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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学者们已提出各种理论，试图从政治体制的差异、生态人文环境等角度来说明东西现代经济发展的不同路径。分流的原因其实蕴含在分流之前的社会肌体之中。比如说英国本来就具有得天独厚的煤炭储量，这使它可能利用技术开发出新能源。欧洲发现了新大陆，它提供了从前无法想象的资源，使得欧洲可以输出过剩的劳动力，扩大钢铁纺织等制造业，增加消费品进出口，从而将欧洲的新能源转化成新财富。另一位美国经济史学家道格拉斯·诺斯则以英美为例，强调欧美用了几百年前时间，完成了政治制度转变，从只有精英参与的“有限政治秩序”到大众参与的“开放政治秩序”，打开了经济高速发展的制度天花板。他们的推论是，由于东方国家不具备西方这些自然的、社会的肌理，双方在19世纪的面貌出现了大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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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两国的金融长河，在伊丽莎白一世女王与万历皇帝的时代，似乎同时发源于白银主导的全球贸易。两个世纪过去了，中英金融是否也发生了分流？对比的结果，答案大体是肯定的。我们已经看到，伦敦的金融城从提供国民债务开始，一步步与权力结缘；政府则从短期借贷的债务人，变成对货币与资本价格具有影响力的立法者。大清尽管也曾发行纸币，新增税种，但是这里没有发生过“金融革命”。铜银通宝换过了无数次年号，但服务的还是旧日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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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0年的版画描绘了19世纪末山西煤矿运输仍然依靠人拉肩扛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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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史学家曾指出，金融在多数情况下是增长的追随者而非领导者。它追随的对象，就是实体经济和客户，后者需求上的不同，才会导致金融供给的不同。拿英国来说，现代金融业追随着四大需求，来自四类不同但有交叉的客户：第一是政府——伦敦城最大的债务人，常贷常还，信誉一流。政府的需求就是有形之手，是现代金融有力的第一推动力。不但英国如此，其他国家也不乏案例。1800年拿破仑任第一执政，创立了法兰西银行，立刻通过货币发行掌控了法国的经济命脉。美国独立后的第一家银行，成立于1791年，完全是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亲自策划的杰作。第二是国际贸易商，他们的风险承受能力大，资金占用时间长，但回报可观。第三是工业资本家。他们在英国北部起步时，投资分散，原始积累靠的是家族朋友和合伙人。大规模的发展需要大资金，从而带动了金融投向转型。德国和美国的工业资本都早于英国开始与大型金融资本联姻。第四是千千万万的资本市场投资人，他们的梦想是在金融市场上发财致富。一方面他们提供了资金来源，推动了金融产品多样化，另一方面他们对风险很敏感，总是使危机升级的同时也激发了监管。这四类客户还共同厌恶一件事，就是货币被少数人操纵和资本价格的大起大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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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四类客户重叠在一起，就是一幅完整的早期资本主义面孔。无论怎样想象，很难在150多年前的中国找到相似的东方面孔。诚然如余英时教授所言，个别因子如资本积累、市场运作、商业竞争，是存在于传统经济中的。但是如果整个组成结构和系统的运作不同，就难以证明“资本主义”已经在中国萌芽。金融的特征亦在于此，我们看不到一个系统的运作可以为皇上和朝廷所利用，为工商世贸提供资本，以至于衍生出南海投机泡沫或皮特首相的“打劫”。明末清初以至洋务运动，一个漫长的年代，中国没有产生需要金融服务的新客户，这或许是东西金融大分流的一个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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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关键是，为什么中国没有产生这样的客户？为什么没有对现代金融服务提出需求？先不说民间，为什么中国明清政府从未想到过用借款来扩大财力、巩固政权并创造新的收入来源？这些不是可以简单回答的历史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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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于传统文化的影响吗？中国民间借贷一直存在，从未出现过类似英国中世纪的“反高利贷法”，政府也曾利用租借方式参与民间经济活动。例如秦代就有记录，由朝廷向农户出借实物，相当于租赁扶植。汉代王莽《周官》之中提到政府赊贷，赊为救急，贷为生产，与民间的高利贷相比，均为德政。梁启超甚至称宋仁宗时王荆公推行的改革举措“青苗法”为中国官办“银行”的第一例实验。不过，这些都是政府施予信用，不能简单地推衍出老百姓可以成为政府的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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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国的皇朝不需要大规模集中支出吗？也不尽然。学者们用历史数据还原了明末清初朝廷对提供与维持“公共物品”承担的责任，如维修大运河，修建农地灌溉网、道路和大型仓储设施，等等。这些经济性的开支数额巨大，更有道理产生国民债务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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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达1 794公里的京杭大运河。明清两朝政府花巨资扩建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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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由于什么原因，中国历代皇朝很少对国民负债，西方史学家认为儒家哲学导致皇帝“从内心就看重较低的税负并尽力避免干预商业活动”。欧洲的那些高税负高债务的政府，相互为了争夺霸权比着烧钱，眼看着大清一统天下，日子过得潇洒，只能发出自叹弗如的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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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政府不先出手，提出对国民债务的需求，对金融业的发展未必是好事。第一，这意味着中国缺乏资金融通的中心，而民间的金融活动都是地区性分散进行的，这也导致了货币制度由地方说了算，各自为政。不要说统一的货币发行，到了清末，各种成色的银币银块、铜钱及代币品就把货币流通搅得四分五裂。第二，民间金融更多地依赖民间信用，老百姓金融自治。没有政府的参与和以法律形式界定的金融概念与管治，如特许经营、本位货币、发行储备等，金融在中国无以萌芽。第三，中国的皇帝、朝廷与城乡富豪之间只有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双方经济上的往来或者是强制性的，或者是以捐官形式存在的钱权交易，而不像英国，王室经济权力受到贵族议院的制约，政府受到金融城债主的制约，各方的经济往来建立在市场化、契约化、法制化的基础之上。第四，在突如其来的开支压力面前，一旦税收来源枯竭，清政府财力立刻捉襟见肘，没有回旋余地。一个穷困潦倒的政府既没有力量保护国家主权，更没有力量保护民族工业和金融业的独立生存发展。大清朝廷在西方军事与经济冲击面前束手无策正是这最后一点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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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8年第二次鸦片战争，迎战手持现代热兵器的是中式传统的弓箭长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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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没有借贷需求，会不会使更多的资金留在了市场，从而产生了有效的金融组织与大规模的资金沉淀？现实的发展正好相反。19世纪中期以前，大清的对外贸易、工业投资、公众财富管理都没有提出对现代金融业发展的需求，而自发出现的钱庄、票号这样的金融机构，组织和资金的实力远远落在欧美的后面。这反过来加重了大清的财政厄运。例如，1895年清政府为了战争赔款，必须通过借贷克服眼前的困境，站在它面前手捧银子的，只有英国银行领衔的西方财经大亨，而没有中国人自己的融资财团。另一方面，英格兰银行当年架设了一座桥梁，连接了商人的“爱国主义”与大英帝国的崛起。中国人从来不欣赏这样的架桥工程。台湾史学家苏同炳曾用胡林翼为太平天国筹措协饷为例，说是自古以来，在中国为朝廷想办法筹钱之人，都被后世目为“聚敛之臣”，收税如此，借款的名声更劣，借外国人的钱就是十恶不赦了。朝廷大员如忠心耿耿的李鸿章，一次又一次在大清与西方债权人之间斡旋，极力为大清“再造玄黄”。结果不仅没能搭建一座金桥，挽救大清帝国覆灭的命运，自己的声誉也搭进去，落得个“卖国主义”的生前身后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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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面子没银子的大清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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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不向老百姓借钱，窒息了一个行业在中国的发展。面对战争财政逼仄，大清中兴名臣李鸿章与“打劫”英行的皮特首相采取的是不同手段。对比之下，就丈量出了中英之间金融分流的鸿沟有多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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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金融史 [:1703488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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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金融史 民间金融的艰难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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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这民间的货币与借贷，它在大清遇到了怎样的客户与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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