严厉的管制,对东印度公司来说,18世纪到19世纪初年仍可算得上是与中国进行贸易的黄金时代。不但英国东印度公司是交易的大赢家,英国也受益匪浅,其他欧洲国家及美、日均分享到利益。只想着极力维护自己国内市场的大清,从国家到百姓却均是输家。大清盛世的稳定是一重烟雾,蒙蔽了自己的眼睛,看不清世界的经济权力已经完成重新分割,与西方发展拉开新的距离,把更大的风险推给了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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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康熙末期,东印度公司就开始向中国推销鸦片了。1729年,雍正皇帝第一次发布禁止鸦片入口的圣旨,到1839年,朝廷至少发出了46道禁令,明示进口鸦片为非法贸易。明知鸦片的危害,还大规模种植罂粟花,而且不顾朝廷圣旨向中国倾销,英印公司此时利欲熏心,无法无天,它的恶行,永远刻在现代发展史的耻辱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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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正义,道光、咸丰父子带领着大清和以英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开战,打了两次鸦片战争,结果却是中国人满盘皆输。东方人道德上的正义,不可能改变西方贸易的游戏规则,战胜不了人类本能的欲望,也阻挡不了世界进化的步伐。鸦片虽然被烧了两万多箱,但割地赔款、战争伤亡、毒品进口禁令解除被迫合法化,这一切使中国人伤心透顶,一个世纪后都没缓过劲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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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战争以鸦片之名垂史,但它涉及的议题却远非一剂麻药所能概括。现在我们围绕白银和金融,看看中英冲突是怎样酝酿激化的。这里有三个层次:对大清和英国政府,白银是战争的导火线;而冲突的加温,离不开伦敦的金融城扇风和威斯敏斯特的点火;西方最大的战利品就是中国市场,其中包括了金融主导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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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的酝酿,首先还是英国东印度公司惹的祸。18世纪末年,白银的价格经历了一段稳定的时期,英印公司对英国的出口,越来越依赖伦敦城的银行票据进行结算,而不是将白银货币在海上运来运去。1770年印度斯坦银行成立后,东西方的银行汇兑结算服务连成一体,支付工具灵活多样,贸易成本降低。这也就意味着伦敦城的富豪有了新的渠道,可以通过投资英印银行的股票和从事贸易汇兑,分享帝国在东方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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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种金融深化不适用于对大清的贸易:广东的十三行不接受伦敦开出的任何汇票,而且朝廷的圣旨明令,行官们不得和洋行发生任何借贷往来。将近百年下来,中国人眼睛里的货币,还是只有银子。但是,你不变,不意味着世界不变。拉美的白银产量在波动,日本的白银进口时上时下,世界贸易也有景气周期。这一切反映到嘉庆、道光年间,就是银价兑铜价没个准儿,税收时节银价上涨,不时引起抗租抗暴,让京城户部的老爷们总是提心吊胆,抓耳挠腮。台湾有一位教授林满红,在哈佛的东亚中心专门研究了这一段“白银紧缩”的历史,回放了紫禁城里当年的朝廷命官就用银用铜、稳定对价进行的激烈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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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银子都去哪儿了,朝廷也没有什么好争论的。东南沿海就留了一道小门,白银流出国门,只有这么一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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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计鸦片进口,大清一直是个净出口国家。例如1785~1794年的10年间,英国向中国输入金银的价值约达300万英镑。但是在1820年以后,鸦片的进口突然猛增,银子也就像当年哗哗流入一样又哗哗流出。道光帝不是又下了几道严厉的圣旨禁烟吗?英国议会档案里不是也有不少决议,证明它曾经坚决阻止英印公司从事鸦片贸易吗?为什么正是在此一时段,鸦片交易如此猖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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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细节里真的是藏了许多偶然性,那些必定要发生的事,其实是这些偶然累积的总爆发。鸦片贸易猖狂的偶然性就在于:1813年,英国议会决定终止英印公司对华贸易的垄断权;1814年,英国威灵顿将军在滑铁卢打败拿破仑。这两件事同时发生,我们就会发现在印度洋与南海的海面上,突然出现了许多训练有素的水手,那是英国皇家海军遣散的无仗可打的水兵。他们来到亚洲寻找生计,正好被东印度公司看上,可以为本公司种植的鸦片做二道贩子,让英国政府和大清朝廷都抓不住自己的把柄。怡和洋行、宝顺洋行等都是靠着鸦片发的家,亦可谓识时务的“俊杰”。这些小公司本身并没有钱为预售的鸦片垫款,东印度公司和印度的银行就给它们贷款或赊账,而伦敦金融城里的大亨,通过一道道的信用就成了最后的大债主。林则徐1839年在虎门销烟,火星一溅,就像通电一样传导到英伦,心疼的不仅是英国驻广东的贸易总督义律先生和鸦片贩子,它还刺痛了大英帝国最敏感的那根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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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毒害中国人的一张版画,登在《伦敦画报新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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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0年东印度公司出口英国市场的广彩大碗,碗内绘制了公司商船的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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