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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金融史 [:1703488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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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金融史 强势英行与弱势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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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英国18世纪中期开始出现的工业革命，我们自然而然会假设，在生产三要素——土地、人工、资本的提供上，英格兰银行一定立下了汗马功劳。既然金融革命早于工业革命，伦敦的银行家肯定有前瞻眼光，支持实业家的技术发明与企业发展。可惜的是，事实的真相比这种假设差了十万八千里，即便不完全是南辕北辙。在工业革命最关键的18世纪，英格兰银行整天忙碌的是国家的大战略，即海外市场的开拓和列强之间的战争，像发明一台蒸汽机、织布机这样的小活儿，根本没有在它的视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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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革命的成果，彻底改变了人类与自然世界的关系，也重新塑造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也是基于这样一个历史发展，得出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重要原理，叫作“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不过，18世纪初，英国人干的一件大事——民族国家建设，却不是由经济基础来决定的。1707年，英格兰和苏格兰合并，创造了一个新的名为大不列颠王国的国家（Kingdom of Great Britain）。不列颠人要从无到有，搞出一套新的国家机器，并为这个国家在欧洲乃至全球争取到一流的生存机会。可见，英国人此时的国家大战略和他们的工业革命对全人类的大贡献，完全不是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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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国家的建设，热闹主要发生在伦敦和威斯敏斯特这两座城市。在政府管制上，英国各个领域都发生着新的机构化、体制化、架构化的变革，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日益显著。例如，国王、上院、下院、首相都逐渐有了自己的功能定位。1714年，原本为王室管家的“财政委员会”获得了行政职能，它的首席委员不但是王室的第一财政大臣，也变成了政府的首脑。君主立宪不再只是一纸协议条法，国体、政体已完全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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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5年，英国的首相府迁入唐宁街10号，这里从此就成为英国的行政中心；1761年，国王乔治三世购买了位于西区（West End）的白金汉宫，它后来被扩建，是英王的私邸与官邸，成为帝国王权的象征。而上院与下院，作为英国的议院，也坐落在离王家威斯敏斯特教堂不远的地方。国权和政权不但分工就位，而且都有了自己外在的威权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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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英国的法律制度发展得也很快，对社会秩序的控制更为严苛。如1714年它开始实施《取缔暴动法》（The Riot Act），规定超过12个人以上的聚众为犯法。1797年又引入了《煽动叛变罪法》（The Incitement to Mutiny Act）、《反诬陷法》（The Unlawful Oaths Act）等等。这些法律授予地方自治权力，管制社会治安，引导群体与个人走向秩序。一系列的法律规定也使地方政权与管理更为制度化。这些系统性的社会变化，有些是政府立法主导的，包括为“圈地运动”提供法律依据。此举激化了矛盾但实现了土地财富的集中。有些是精英们自发组织的，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各类俱乐部与协会，幻化为一个活跃的公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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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领域，民族国家的建设并非完全是自由发展的结果，特别是帝国的建设，严重依赖着特许的公司。贸易领域里有东印度公司和制造过顶级泡沫的南海公司，金融领域里有英格兰银行。历史学者在分析史料的基础上指出，此时金融城的长期兴趣不在投资农业与制造业，而在参与国防、外贸与政权建设，“善钱要和善政并肩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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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国家机器开始了强势执政，但在两个关键领域，英国却是完全自由地发展：一是思想文化艺术，另一个就是企业家的发明创新。虽同称“革命”，但与政治革命不同，工业革命没有组织，没有聚众，也没有发生在权力集中地与中心城市。珍妮织布机1764年发明于兰开夏，瓦特的蒸汽机技术1775年在伯明翰取得专利权。英国的煤炭产在东北，钢铁生产则遍布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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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18世纪王权政权所在地威斯敏斯特的市貌。图下方靠近泰晤士河的建筑是议会大厦，后方是皇家威斯敏斯特教堂。白金汉宫在图中看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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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会大厦后来被大火焚毁，1840年后重建，是出类拔萃的世界地标性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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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史学家考证的一种观点认为，至少对早期英格兰的工业发展而言，英格兰银行没什么贡献，整体银行的作用也并不显著。更极端的看法是，当时的技术创新是重要的，资本供给没有成为问题。实业家作为一种新兴力量，自己有办法解决资本来源，银行顶多是提供了交易的支付工具。他们为我们描述了这样一个景象：1750年工业革命开始时，伦敦以外只有12家小银行，到1800年时，地方银行已多达300多家。到1810年，这一数字又翻了一番。在工业革命的高峰时代，英国的银行总数曾超过1 000家。不过，地方银行的资本实力很弱小，据学者统计，从1775年至1825年，它们的平均资本金始终在1万英镑左右。此时英格兰银行一家即有几百万乃至上千万英镑的资本，小银行的实力对工业发展的确是杯水车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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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1年英国工商年鉴。内有商业机构详细名录，包括股票债券经纪商、保险公司等，但是没有银行类。显然，在工业革命开始时，除了英格兰银行，银行没有成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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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银行之所以发展不大，主要是因为存在保护英格兰银行垄断的法律。特别狠的就是那一条，即：不容许在伦敦60公里以内的地方，设立股东超过6人的银行（而英行有1 000多位股东）。还有限制地方银行发行小面额的银行券，并限制它们的发行数量。地方银行的股本金不足，信誉不强，更多的存款自然流向伦敦金融城。从那里地方银行寻求再贷款支持和再贴现，英格兰银行成了资金掉转的中心，造成了强者更强的局面。白芝浩的《伦巴第街》还指出，1780年法国革命后，欧洲人心惶惶，资金外逃，安全的去处首选就是伦敦。国内的钱和国外的钱都汇集在英格兰银行，它的地位举世无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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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英格兰火险人寿公司的一张保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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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金融学者兰度·卡梅伦从一个积极的角度考察了英行的强势与地方商行的弱势：“（英格兰政府）制定的银行与货币政策，是理性地运作银行系统的障碍。这些障碍反过来都转变成对私人部门的一种刺激，使他们能够通过必要的金融创新，充分实现在工业领域的技术创新所能带来的全部利益。”1765年成立于伯明翰的“泰勒与罗伊德”银行, 力图支持罗伊德之子所开办的钢铁厂，由于6人所聚集的资本太小，它的投资差点导致了银行自身的破产。这一危险的行为导致它发明了投资限额的风险管理制度。就是这样小心经营，通过家庭成员持股的方式，地方小银行为散布在各地的工业企业——纺织、煤矿、炼钢、农产品加工提供了多元化的支付汇兑手段与短期商业贷款。至于长期资本投资，学者们仍然很难找到依据来证明小银行支持了实业家创新，或提供了企业所需的关键资本金。总之，银行业与早期工业发展的关系是非组织化、非核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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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兰爱丁堡和格拉斯哥银行业的发展没有受到英格兰同样的法律约束，所以在18世纪，苏格兰留给世人的一种印象，是他们具有很强的银行管理能力和传统。英国学者安德鲁·科尔曾说：“苏格兰的银行业在1844年之前多少免除了一些议会对它的干预，毫无疑问是这个王国的运气。正因为如此，银行逃脱了它的英格兰同行所遭受的不必要的分类法规所带来的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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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尔所指的烦恼就是来自保护英格兰银行的法律。他的结论证明，这种保护政策基本上是错误的，或是对经济发展无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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