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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地说，这部《银行法》决定了几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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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把英格兰银行一分为二，部分业务归发行部，部分归银行部，两个部业务经营完全分离。前者仍然由英行管理，但决策要听命于一个专业委员会的指导审核，委员的选聘要通过政府任命，避免存在公众利益冲突。第二，发行部必须每个星期向议会和公众公布其头寸与盈利，其盈利归属财政部。第三，法律授权了发行额度，并规定了发行部为承兑其发行必须持有的政府债券、商业票据与黄金的规模。第四，除英行外，其他银行的货币发行将受到限制，停止新的发行，直至取消它们的发行权。就这四条，实现了英国货币发行的独立集中管理，并将其置于政府管制与公众监督之下。从此，货币发行的“私权”逐步转化为“公权”，英格兰银行也就从一家握有“特权”的商业银行，成为政府国家管治权力中的重要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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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4年的《银行法》总体来说是“货币原则派”的胜利。这就决定了从它完成的那天，货币供应量就存在着致命弱点，而且一年后就导致了新的紧缩麻烦。1845年，议会通过另一补充法案，规定英行是所有其他银行的“最后贷款人”，有义务在经济出现危难时利用货币发行手段救助小银行，缓解实业界的困境，这将使英行履行“银行中的银行”之责任，弥补了前一年法律的缺陷。所以有人后来评价，1844年以后的一系列法律，效果还算令人满意，关键是现实根本没有按照原定方案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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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兰银行的时代意义到底何在？一言以蔽之，它是在立法基础上建立的特权，是用特权带来的国家金融信誉。如果说最初的借与贷，靠的是个人的信誉和金银的特权，英格兰银行与立宪王室的结盟，打造了一家银行和一个政府的信誉与特权。1844年的《银行法》重新定义了英格兰银行和英国的货币，带来了一个金融体系的信誉和一个帝国在世界经济中的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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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1844年《银行法》（The Bank Charter Act）的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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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芝浩于1876年说，不管你承认不承认，乐意不乐意，现实就是，大英帝国“有，或是没有偿付能力，全都要指望英格兰银行的信用体系”。不但是英国，苏格兰、爱尔兰，整个欧洲、美洲，目光都紧盯着英格兰银行的印钞机。这一张印着国王头像的小纸片，也飘飘忽忽，随风飞翔到了世界的东方。在这个历史时点上，往后看，帝国以海上的军事实力开疆扩土，国债是皇家海军的可靠金库；往前看，帝国将要用经济实力来张扬自己在全球的统治，武力将为银行资本提供可靠的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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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金融史 [:1703488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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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金融史 第3章 分流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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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亦一无穷，非亦一无穷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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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齐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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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兰银行之“有”，有聚财，有机构，有立法，有人才，看不见的有信誉，有特权，正是大清国经济之“无”。东方帝国治天下可谓轻货币、轻资本，它相信的是坤厚载物，德和无疆，士农工商，脚踏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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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国际贸易把西方人诱惑到广东海岸，英格兰银行所“有”的一切，都和大清无关。英国人喜欢穿羊毛制的细脚裤紧身装，中国人认为丝绸长袍宽宽大大才舒服上流，这只有东西之差，无好坏之分。但是洋枪洋炮与弓箭长矛，就不只是东西之差，而是古今之变了。银行存在与否，金融信誉与特权的有无，也是属于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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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和太平天国对垒时，曾目击西方轮船大炮之厉害，因此提出整顿大清的海陆军，学习西洋知识，培养人才。“同光”以来自强维新之张本，由曾肇其端倪。在其身后，左宗棠开洋人贷款之先河；张之洞设铜币局，举经济特科；李鸿章办洋务，想方设法筹措军饷、资本；朝廷容忍英人管理海关，宽待外资银行，内部整理税务，沿海放行外币。眼见得清官一次一次冲到世界金融大潮的岸边，厚底朝靴上已经沾湿了海水，但又一次一次缩回脚来，任大潮奔流而过，冲刷着东南沿海富饶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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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西风飘来的那张纸币，也在高天呼唤朝廷的注意力。2 000多年前的春秋时代，身为齐国上卿的管仲，就曾提出自己的“国富论”，主张善为政者，必眼观税制币制。到汉武帝主管农业的桑弘羊，更把盐铁税收，平准理财，兼于一身。中国历史上曾有十几次法家思想主导的改革，都将完善经济放入改革的大计之中。然而到了清末，除了朝廷六部，政府没有调理货币经济的总管，没有负责国家债务的机构。更背运的是，清官们对货币的特权一直不开窍，糟蹋不说，而且浪费了政府的信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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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和东方的邻居印度与日本相比，变革之河也是流淌得如此曲折缓慢，以至于西方现代金融的大潮，和中国分流得越来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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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金融史 [:1703488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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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金融史 金融中西大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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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中国与美国视为世界经济赛场上的“二强”，是21世纪的一种说法。在两个世纪之前，这样的说法属于大清帝国与大英帝国。当时中国的人口以亿计，大不列颠（Great Britain）和它的殖民地人口也已近亿。乾隆朝将中国的领土拓展到1 400万平方公里（1689年与俄国签订《尼布楚条约》时首次在国际上使用“中国”一词），大英帝国当时统辖的土地占据了世界领土的1/4。这两个帝国的统治阶层都是人口中的“少数民族”，但他们懂得如何通过有效的制度，以少量文官和军队，控制广袤的疆域与广大的人口。相比世界其他大帝国，包括俄国、奥斯曼、印度的莫卧儿王朝及日本国等等，大清与大英显然实力更强，在东西方分别傲视群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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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一下这幅历史图景，自然会让人接受美国经济史学家彭慕兰的观点，即在18世纪中期，也就是英国工业革命起步之前，欧亚两大陆的农耕经济发展水平不相上下，中国的国内市场才更像亚当·斯密所欣赏的自由经济制度。就是再晚几十年，长江三角洲地区与英国发达的工业城市相比，富庶水平也不相上下。只是到了19世纪中期，欧亚在各方面的落差才变得非常明显。作为标志性的事件是，中国在1840年被英国人用武力轰开了国门，日本1859年被美国强势推入太平洋贸易，印度1857年干脆被收编成大英帝国的一部分。西方成为世界现代文明的领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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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幅1880年左右山西的乡村炼铁图，原始的方法一直沿用至20世纪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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