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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初年的伦敦圣保罗大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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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保罗大教堂是一处浸透圣灵神光的地方。来自罗马的天主教于公元6世纪传到盎格鲁–撒克逊英国，这里就是当时居民的朝拜地。圣保罗大教堂曾几毁几建，今日我们参观的这座圣殿，出自英国的天才建筑设计师克利斯托弗·雷恩爵士（1632~1723）之手。他以梵蒂冈的圣彼得大教堂为蓝本，兼收并蓄了其他教堂的特点。建造这座大教堂历时35年，历尽艰辛，天才建筑师为此披肝沥胆，他本人辞世时教堂尚未最后落成。在后来的300年中，圣保罗大教堂一直是英国国教的中心和主要象征，各个时代的社会活动中都留下了它的印记：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这里加冕，当年吸引数亿人观看的查尔斯王子与戴安娜的婚典也是在这里举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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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今天的圣保罗教堂已不是这张画中显示的，是伦敦城的最高点。几百年资本主义精神的洗礼，传统的神圣与说教已失去了往日的光环,金融城里的“绅士”银行家离宗教伦理似乎渐行渐远。但是教堂还在，意味着宗教“喻人向善”的价值观还有着外在体现。几年前，我参加了圣保罗教堂里的一场演讲。在哈佛任教的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教授，正在这里诠释着金融危机如何在英美肆虐、侵蚀着21世纪的“人，道德与权力”。他用伦敦城旧日银行家的实践对传统的金融价值观进行了重新解读。感动我的不是教授演讲的内容，而是看到来自金融城的几千位专业精英这么在乎去听一场在教堂里的历史“布道”。那时恰好是下班的时间，大家本来可能会去餐馆聚会，或到健身房消磨点时间，而他们却从四面八方的玻璃大楼里出来，脚步匆匆地齐聚同一个精神的殿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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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从此礼拜堂出门，即入彼礼拜堂，这是欧洲大多数商业城市的一个显著特点。让人感到有点遗憾的是，金融文化今天覆盖了中国的诸多城市，彻底压倒了传统宗教往日的权威，寺庙宫观的建筑基本上也被荡涤净尽，即便保留一二，精神聚会的功能也难以再现。当然，西方的教堂大多可能也是空留其身。在今日的城市，看重的是资本的力量、资本的秩序。最应该风光的，还是资本的“礼拜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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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金融史 [:1703488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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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金融史 公共责任把英行一分为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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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4年，英国议会公布了一部新的《银行法》，规定英格兰银行必须把纸币的发行业务，分离出一个单独的机构来管理，并要成立一个“货币政策委员会”，讨论决定货币发行政策，负有向议会定期汇报财务数据的责任。这是英格兰银行成立以来的一次大革命，是现代金融史上高山仰止的一座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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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称此前的银行制度是一种“自由”银行制度。对英行来说，它垄断政府的债务经营，有着随意扩大股东规模的特权，没有任何银行以外的力量可以干涉它的银行发行业务运作。然而，100多年来，政府与英行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变化。本来它们是债权人对债务人，双方可以讨价还价，现在政府有点强势，要求越来越大的发言权与控制权。皮特首相1797年用法律的手段，不由分说停兑了英行的银行券，也没有造成什么灾难性的后果，这对政府插手银行是一次鼓励。在紧急情况下，只要能让议会通过法律，英格兰银行就得遵命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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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除了战争带来的紧急情况，政府有什么理由来干预银行？这就涉及19世纪初年英国经济生活的许多变革和金融思想的新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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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格兰银行的特许中，并没有维护市场价格稳定的责任，更没有义务为公众的经济利益牺牲银行的利润。在18世纪，差不多每10年英国就来一次危机，但是人们并没有把矛头对准英行的运作。1720年的“南海泡沫”发生后，英格兰银行按照自己的商业原则，紧缩贷款，减少发行银行券，导致流动性更为短缺，加重了泡沫爆破后的信贷危机。即使出现这种情况，英行通常还是会被看作是经济的稳定器，而不是问题的根源。但到了19世纪，人们对货币和银行的看法来了个大转变，特别是那些中小银行，从抱怨英行的垄断，变成苦着脸哀求英行的救助。如果英行不出手，小银行就会倒下一片，信贷紧缩就成了英行制造出的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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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其实是一个不太公平的指责。这些小银行自惹麻烦上身，和几十年的政府政策变动相关，而与英格兰银行的经营无涉。首先，18世纪90年代的“现金停兑法案”，不但给英格兰银行带来增发银行券的机会，伦敦城内外的小银行也跟着搭便车，一下子业务反常的繁荣，遍地都是小微金融发行的票据。其次，1826年，“股份公司股东不超6人”的法律撤销，几百家小银行都很激动，人人都认为自己有机会做大，信贷增发如流水，金融活动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根据后世经济学家的统计，与1797年的水平相比，银行的货币发行量（钞票与存款）在1814年共增长了2.4倍（30%出自英格兰银行之外的中小银行），英国商品的价格提高了将近两倍，而同期银行的数目从300家增加到近700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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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柴尔德银行被认为是伦敦城的银行鼻祖，成立于1671年。虽然资历比英行老，但18、19世纪时也要仰赖后者的再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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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立的股份银行和原有的乡村小银行，适应了工业革命后企业家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但是它们经不起经济波动的风浪。1819年，曼彻斯特爆发了一次社会动乱，1825年，英国遇到一次金融危机，1837年，美国的危机影响了英国的出口，小银行在危机中被折腾得风雨飘摇。它们的信誉本来就马马虎虎，要靠着英行的票据再贴现来维持自己的信用等级，可是想不到自己越是需要再融资的时候，英行的钱越是难求。英行做得难道不对吗？它如果一味救助下去，自己也会一起被烂账拉下水。这种狼狈的状况1839年就出现了，捉襟见肘的英格兰银行金库空虚，无法解救遍地钱荒的小银行，结果它屈尊向法兰西银行伸手，借了250万英镑。但这也没能缓解英国银行业的混乱。1843年，至少有63家银行宣布停止支付，其实就是倒闭了，这个数字几乎占了银行总数的10%。在一片倒闭潮中，物价却由于信贷的滥发一路飞涨。公众怒气冲冲，矛头直指拥有垄断特权又自己赚得盆满钵满的英格兰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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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打败了拿破仑的法国、在世界上不可一世的大英帝国，现在被自己家里的金融问题搞得灰头土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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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各方沸沸扬扬的指责，英格兰银行当然不服。行长威梯莫1810年在议会辩论中极力证明价格上涨另有原因，比如英国农产品的出口过多。他认为英行的每一笔贷款或是有政府债券做准备，或是有实实在在的贸易票据做抵押，货币的增发是经济与贸易扩大的结果。北美独立后，英美贸易在19世纪初大幅度增长，贸易贷款当然要增加。英国的海外扩张方兴未艾，黄金源源流入伦敦，货币当然会越发越多。英格兰银行的钞票发行依据是“商业原因”，没有什么一成不变的“准则”。1822年，面对小银行的再贴现要求，英格兰银行对政府说：你把多年借我的款先还了，至少先还我100万。没有政府债务的缩减，银行不愿也不能扩大对公众的贷款，或降低贷款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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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上院贵族与下院代表工商资本家利益的议员都不打算接受英行的解释。他们意识到，英行的作用可比为政府提供贷款的那点儿本事大，纸币发行也不像18世纪想得那么简单，只要保证兑付现金就行了。下院议员、炒股高手、闻名遐迩的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对英行就没有一点好感。他认为，银行的业务、货币的价值、利率的水平，这些权力统统应当归于公众。“即便需要纸币，大臣们不需要英行的帮助会做得更有水平，能更好地实现公众利益的目标。”基于此，李嘉图坚决反对1833年以后再次延长英行的特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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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末期英国上院与下院的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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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下院此时就是讨伐英行的“公诉人”，在这场货币改革战中推波助澜。在19世纪之交，英国的上议院完全由封爵贵族组成（到1800年，英国封爵的贵族总共只有1 363人，而法国在大革命前贵族超过25万人），尽管这些贵族积极参与了兴办资本主义农场与工商企业，他们的财富积聚基本上还是依靠土地。有统计说，当时家产超过百万英镑的巨富中，超过半数都是贵族地主。议会的下院则聚集了乡绅地主和工商业家的代表，他们决策的影响力在上升，但还不足以主导英国政治。上院主要关心维持农产品价格和出口汇率的稳定，下院的目标更宏大，他们想建立一个可控制、可调整的货币制度，以支持资本的发展。在对付英格兰银行这一点上，他们的利益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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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下院于1809年搞了一个改革委员会（Bullion Committee），著名的经济学家李嘉图、亨利·桑顿（1760~1815）都曾活跃在这个委员会。这些人的改革意见归纳起来有两派，即“货币原则派”与“银行原则派”。前者主张货币数量与金银挂钩，通过货币的稳定实现市场的稳定；后者着眼于银行的健康运营，认为银行根据经济需要决定贷款数量，就能实现经济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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