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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0年，清圣祖康熙皇帝开始准备亲征蒙古，与准噶尔的噶尔丹一决雌雄。这一仗一直打到了1697年，康熙三次出征，时间与英法“九年战争”基本重合。几十年后，乾隆皇帝开疆拓土，东征西讨，曾说“兵不可一日不备”。在18世纪，大清几乎和英国一样，大小战役连绵不断。虽说中国当年已有几亿人口，地大物博，但大清皇朝和前朝一样是轻徭薄赋，那么解决战争财政的钱来自何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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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亲征准噶尔的版画，可见兵力动员之大。乾隆出征规模更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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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又是一个中英历史上有意思的对比。许多著名史学家（如黄仁宇），专门考证过明清的税收与财政问题。历史学者梁柏力对各方研究做了总结，据他说，清初战事频仍时期，朝廷靠了三个财源：税收、捐纳、摊派。捐纳制度即合法的买官鬻爵，鼓励商人通过花钱取得功名。摊派是指清政府和商人们的合作，如由“皇商”帮助运送战争物资，支持在准噶尔征战的清兵。这些都是隐性的财政收入，国库越空虚，它们所占的比重就越高。据信，到19世纪后半期，通过捐纳途径当上地方官的人已占到官员的一半。晋封为“皇商”的“专卖”为皇家采办货物，将军需物资送达战事前线，不但获得厚利，而且也有功名。这种战争财政的体制一直到同治朝还在实施，运作相当有效。只是到了“洋务运动”时期，清政府才认识到，为富国强兵，必须购买洋人的枪炮，而洋人只认真金白银，投资兵工厂必须有货币资本。隐形的财政收入，从此没了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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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朝廷覆灭前欠了外国银行不少钱，这是后话。但直到倒台，它也没有学会如何在国内市场筹钱（只在1906年有一次失败的尝试），没有想到创造国民债务，这未必不是中国近代金融没有发达起来的原因之一。清末民初，中国有一位改革家大声疾呼政府应当大力发行内债而非仅靠外债（目的非为战争），并通过政府发债来发展现代银行业与证券市场，这位改革家就是梁启超。他说：“东西各国，公债之用，真如布帛秫米。”而在中国，“除外债外，政府与国民，无一毫债权债务之关系”。政府向国民举债，在梁启超眼中，“实我国人民目前相需最殷之问题也”。而这个问题，200多年前英伦发生的那场“革命”已经给出了答案，中国人需要的，只不过是仿行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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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金融史 [:1703488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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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金融史 一纸特许与一纸信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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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兰银行是怎样创造出国民债务的呢？它靠了两张纸，一张是特许权，另一张是纸币。今日的互联网金融，创造普惠金融服务，靠的是两张网，一张是电子网，一张是客户网。倒退300年，两张纸给英格兰银行带来的优势，堪比今日的电子技术之于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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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的特许，实质上就是给了英格兰银行垄断权。垄断什么？第一，垄断了政府发债的经营权，除了英行，没有任何其他机构可以和政府谈债务。第二，在政府债券的基础上，银行可以发行银行券作为支付手段。也就是说，英行有了一种特权，可以在金银储备之外，开出有价票据用于流通。第一家使用此类英行票据的就是英国政府。政府拿一张纸而非金银，支付军备供应商，票据不是就流通开了吗？这第二个垄断是建立在第一个垄断基础上的，民众相信政府的还款信誉，也就应当相信英行的银行券，它们本就是一回事。通过英行的长袖善舞，政府对英行的债务转变成了政府对国民的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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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兰银行当时并未想到，要永久地控制国王和政府的债务。商人们的小算盘是，既然有人乞求金融城解燃眉之急，那么，作为一个讨价还价的条件，要一个债务经营的垄断权，总是个好主意。1694年，印着皇家特许的一张羊皮纸，使英行如愿以偿。政府也有个小算盘，它把国民债务只当作一种权宜之计，一旦仗打完，马上就还钱。所以垄断权是有年限的，11年的时间足够了，截止时间就是17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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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兰银行的特许授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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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许权为银行引入了一种新型的政商关系。过去，伦敦城里不少政府贷款有去无回，损失数额甚至达几十万。现在的特许权约束政府还款，还要付8%的债息，这是笔听起来不错的交易。不过，考虑到私人之间的借贷利率可能高达30%，8%的风险回报并不为奇。另外，商人们也担心政府可能向其他组织借钱，信用风险难以控制。因此特许权约束政府只能开一个账户，而且是英行指定的账户。这种严格的管理，中国人一听就明白其中的奥妙。特许权对商人们也是一种约束，即要履行对王室与国家的忠诚。这些贷款用以支持一位荷兰籍英王与强大的法王争夺海上霸权，谁有胜算？所以慷慨掏钱，不但有商业目的，亦可以算作爱国的政治投机。有一个故事最能证明商人们的承诺：为安排一笔贷款，1697年，英行第一任副行长跑到英法战争的前线面见威廉三世。国王说，你怎么跑到这么危险的地方来？副行长说，国王不避炮火，我们就应当服务到前线。话声未落，一炮打来，副行长竟被击中，牺牲在国王的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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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英行也懂得政治上一面倒的危险。当时英国在野的托利党曾批评英行支持执政专权的辉格党，还有，与国王和王后私人走得太近。但后来的历史证明，英格兰银行的银行家们虽有精明的政治头脑但并无党派倾向：他们乐于支持任何一届执政政府与王室，只要它们能还钱。英行出色的服务与精心付出，换来1706年王室及政府对它的特许权的第一次延期。锦上添花的是，1710年，英国还出台了一道法令，明令在英行特许权存续期内，任何机构与个人在没有得到议会批准的情况下，不准设立股东超过6人的合股银行。说到银行的“准入政策”，这条法令可以算是始作俑者，执行了100多年，直到1826年才被修改。本来无意直接干预银行商业经营的政府，其实只用了一条法令，就决定了这个行业在英国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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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英格兰银行的新行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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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兰银行手中还有另外一张纸，这就是它发行的银行券，其实就是英镑的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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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会一开始并没有把这个权力赋予英行，但是它实际上已经这样干了。本来，政府借了钱，银行就应当送去真金白银。但是聪明的银行家们告诉掌玺大臣：我们给你设计了三种支付凭证，它们具有期限、数额、支付方式的灵活性，除了支取贵金属，国王还可以在这些票据中随意进行选择，随时取用借款。为国王提供物资的商人，很痛快地接受了这些带着英格兰银行担保支付的票据。开始时，手写的票据面额并不统一，只能专款用于专门的政府采购，不便于流通。1710年，英行说服了政府，同意它印制面额一致的票据，包括10英镑与20英镑，支付政府的提款，并保证任何人拿着这种票据，都有权力到英行兑现，换取黄金。这张英行发行的票据，打开了英国纸币流通的新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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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密1776年在《国富论》中对纸币的使用有这样一句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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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系统谨慎的运作，在很大程度上用纸币替代了原来黄金和白银主宰的领地……可以说提供了人们一路奔腾直上云端的车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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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后来其他的小银行也可以发行本银行的票据，用以兑现承诺支持它们的流通，但是只有英行的银行券稳坐“发行一哥”的宝座，信誉与规模无人比肩。1833年，英行的银行券确认为国家的“法定货币”（legal tender）；1844年，英格兰银行成为英国垄断的纸币增量发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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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说到此，我们不能忘记英国人在18世纪发展起来的自由主义传统。英行的垄断权，始终是各方批评的对象。英国人热衷于互相制约的制度，各种不同的机制，政治的、经济的、法律的、社会的，监督平衡不同的权力。英行只是一家私人公司，不管它为国家做了什么，议会始终不放权，不经审议批准，国王不得向英行增加借款。议会本身就是个是非之地，托利党、辉格党、雅各宾派在上院明争暗斗，伦敦城金融富豪又和传统依靠土地的贵族在下院争风吃醋。所以，站在18世纪之初看英行，没有人能说得清它将走向何方。它的特许权在1694~1844年的150年间，9次在国会讨论是否延续，次次都有垄断被终结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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