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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立的股份银行和原有的乡村小银行，适应了工业革命后企业家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但是它们经不起经济波动的风浪。1819年，曼彻斯特爆发了一次社会动乱，1825年，英国遇到一次金融危机，1837年，美国的危机影响了英国的出口，小银行在危机中被折腾得风雨飘摇。它们的信誉本来就马马虎虎，要靠着英行的票据再贴现来维持自己的信用等级，可是想不到自己越是需要再融资的时候，英行的钱越是难求。英行做得难道不对吗？它如果一味救助下去，自己也会一起被烂账拉下水。这种狼狈的状况1839年就出现了，捉襟见肘的英格兰银行金库空虚，无法解救遍地钱荒的小银行，结果它屈尊向法兰西银行伸手，借了250万英镑。但这也没能缓解英国银行业的混乱。1843年，至少有63家银行宣布停止支付，其实就是倒闭了，这个数字几乎占了银行总数的10%。在一片倒闭潮中，物价却由于信贷的滥发一路飞涨。公众怒气冲冲，矛头直指拥有垄断特权又自己赚得盆满钵满的英格兰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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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打败了拿破仑的法国、在世界上不可一世的大英帝国，现在被自己家里的金融问题搞得灰头土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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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各方沸沸扬扬的指责，英格兰银行当然不服。行长威梯莫1810年在议会辩论中极力证明价格上涨另有原因，比如英国农产品的出口过多。他认为英行的每一笔贷款或是有政府债券做准备，或是有实实在在的贸易票据做抵押，货币的增发是经济与贸易扩大的结果。北美独立后，英美贸易在19世纪初大幅度增长，贸易贷款当然要增加。英国的海外扩张方兴未艾，黄金源源流入伦敦，货币当然会越发越多。英格兰银行的钞票发行依据是“商业原因”，没有什么一成不变的“准则”。1822年，面对小银行的再贴现要求，英格兰银行对政府说：你把多年借我的款先还了，至少先还我100万。没有政府债务的缩减，银行不愿也不能扩大对公众的贷款，或降低贷款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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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上院贵族与下院代表工商资本家利益的议员都不打算接受英行的解释。他们意识到，英行的作用可比为政府提供贷款的那点儿本事大，纸币发行也不像18世纪想得那么简单，只要保证兑付现金就行了。下院议员、炒股高手、闻名遐迩的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对英行就没有一点好感。他认为，银行的业务、货币的价值、利率的水平，这些权力统统应当归于公众。“即便需要纸币，大臣们不需要英行的帮助会做得更有水平，能更好地实现公众利益的目标。”基于此，李嘉图坚决反对1833年以后再次延长英行的特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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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末期英国上院与下院的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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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下院此时就是讨伐英行的“公诉人”，在这场货币改革战中推波助澜。在19世纪之交，英国的上议院完全由封爵贵族组成（到1800年，英国封爵的贵族总共只有1 363人，而法国在大革命前贵族超过25万人），尽管这些贵族积极参与了兴办资本主义农场与工商企业，他们的财富积聚基本上还是依靠土地。有统计说，当时家产超过百万英镑的巨富中，超过半数都是贵族地主。议会的下院则聚集了乡绅地主和工商业家的代表，他们决策的影响力在上升，但还不足以主导英国政治。上院主要关心维持农产品价格和出口汇率的稳定，下院的目标更宏大，他们想建立一个可控制、可调整的货币制度，以支持资本的发展。在对付英格兰银行这一点上，他们的利益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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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下院于1809年搞了一个改革委员会（Bullion Committee），著名的经济学家李嘉图、亨利·桑顿（1760~1815）都曾活跃在这个委员会。这些人的改革意见归纳起来有两派，即“货币原则派”与“银行原则派”。前者主张货币数量与金银挂钩，通过货币的稳定实现市场的稳定；后者着眼于银行的健康运营，认为银行根据经济需要决定贷款数量，就能实现经济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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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上有一胖一瘦两位妇人在街头打架，仔细一看才知道是讽刺“议会大街”上的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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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改革的争争吵吵中，英国经历了一场长达30年的货币震荡。这场被历史学者称为“寻找规则”（looking for a rule）的货币改革，没有什么总体计划与思路，更没有什么国际经验可以借鉴。1815年，与拿破仑的战争刚刚结束，议会就迫不及待要将大小银行发行纸币的自由重新关进黄金兑现的樊篱。1816年，由于顶不住议会和政府的压力，英格兰银行宣布1812年以前发行的货币可以全部拿回来兑现黄金。可是此事的结果非常糟糕，导致了一波汹涌的黄金挤兑潮。货币供应量和商品价格在1817~1818年均出现大幅下降，实业界叫苦不迭，1819年，政府不得不再次同意英行停止兑现的要求。同年，政府通过了一个议案，明确表示从今以后不会再强制要求银行兑现，但是英格兰银行有义务承诺在未来的四年中逐步实现黄金兑现。这个法令一出，市场并不叫好，银行券一路唱衰，货币的紧缩空气在全国蔓延。很快英国人就明白了，恢复到传统的贵金属制度与重建价格稳定不是一回事，银行的“公共责任”也并不能交给公众，由情绪来决策。为了减少黄金被兑现的压力，议会于1833年通过的《银行法》给英行银行券披上一件新衣，宣布5英镑以上的银行券叫作国家的“法定货币”（legal tender，法币就是这样来的）。也就是说，政府希望老百姓相信，手持5英镑和拿着黄金是一样的，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去挤兑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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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这么多的改革措施，还是制止不了英镑的波动与贬值，消解不了人们对英行的怨气。在议会记录里，1840年的掌玺大臣弗朗西斯·巴林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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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关注的问题是，是不是有一家银行应当握有特殊的权力——不管现存的银行是否符合此标准。是不是不应当建议（继续）实施所谓的自由银行制度……当前的明智思考，是否应当重组整个的银行体系，只赋予一家银行作为货币的发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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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营”与公众利益之间的协调与冲突，是现代经济中一个最棘手的难题。没有公众利益的羁绊，私营可以最有效率，使少数人受益。但没有私营，公众利益可以把调子唱得很高，却没有实力解决问题。从李嘉图在世的时候起，议会就反复讨论如何控制英行的货币发行权，或者是政府建立一个特别的基金（sunk fund），专门干预货币发行。如果英国当时实施了彻底的革命，如掌玺大臣所暗示的，否定任何现存银行符合公众利益的标准，那么英格兰银行面对的，可能就是和真实历史完全不同的命运。但最终议会拿出了一个妥协的方案，货币发行的权力还是通过银行来行使，而只有英格兰银行最了解此事如何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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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4年有许多里程碑式的作品问世，如恩格斯出版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揭露了工业资本残酷丑恶的一面，忧虑工业社会不合人性可能带来的阶级斗争。小穆勒完成了他的政治经济学处女作，在功利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寻找平衡，提出了市场经济所应遵循的基本正义原则。伟大的现代浪漫主义画家J·W·M·透纳（1775~1851）完成了油画《雨、蒸汽与速度》（Rain, Steam and Speed），描绘了工业革命带来的视觉和心灵上的震撼。各个方面都反映出了英国社会正在经历时代的转型。在这样一种批判与变革氛围中，英国诞生了一部新的《银行法》，勾勒出了以中央银行为核心的银行体系的轮廓，率先完成了金融的现代化制度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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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地说，这部《银行法》决定了几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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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把英格兰银行一分为二，部分业务归发行部，部分归银行部，两个部业务经营完全分离。前者仍然由英行管理，但决策要听命于一个专业委员会的指导审核，委员的选聘要通过政府任命，避免存在公众利益冲突。第二，发行部必须每个星期向议会和公众公布其头寸与盈利，其盈利归属财政部。第三，法律授权了发行额度，并规定了发行部为承兑其发行必须持有的政府债券、商业票据与黄金的规模。第四，除英行外，其他银行的货币发行将受到限制，停止新的发行，直至取消它们的发行权。就这四条，实现了英国货币发行的独立集中管理，并将其置于政府管制与公众监督之下。从此，货币发行的“私权”逐步转化为“公权”，英格兰银行也就从一家握有“特权”的商业银行，成为政府国家管治权力中的重要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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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4年的《银行法》总体来说是“货币原则派”的胜利。这就决定了从它完成的那天，货币供应量就存在着致命弱点，而且一年后就导致了新的紧缩麻烦。1845年，议会通过另一补充法案，规定英行是所有其他银行的“最后贷款人”，有义务在经济出现危难时利用货币发行手段救助小银行，缓解实业界的困境，这将使英行履行“银行中的银行”之责任，弥补了前一年法律的缺陷。所以有人后来评价，1844年以后的一系列法律，效果还算令人满意，关键是现实根本没有按照原定方案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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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兰银行的时代意义到底何在？一言以蔽之，它是在立法基础上建立的特权，是用特权带来的国家金融信誉。如果说最初的借与贷，靠的是个人的信誉和金银的特权，英格兰银行与立宪王室的结盟，打造了一家银行和一个政府的信誉与特权。1844年的《银行法》重新定义了英格兰银行和英国的货币，带来了一个金融体系的信誉和一个帝国在世界经济中的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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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1844年《银行法》（The Bank Charter Act）的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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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芝浩于1876年说，不管你承认不承认，乐意不乐意，现实就是，大英帝国“有，或是没有偿付能力，全都要指望英格兰银行的信用体系”。不但是英国，苏格兰、爱尔兰，整个欧洲、美洲，目光都紧盯着英格兰银行的印钞机。这一张印着国王头像的小纸片，也飘飘忽忽，随风飞翔到了世界的东方。在这个历史时点上，往后看，帝国以海上的军事实力开疆扩土，国债是皇家海军的可靠金库；往前看，帝国将要用经济实力来张扬自己在全球的统治，武力将为银行资本提供可靠的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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