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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上有一胖一瘦两位妇人在街头打架，仔细一看才知道是讽刺“议会大街”上的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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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改革的争争吵吵中，英国经历了一场长达30年的货币震荡。这场被历史学者称为“寻找规则”（looking for a rule）的货币改革，没有什么总体计划与思路，更没有什么国际经验可以借鉴。1815年，与拿破仑的战争刚刚结束，议会就迫不及待要将大小银行发行纸币的自由重新关进黄金兑现的樊篱。1816年，由于顶不住议会和政府的压力，英格兰银行宣布1812年以前发行的货币可以全部拿回来兑现黄金。可是此事的结果非常糟糕，导致了一波汹涌的黄金挤兑潮。货币供应量和商品价格在1817~1818年均出现大幅下降，实业界叫苦不迭，1819年，政府不得不再次同意英行停止兑现的要求。同年，政府通过了一个议案，明确表示从今以后不会再强制要求银行兑现，但是英格兰银行有义务承诺在未来的四年中逐步实现黄金兑现。这个法令一出，市场并不叫好，银行券一路唱衰，货币的紧缩空气在全国蔓延。很快英国人就明白了，恢复到传统的贵金属制度与重建价格稳定不是一回事，银行的“公共责任”也并不能交给公众，由情绪来决策。为了减少黄金被兑现的压力，议会于1833年通过的《银行法》给英行银行券披上一件新衣，宣布5英镑以上的银行券叫作国家的“法定货币”（legal tender，法币就是这样来的）。也就是说，政府希望老百姓相信，手持5英镑和拿着黄金是一样的，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去挤兑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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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这么多的改革措施，还是制止不了英镑的波动与贬值，消解不了人们对英行的怨气。在议会记录里，1840年的掌玺大臣弗朗西斯·巴林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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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关注的问题是，是不是有一家银行应当握有特殊的权力——不管现存的银行是否符合此标准。是不是不应当建议（继续）实施所谓的自由银行制度……当前的明智思考，是否应当重组整个的银行体系，只赋予一家银行作为货币的发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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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营”与公众利益之间的协调与冲突，是现代经济中一个最棘手的难题。没有公众利益的羁绊，私营可以最有效率，使少数人受益。但没有私营，公众利益可以把调子唱得很高，却没有实力解决问题。从李嘉图在世的时候起，议会就反复讨论如何控制英行的货币发行权，或者是政府建立一个特别的基金（sunk fund），专门干预货币发行。如果英国当时实施了彻底的革命，如掌玺大臣所暗示的，否定任何现存银行符合公众利益的标准，那么英格兰银行面对的，可能就是和真实历史完全不同的命运。但最终议会拿出了一个妥协的方案，货币发行的权力还是通过银行来行使，而只有英格兰银行最了解此事如何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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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4年有许多里程碑式的作品问世，如恩格斯出版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揭露了工业资本残酷丑恶的一面，忧虑工业社会不合人性可能带来的阶级斗争。小穆勒完成了他的政治经济学处女作，在功利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寻找平衡，提出了市场经济所应遵循的基本正义原则。伟大的现代浪漫主义画家J·W·M·透纳（1775~1851）完成了油画《雨、蒸汽与速度》（Rain, Steam and Speed），描绘了工业革命带来的视觉和心灵上的震撼。各个方面都反映出了英国社会正在经历时代的转型。在这样一种批判与变革氛围中，英国诞生了一部新的《银行法》，勾勒出了以中央银行为核心的银行体系的轮廓，率先完成了金融的现代化制度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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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地说，这部《银行法》决定了几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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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把英格兰银行一分为二，部分业务归发行部，部分归银行部，两个部业务经营完全分离。前者仍然由英行管理，但决策要听命于一个专业委员会的指导审核，委员的选聘要通过政府任命，避免存在公众利益冲突。第二，发行部必须每个星期向议会和公众公布其头寸与盈利，其盈利归属财政部。第三，法律授权了发行额度，并规定了发行部为承兑其发行必须持有的政府债券、商业票据与黄金的规模。第四，除英行外，其他银行的货币发行将受到限制，停止新的发行，直至取消它们的发行权。就这四条，实现了英国货币发行的独立集中管理，并将其置于政府管制与公众监督之下。从此，货币发行的“私权”逐步转化为“公权”，英格兰银行也就从一家握有“特权”的商业银行，成为政府国家管治权力中的重要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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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4年的《银行法》总体来说是“货币原则派”的胜利。这就决定了从它完成的那天，货币供应量就存在着致命弱点，而且一年后就导致了新的紧缩麻烦。1845年，议会通过另一补充法案，规定英行是所有其他银行的“最后贷款人”，有义务在经济出现危难时利用货币发行手段救助小银行，缓解实业界的困境，这将使英行履行“银行中的银行”之责任，弥补了前一年法律的缺陷。所以有人后来评价，1844年以后的一系列法律，效果还算令人满意，关键是现实根本没有按照原定方案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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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兰银行的时代意义到底何在？一言以蔽之，它是在立法基础上建立的特权，是用特权带来的国家金融信誉。如果说最初的借与贷，靠的是个人的信誉和金银的特权，英格兰银行与立宪王室的结盟，打造了一家银行和一个政府的信誉与特权。1844年的《银行法》重新定义了英格兰银行和英国的货币，带来了一个金融体系的信誉和一个帝国在世界经济中的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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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1844年《银行法》（The Bank Charter Act）的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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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芝浩于1876年说，不管你承认不承认，乐意不乐意，现实就是，大英帝国“有，或是没有偿付能力，全都要指望英格兰银行的信用体系”。不但是英国，苏格兰、爱尔兰，整个欧洲、美洲，目光都紧盯着英格兰银行的印钞机。这一张印着国王头像的小纸片，也飘飘忽忽，随风飞翔到了世界的东方。在这个历史时点上，往后看，帝国以海上的军事实力开疆扩土，国债是皇家海军的可靠金库；往前看，帝国将要用经济实力来张扬自己在全球的统治，武力将为银行资本提供可靠的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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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金融史 [:1703488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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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金融史 第3章 分流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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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亦一无穷，非亦一无穷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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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齐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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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兰银行之“有”，有聚财，有机构，有立法，有人才，看不见的有信誉，有特权，正是大清国经济之“无”。东方帝国治天下可谓轻货币、轻资本，它相信的是坤厚载物，德和无疆，士农工商，脚踏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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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国际贸易把西方人诱惑到广东海岸，英格兰银行所“有”的一切，都和大清无关。英国人喜欢穿羊毛制的细脚裤紧身装，中国人认为丝绸长袍宽宽大大才舒服上流，这只有东西之差，无好坏之分。但是洋枪洋炮与弓箭长矛，就不只是东西之差，而是古今之变了。银行存在与否，金融信誉与特权的有无，也是属于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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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和太平天国对垒时，曾目击西方轮船大炮之厉害，因此提出整顿大清的海陆军，学习西洋知识，培养人才。“同光”以来自强维新之张本，由曾肇其端倪。在其身后，左宗棠开洋人贷款之先河；张之洞设铜币局，举经济特科；李鸿章办洋务，想方设法筹措军饷、资本；朝廷容忍英人管理海关，宽待外资银行，内部整理税务，沿海放行外币。眼见得清官一次一次冲到世界金融大潮的岸边，厚底朝靴上已经沾湿了海水，但又一次一次缩回脚来，任大潮奔流而过，冲刷着东南沿海富饶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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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西风飘来的那张纸币，也在高天呼唤朝廷的注意力。2 000多年前的春秋时代，身为齐国上卿的管仲，就曾提出自己的“国富论”，主张善为政者，必眼观税制币制。到汉武帝主管农业的桑弘羊，更把盐铁税收，平准理财，兼于一身。中国历史上曾有十几次法家思想主导的改革，都将完善经济放入改革的大计之中。然而到了清末，除了朝廷六部，政府没有调理货币经济的总管，没有负责国家债务的机构。更背运的是，清官们对货币的特权一直不开窍，糟蹋不说，而且浪费了政府的信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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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和东方的邻居印度与日本相比，变革之河也是流淌得如此曲折缓慢，以至于西方现代金融的大潮，和中国分流得越来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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