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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收入就还不了债务，资不抵债，就要破产。古今中外，这是条不言而喻的市场规律，没有什么不能理解。比较难以理解的是，那些实力强大甚至不可一世的公司，最后为什么会由于道义而寿终正寝？它们的资产后来又落到了谁的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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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不受约束的垄断特权，最终一定会让它的持有者在道义上走向黑暗。对此最有力的证据就是英国的东印度公司。重新挖掘了“个人商业英雄”的加拿大作家斯蒂芬·波昂的结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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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英雄们和他们的公司是噩梦的一个缩影：他们集合了为所欲为、肆无忌惮的权力与理想主义。他们掌控着整个文明与社会，只是为了遥远的一群股东的私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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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凡人可能犯下《圣经》中谴责的“七宗罪”，19世纪的英国人越来越相信，垄断特权正在把人的罪恶本性借助公司的形体加倍释放出来。在西方对“商业英雄”的声讨书中，对垄断特权“七宗罪”的描述最常见的用词也是非常人性化的：霸权（hegemony）、贪腐（corruption）、独裁（despot）、暴力（violence）、剥夺（impoveris-hment）、低效（inefficient）和负债（indebtedness）。就是在商言商的功利主义，现在也要接受商业伦理和社会舆论的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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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8年2月，威斯敏斯特城大堂里举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公诉会，被设定为有罪的被告对象是英属印度的总督沃伦·哈斯廷斯（1732~1818），罪名是贪污腐化、掠夺公众、挪用公款。总之，七宗罪都全了。当时的英属印度完全是在东印度公司的统治下，直到1773年，英国议会才强令公司接受由英国政府任命的总督，第一位就任的总督就是这位哈斯廷斯。他来自英国的一个贫穷教区的教会家庭，派去印度的目的是希望他能帮助制止东印度公司的腐败，清除财务黑幕。但是几年后议会就接到告发，这位哈斯廷斯和公司沆瀣一气，所作所为全从公司和个人利益出发，玷污了英国“廉政人道”的清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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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英雄时代”的世界地图（1699~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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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剿和控告他的是英国著名的政治伦理学者、政论家埃德蒙·伯克（1729~1797），此人以坚决支持美国独立和坚决谴责法国革命著称。公诉吸引了成百上千的人，他们为原告与被告的故事和辩论所吸引，连夜等在大堂外，准备亲临现场一睹控辩双方的真容。伯克声色俱厉的控告，唤起了听众内心朴实原始的痛感，就是哈斯廷斯本人都被深深震动，不可自持地承认：“我真是世界上罪大恶极之人。”当时的英国还没有明确的对公司审判的法律，对明明有罪之人也不能法外判决。结果这场轰轰烈烈的反贪腐反恶行的控诉，一下子扯了七年，也没理清底线究竟在哪里。拖到最后，老百姓对谁对谁错都没了兴致，哈斯廷斯最后无罪释放，回到家乡安度晚年。东印度公司一如既往，仍然远在天边，逍遥法外，虽然有几年的收入不佳，但其财务地位无人可以撼动。对英属印度的当地人而言，公司的统治真是阴云密布，暗无天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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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法律上、行政上看到的结果如何，公诉在英国的影响是长远深刻的。伯克提出的各种问题，远远超出了一家公司的道义考虑或是以公司股东、董事、雇员为中心的商业伦理。他把问题提到了民族和政治道德的高度，来审视英属印度的统治阶层、殖民社会与政权机构的性质和意义。如英国历史通俗作家杰里米·帕克斯曼所说，哈斯廷斯公诉案是历史上所有帝国第一次对打着它旗号的公司在海外肆行的严肃调查，也是18世纪末公众道德感的一次大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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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伯克的挑战并没有超出英国人“爱国”民族主义的成见。一个文明的政治统治，在伯克看来是英格兰“整个民族的骄傲”。印度人民在近百年时间里不停地反抗东印度公司的统治，争取民族独立与自治。而在伦敦，精英们只是想结束一家公司代理英国政府所实施的不文明的统治，而不是动摇大英帝国在海外的殖民扩张和商业利益。伦理上，在伯克的眼中，“政府是人类智慧为了满足人类需求而设的机构”，它有一套理论体系，完善地设置了检查与监督机制。这种荣誉与力量在全世界的体现，是代表一群资本家利益的公司所不能比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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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7年，在印度爆发了另一次强烈的反抗运动之后，英国政府就此宣布，彻底结束东印度公司的经营，将英属印度的政权收归英国政府，永远清除公司对政治的污染。谁来接手印度高贵的国权呢？是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她从此有了一个新的名号：印度女皇。著名的自由主义哲学家约翰·穆勒（1806~1873，詹姆斯·穆勒的儿子），当时还在东印度公司任职，听到变故，他帮助起草了一份“向政府申诉书”，从中我们似乎可以听到东印度公司高层对政府收权的满腹牢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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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印度公司）自己花钱，雇用职员与军队，主动进取，为（英国）打下一个辉煌的东方帝国。它的根基都是（申诉人）自己奠定的，从未得到议会的任何资助或得到任何指引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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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东印公司为大英帝国打了天下，但这已挡不住它“落花流水春去也”的命运。政府对它持有的财产进行了赎买，它所有的一切，按照法律，就成了帝国的公共财产。类似地，俄国美洲公司的阿拉斯加，1867年被美国人用720万美元买去，成了美国的第49个州；胡德森海湾公司拥有的土地，1870年以后全部划归加拿大政府。罗兹先生辞世于1902年，英属南非公司的公权1923年被英国政府褫夺。随着白银时代的远去，人们发展了新的理念，那就是：由帝国或国家政府来行使对海外殖民地的权力，总会比公司垄断统治更加公平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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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多利亚女王1877年在印度德里布巴接受女皇封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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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王伊丽莎白一世1600年授权的公司、大英帝国曾经的垄断寡头，在融资投资史上划出一道道璀璨的光芒之后，像流星般陨落。但是如果说特许垄断一定会走向消亡，这个结论还为时尚早。在白银时代还诞生了一家公司，同样握有皇家特许，维持了百年的垄断经营仍然生命力旺盛。它，就是位于金融城的英格兰银行。下面让我们离开风高浪急的海洋，回到曾经的世界金融心脏——伦敦城，游历由英格兰银行定义的一个金融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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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金融史 [:1703488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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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金融史 第2章 英行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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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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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养生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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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白银时代走来的金融，一派“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繁忙景象，怎么一下子就变了时代？原因是市场来了个大借主，一出手就改变了玩法，把越来越多的公民，不管他们是不是贸易商，都变成了大债主。这个新玩家是谁？就是政府，具体地说，就是英国君主立宪的王室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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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政府缺钱，可以收税增税，可以摊捐鬻爵，甚至收缴贪官田地家产。英国王室比明清中国朝廷开通，早就不耻“下借”，更不在乎“赖账”的坏名声。可是在1694年，英王威廉三世的立宪政府却再也搞不到钱，天要塌了！为了英国的荣誉，它与法国人连年浴血奋战，掏干了金库。有钱的富豪虽然钱袋子鼓鼓的，但就是不愿拿出来借给政府。俗话说，车到山前必有路，此时冲出一位开路先锋——伦敦城里的英格兰银行。它做了三件事，可谓前无古人：第一，成全了政府这个大借主；第二，利用特许权与契约，迫使王室政府与伦敦城平起平坐；第三，搭建了一座桥梁，不但让富人找到了收息的通路，而且把千家万户普通市民的钱，从床底下运到了国王的金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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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或许谁都能做，后来各国也都纷纷效仿，但是伦敦城做得最漂亮。它不是借钱给了一个政府，而是投资了一个将成为世界新霸主的帝国。它的回报非常可观：伦敦城从此逾两个世纪雄踞全球金融世界的峰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