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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人的历史著作中对厘金的评论很多，而且说得颇有道理。其中一个观点是：“厘金以及地方收费实际上在地方官员的掌控之中，他们经常有实力抗拒执行户部关于集中税收的指令，因为他们觉得中央政府根本不关心地方财政的真实境况。”换句话说，北京的朝廷不会为地方支出拨款，各省的安全防卫全靠地方武装。往好处说，厘金就是地方的金库，往坏处想，地方官发财靠的就是这个来路。关于税收所属和管理的纷争，削弱了北京的财政权威，最终也动摇了清政府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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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18世纪的皇家财政局与皇家卫队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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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不以成败论英雄，咸丰朝廷和皮特内阁一样，都应当赢得历史的掌声。咸丰皇帝是被动的，不明智地推动了一次货币与税收的联动改革，影响了国家和社会进化的历程。但是和在金融领域无所作为的权力客相比，这一朝君臣应当青史留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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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金融史 [:1703488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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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金融史 强势英行与弱势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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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英国18世纪中期开始出现的工业革命，我们自然而然会假设，在生产三要素——土地、人工、资本的提供上，英格兰银行一定立下了汗马功劳。既然金融革命早于工业革命，伦敦的银行家肯定有前瞻眼光，支持实业家的技术发明与企业发展。可惜的是，事实的真相比这种假设差了十万八千里，即便不完全是南辕北辙。在工业革命最关键的18世纪，英格兰银行整天忙碌的是国家的大战略，即海外市场的开拓和列强之间的战争，像发明一台蒸汽机、织布机这样的小活儿，根本没有在它的视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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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革命的成果，彻底改变了人类与自然世界的关系，也重新塑造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也是基于这样一个历史发展，得出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重要原理，叫作“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不过，18世纪初，英国人干的一件大事——民族国家建设，却不是由经济基础来决定的。1707年，英格兰和苏格兰合并，创造了一个新的名为大不列颠王国的国家（Kingdom of Great Britain）。不列颠人要从无到有，搞出一套新的国家机器，并为这个国家在欧洲乃至全球争取到一流的生存机会。可见，英国人此时的国家大战略和他们的工业革命对全人类的大贡献，完全不是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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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国家的建设，热闹主要发生在伦敦和威斯敏斯特这两座城市。在政府管制上，英国各个领域都发生着新的机构化、体制化、架构化的变革，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日益显著。例如，国王、上院、下院、首相都逐渐有了自己的功能定位。1714年，原本为王室管家的“财政委员会”获得了行政职能，它的首席委员不但是王室的第一财政大臣，也变成了政府的首脑。君主立宪不再只是一纸协议条法，国体、政体已完全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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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5年，英国的首相府迁入唐宁街10号，这里从此就成为英国的行政中心；1761年，国王乔治三世购买了位于西区（West End）的白金汉宫，它后来被扩建，是英王的私邸与官邸，成为帝国王权的象征。而上院与下院，作为英国的议院，也坐落在离王家威斯敏斯特教堂不远的地方。国权和政权不但分工就位，而且都有了自己外在的威权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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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英国的法律制度发展得也很快，对社会秩序的控制更为严苛。如1714年它开始实施《取缔暴动法》（The Riot Act），规定超过12个人以上的聚众为犯法。1797年又引入了《煽动叛变罪法》（The Incitement to Mutiny Act）、《反诬陷法》（The Unlawful Oaths Act）等等。这些法律授予地方自治权力，管制社会治安，引导群体与个人走向秩序。一系列的法律规定也使地方政权与管理更为制度化。这些系统性的社会变化，有些是政府立法主导的，包括为“圈地运动”提供法律依据。此举激化了矛盾但实现了土地财富的集中。有些是精英们自发组织的，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各类俱乐部与协会，幻化为一个活跃的公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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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领域，民族国家的建设并非完全是自由发展的结果，特别是帝国的建设，严重依赖着特许的公司。贸易领域里有东印度公司和制造过顶级泡沫的南海公司，金融领域里有英格兰银行。历史学者在分析史料的基础上指出，此时金融城的长期兴趣不在投资农业与制造业，而在参与国防、外贸与政权建设，“善钱要和善政并肩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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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国家机器开始了强势执政，但在两个关键领域，英国却是完全自由地发展：一是思想文化艺术，另一个就是企业家的发明创新。虽同称“革命”，但与政治革命不同，工业革命没有组织，没有聚众，也没有发生在权力集中地与中心城市。珍妮织布机1764年发明于兰开夏，瓦特的蒸汽机技术1775年在伯明翰取得专利权。英国的煤炭产在东北，钢铁生产则遍布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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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18世纪王权政权所在地威斯敏斯特的市貌。图下方靠近泰晤士河的建筑是议会大厦，后方是皇家威斯敏斯特教堂。白金汉宫在图中看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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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会大厦后来被大火焚毁，1840年后重建，是出类拔萃的世界地标性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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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史学家考证的一种观点认为，至少对早期英格兰的工业发展而言，英格兰银行没什么贡献，整体银行的作用也并不显著。更极端的看法是，当时的技术创新是重要的，资本供给没有成为问题。实业家作为一种新兴力量，自己有办法解决资本来源，银行顶多是提供了交易的支付工具。他们为我们描述了这样一个景象：1750年工业革命开始时，伦敦以外只有12家小银行，到1800年时，地方银行已多达300多家。到1810年，这一数字又翻了一番。在工业革命的高峰时代，英国的银行总数曾超过1 000家。不过，地方银行的资本实力很弱小，据学者统计，从1775年至1825年，它们的平均资本金始终在1万英镑左右。此时英格兰银行一家即有几百万乃至上千万英镑的资本，小银行的实力对工业发展的确是杯水车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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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1年英国工商年鉴。内有商业机构详细名录，包括股票债券经纪商、保险公司等，但是没有银行类。显然，在工业革命开始时，除了英格兰银行，银行没有成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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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银行之所以发展不大，主要是因为存在保护英格兰银行垄断的法律。特别狠的就是那一条，即：不容许在伦敦60公里以内的地方，设立股东超过6人的银行（而英行有1 000多位股东）。还有限制地方银行发行小面额的银行券，并限制它们的发行数量。地方银行的股本金不足，信誉不强，更多的存款自然流向伦敦金融城。从那里地方银行寻求再贷款支持和再贴现，英格兰银行成了资金掉转的中心，造成了强者更强的局面。白芝浩的《伦巴第街》还指出，1780年法国革命后，欧洲人心惶惶，资金外逃，安全的去处首选就是伦敦。国内的钱和国外的钱都汇集在英格兰银行，它的地位举世无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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