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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金融史 第3章 分流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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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亦一无穷，非亦一无穷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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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齐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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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兰银行之“有”，有聚财，有机构，有立法，有人才，看不见的有信誉，有特权，正是大清国经济之“无”。东方帝国治天下可谓轻货币、轻资本，它相信的是坤厚载物，德和无疆，士农工商，脚踏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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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国际贸易把西方人诱惑到广东海岸，英格兰银行所“有”的一切，都和大清无关。英国人喜欢穿羊毛制的细脚裤紧身装，中国人认为丝绸长袍宽宽大大才舒服上流，这只有东西之差，无好坏之分。但是洋枪洋炮与弓箭长矛，就不只是东西之差，而是古今之变了。银行存在与否，金融信誉与特权的有无，也是属于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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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和太平天国对垒时，曾目击西方轮船大炮之厉害，因此提出整顿大清的海陆军，学习西洋知识，培养人才。“同光”以来自强维新之张本，由曾肇其端倪。在其身后，左宗棠开洋人贷款之先河；张之洞设铜币局，举经济特科；李鸿章办洋务，想方设法筹措军饷、资本；朝廷容忍英人管理海关，宽待外资银行，内部整理税务，沿海放行外币。眼见得清官一次一次冲到世界金融大潮的岸边，厚底朝靴上已经沾湿了海水，但又一次一次缩回脚来，任大潮奔流而过，冲刷着东南沿海富饶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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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西风飘来的那张纸币，也在高天呼唤朝廷的注意力。2 000多年前的春秋时代，身为齐国上卿的管仲，就曾提出自己的“国富论”，主张善为政者，必眼观税制币制。到汉武帝主管农业的桑弘羊，更把盐铁税收，平准理财，兼于一身。中国历史上曾有十几次法家思想主导的改革，都将完善经济放入改革的大计之中。然而到了清末，除了朝廷六部，政府没有调理货币经济的总管，没有负责国家债务的机构。更背运的是，清官们对货币的特权一直不开窍，糟蹋不说，而且浪费了政府的信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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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和东方的邻居印度与日本相比，变革之河也是流淌得如此曲折缓慢，以至于西方现代金融的大潮，和中国分流得越来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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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金融史 金融中西大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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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中国与美国视为世界经济赛场上的“二强”，是21世纪的一种说法。在两个世纪之前，这样的说法属于大清帝国与大英帝国。当时中国的人口以亿计，大不列颠（Great Britain）和它的殖民地人口也已近亿。乾隆朝将中国的领土拓展到1 400万平方公里（1689年与俄国签订《尼布楚条约》时首次在国际上使用“中国”一词），大英帝国当时统辖的土地占据了世界领土的1/4。这两个帝国的统治阶层都是人口中的“少数民族”，但他们懂得如何通过有效的制度，以少量文官和军队，控制广袤的疆域与广大的人口。相比世界其他大帝国，包括俄国、奥斯曼、印度的莫卧儿王朝及日本国等等，大清与大英显然实力更强，在东西方分别傲视群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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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一下这幅历史图景，自然会让人接受美国经济史学家彭慕兰的观点，即在18世纪中期，也就是英国工业革命起步之前，欧亚两大陆的农耕经济发展水平不相上下，中国的国内市场才更像亚当·斯密所欣赏的自由经济制度。就是再晚几十年，长江三角洲地区与英国发达的工业城市相比，富庶水平也不相上下。只是到了19世纪中期，欧亚在各方面的落差才变得非常明显。作为标志性的事件是，中国在1840年被英国人用武力轰开了国门，日本1859年被美国强势推入太平洋贸易，印度1857年干脆被收编成大英帝国的一部分。西方成为世界现代文明的领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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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幅1880年左右山西的乡村炼铁图，原始的方法一直沿用至20世纪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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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学者们已提出各种理论，试图从政治体制的差异、生态人文环境等角度来说明东西现代经济发展的不同路径。分流的原因其实蕴含在分流之前的社会肌体之中。比如说英国本来就具有得天独厚的煤炭储量，这使它可能利用技术开发出新能源。欧洲发现了新大陆，它提供了从前无法想象的资源，使得欧洲可以输出过剩的劳动力，扩大钢铁纺织等制造业，增加消费品进出口，从而将欧洲的新能源转化成新财富。另一位美国经济史学家道格拉斯·诺斯则以英美为例，强调欧美用了几百年前时间，完成了政治制度转变，从只有精英参与的“有限政治秩序”到大众参与的“开放政治秩序”，打开了经济高速发展的制度天花板。他们的推论是，由于东方国家不具备西方这些自然的、社会的肌理，双方在19世纪的面貌出现了大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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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两国的金融长河，在伊丽莎白一世女王与万历皇帝的时代，似乎同时发源于白银主导的全球贸易。两个世纪过去了，中英金融是否也发生了分流？对比的结果，答案大体是肯定的。我们已经看到，伦敦的金融城从提供国民债务开始，一步步与权力结缘；政府则从短期借贷的债务人，变成对货币与资本价格具有影响力的立法者。大清尽管也曾发行纸币，新增税种，但是这里没有发生过“金融革命”。铜银通宝换过了无数次年号，但服务的还是旧日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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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0年的版画描绘了19世纪末山西煤矿运输仍然依靠人拉肩扛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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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史学家曾指出，金融在多数情况下是增长的追随者而非领导者。它追随的对象，就是实体经济和客户，后者需求上的不同，才会导致金融供给的不同。拿英国来说，现代金融业追随着四大需求，来自四类不同但有交叉的客户：第一是政府——伦敦城最大的债务人，常贷常还，信誉一流。政府的需求就是有形之手，是现代金融有力的第一推动力。不但英国如此，其他国家也不乏案例。1800年拿破仑任第一执政，创立了法兰西银行，立刻通过货币发行掌控了法国的经济命脉。美国独立后的第一家银行，成立于1791年，完全是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亲自策划的杰作。第二是国际贸易商，他们的风险承受能力大，资金占用时间长，但回报可观。第三是工业资本家。他们在英国北部起步时，投资分散，原始积累靠的是家族朋友和合伙人。大规模的发展需要大资金，从而带动了金融投向转型。德国和美国的工业资本都早于英国开始与大型金融资本联姻。第四是千千万万的资本市场投资人，他们的梦想是在金融市场上发财致富。一方面他们提供了资金来源，推动了金融产品多样化，另一方面他们对风险很敏感，总是使危机升级的同时也激发了监管。这四类客户还共同厌恶一件事，就是货币被少数人操纵和资本价格的大起大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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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四类客户重叠在一起，就是一幅完整的早期资本主义面孔。无论怎样想象，很难在150多年前的中国找到相似的东方面孔。诚然如余英时教授所言，个别因子如资本积累、市场运作、商业竞争，是存在于传统经济中的。但是如果整个组成结构和系统的运作不同，就难以证明“资本主义”已经在中国萌芽。金融的特征亦在于此，我们看不到一个系统的运作可以为皇上和朝廷所利用，为工商世贸提供资本，以至于衍生出南海投机泡沫或皮特首相的“打劫”。明末清初以至洋务运动，一个漫长的年代，中国没有产生需要金融服务的新客户，这或许是东西金融大分流的一个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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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关键是，为什么中国没有产生这样的客户？为什么没有对现代金融服务提出需求？先不说民间，为什么中国明清政府从未想到过用借款来扩大财力、巩固政权并创造新的收入来源？这些不是可以简单回答的历史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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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于传统文化的影响吗？中国民间借贷一直存在，从未出现过类似英国中世纪的“反高利贷法”，政府也曾利用租借方式参与民间经济活动。例如秦代就有记录，由朝廷向农户出借实物，相当于租赁扶植。汉代王莽《周官》之中提到政府赊贷，赊为救急，贷为生产，与民间的高利贷相比，均为德政。梁启超甚至称宋仁宗时王荆公推行的改革举措“青苗法”为中国官办“银行”的第一例实验。不过，这些都是政府施予信用，不能简单地推衍出老百姓可以成为政府的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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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国的皇朝不需要大规模集中支出吗？也不尽然。学者们用历史数据还原了明末清初朝廷对提供与维持“公共物品”承担的责任，如维修大运河，修建农地灌溉网、道路和大型仓储设施，等等。这些经济性的开支数额巨大，更有道理产生国民债务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