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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我们公司做出了一个战略决策，在伦敦开设除香港之外的第一个海外办公室。有人跑来建议我们，一定要把办公室落脚在西区，因为那里云集了最前卫高端的金融机构，办公室装修的风格很独特，豪华中透着高雅。也有人告诉我们东边的金丝雀码头才是正确的选择，那里是现代化的金融中心，楼面宽阔，今后公司发展了，都不用发愁再次搬家。听到消息的伦敦城（the City of London，亦称金融城）最积极，职员们跑到我们的办公室来游说。他们只有一句话：大伦敦市只有一个金融中心，那就是历史悠久的金融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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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高管最后一致投票，伦敦办公室就选择在金融城，距英格兰银行步行只有两分钟的路程。在金融世界，要推“活的历史”，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和伦敦城争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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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金融史 [:1703488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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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金融史 一座城的商贸金融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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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公司25层办公室的玻璃窗望出去，伦敦城昔日最抢眼的地标——皇家交易广场和英格兰银行尽收眼底。提起“the City”，也就是北起利物浦街，南到泰晤士河，方圆不过1平方公里的一块地方，人人都知道，它不但曾是帝国金融业的骄傲，今日仍站在全球金融的前沿。西方金融危机爆发的2008年，英国出版了一本揭露黑幕的小说，名字用的就是金融城里的幸运儿——银行精英的爱称：《城市男孩》（City Boy）。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金融思想家沃尔特·白芝浩出版了影响深远的一本书：《伦巴第街》，伦敦城一条街的名字从此代表了整个银行业。他在书中开宗明义：银行和货币，总是让人感到扑朔迷离，报纸上出现的消息，又常常故弄玄虚。最好就是到聚集着银行大楼的伦巴第街走上一遭，见识见识脚步匆匆的银行家，感受一下空气中弥漫着的那种追逐成功的激情。伦敦城的高楼大厦坚固沉着，里面流动着的却是变幻莫测的货币经济的精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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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基因。伦敦城从骨子里折射出来的，都是商贸金融的前世今生。要理解这一点，得从这座城2 000年的历史谈起。我找到一个可以很快记住它悠久历史的好方法，就是把伦敦城和古城北京做个对比。这两座城有相似之处吗？它们又有什么不同? 要说有相似，不论是中国人还是英国人，可能都会不以为然。然而把它们放在一起观察，可以发现不少有趣的“双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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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伦敦建城的记录始于公元43年，北京有记载的建城时间为公元前1045年。伦敦虽晚到了1 000多年，但一座城龄3 000年，一座2 000年，均有历史名城的资格。又如，北京成为一国之都，是在辽代的938年；伦敦则在1066年成为一个新王宫门对门的邻居，比北京晚到了100多年，均有千年帝都的底蕴。两城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留下了外国人或外族人的多元人文风貌，坐拥灿烂的古迹地标。伦敦的外来史，包括古罗马人在此经营了400年，维京人与挪威人为夺城相互鏖战，最后是来自英吉利海峡对岸的诺曼人，成为英伦的征服者。北京初具大都的格局，始于非汉人统治的金代，元代和清代都是中国的少数民族在这里掌权。过去，北京有举世闻名的城墙城门，伦敦城也有。不过北京城墙要壮观得多，内外城总长24公里，内城有9座城门，中间是皇城紫禁城；伦敦城总长5英里，有8座城门。两城的城墙城门，如今均只剩下可怜的残门断壁和年青一代不解其意的交通站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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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特”，这本身就是一种可比性：北京城的独特，在于它把自己打造成了天朝的皇都和国家的政经中心。伦敦城的独特，在于它对皇家和政权永远大门紧闭，始终保持着一个地道的商业城市的真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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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城的商贸基因，始于2 000年前泰晤士河边的一个小渔村。来来往往的商船，带来海外的货物，从这里上岸，销售到南部英格兰。1046年，伦敦已是一个有几千居民的贸易繁荣的大城市。这一年，盎格鲁–撒克逊的最后一任国王爱德华，想把自己安息的大教堂建在泰晤士河边，但是他没有进城，教堂建在了离伦敦城两英里的地方：意味着威斯敏斯特城与伦敦城井水不犯河水。为伦敦城作传的历史学者让·路易斯说，不但王权对伦敦城望而却步，罗马天主教落脚在英国南部的坎特伯雷，主教的权威与世俗的权威亦互不相扰。1078年，来自诺曼的征服者威廉一世，把他的王宫修建在伦敦城外，也是只能为邻，不能入主。这座王宫就是今天的“伦敦塔”（Tower of London），又称“女王陛下的宫殿与城堡”。由此来说，独立与自治就是伦敦城传统文化的重要特质，王权和神权对它的文化表示出足够的尊重，这和历史上的北京城由皇权原点辐射的格局极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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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城8座城门中的一座，19世纪被全部拆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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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守护并巩固了伦敦城的独立自主。一是1215~1297年，封建贵族在教会的参与下，迫使国王约翰接受了《大宪章》（Magna Carta）的约法，伦敦城被授予独立的行政管辖权。二是1688~1694年，土地贵族、王室与伦敦城里的富豪，重新整合了权力。通过一轮“金融革命”，伦敦城金融富豪与传统的土地贵族并立，一左一右，支撑“君主立宪”的斯图亚特新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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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大宪章》，伦敦城获得了永久的自治权力，可以推举作为最高权力代表的市长，国王不得干预。这一特权一直延续至今，市长往往选自事业有成的会计师、律师、银行家等专业人士。《大宪章》还规定：贵族，当然也包括伦敦城里的富人，他们界定明确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国王不可以任意征税，不可以不通过议会立法，更不具有对臣民生杀予夺的大权。据英国历史学家麦考莱记述，17世纪初年，伦敦已有近50万人口，市民在那里受到尊崇，他们风度优雅，衣着高贵，上流社会的绅士均被称为男爵（Sir），具有平衡王权与土地贵族的力量。而且最重要的，他们充分知道如何运用这种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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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初大伦敦地图。西部的小城是威斯敏斯特城，伦敦塔在伦敦城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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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9月11日，在伦敦城的市政厅博物馆，1297年封印签字的《大宪章》首次向公众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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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王权对伦敦城的繁荣来说，并不是可有可无的事情。金融家们一方面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另一方面更乐于皇亲国戚以自己为邻，便于做王室的生意。他们深深懂得，有了王权的认同和认可，商业秩序与律法可以得到更为有效的执行，特别是利率和履约的执行，以及与外国人打交道时的自我保护，都需要仰仗王室的权威。与荷兰金融业发端相似，伦敦城的金融家们也是出身于为贸易商服务的金银器匠。但是他们中间最成功的，是依附了王权的精明商人。被人称为都铎王朝“钱袋子”的托马斯·格雷欣爵士（1519~1579）就是这样的代表，他也被认为是英国现代银行业的开山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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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雷欣前后服务过两个国王——亨利八世和爱德华六世，两位女王——玛丽女王与伊丽莎白女王，都是在都铎王朝。他为王室所提供的服务，有点像现在所谓的私人银行业务，包括给王室短期垫钱，为他们在荷兰、法国采购新潮消费品等。另外，他抓住新《反高利贷法案》带来的机会，从事贷款业务，收取利息。他给自己的商行设计了一个标识——一只大蚱蜢，希冀他的业务像蚱蜢一样蹦得高，跳得远。爱德华六世时英国财政出了麻烦，王室找格雷欣帮忙解决了问题。由于他的历史影响，19世纪时一位美国经济学史专家把“劣币驱除良币”这一著名论断冠名为“格雷欣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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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格雷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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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雷欣还热衷于投资商业地产。在伊斯兰国家，如君士坦丁堡、马拉喀什，商业大市场司空见惯。把这种形制的建筑搬到伦敦，集各类交易于一个屋檐下，是格雷欣的首创。这样的大事业，他不是自己干，而是拉上了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入伙，并得到皇家的特许。1569年，皇家交易所在伦敦城开市，女王也来剪彩，带给这座商城不同一般的荣耀。格雷欣深知，既与王室保持距离，又得到政权荫庇，是商贸繁荣必要的条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