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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达1 794公里的京杭大运河。明清两朝政府花巨资扩建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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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由于什么原因，中国历代皇朝很少对国民负债，西方史学家认为儒家哲学导致皇帝“从内心就看重较低的税负并尽力避免干预商业活动”。欧洲的那些高税负高债务的政府，相互为了争夺霸权比着烧钱，眼看着大清一统天下，日子过得潇洒，只能发出自叹弗如的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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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政府不先出手，提出对国民债务的需求，对金融业的发展未必是好事。第一，这意味着中国缺乏资金融通的中心，而民间的金融活动都是地区性分散进行的，这也导致了货币制度由地方说了算，各自为政。不要说统一的货币发行，到了清末，各种成色的银币银块、铜钱及代币品就把货币流通搅得四分五裂。第二，民间金融更多地依赖民间信用，老百姓金融自治。没有政府的参与和以法律形式界定的金融概念与管治，如特许经营、本位货币、发行储备等，金融在中国无以萌芽。第三，中国的皇帝、朝廷与城乡富豪之间只有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双方经济上的往来或者是强制性的，或者是以捐官形式存在的钱权交易，而不像英国，王室经济权力受到贵族议院的制约，政府受到金融城债主的制约，各方的经济往来建立在市场化、契约化、法制化的基础之上。第四，在突如其来的开支压力面前，一旦税收来源枯竭，清政府财力立刻捉襟见肘，没有回旋余地。一个穷困潦倒的政府既没有力量保护国家主权，更没有力量保护民族工业和金融业的独立生存发展。大清朝廷在西方军事与经济冲击面前束手无策正是这最后一点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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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8年第二次鸦片战争，迎战手持现代热兵器的是中式传统的弓箭长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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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没有借贷需求，会不会使更多的资金留在了市场，从而产生了有效的金融组织与大规模的资金沉淀？现实的发展正好相反。19世纪中期以前，大清的对外贸易、工业投资、公众财富管理都没有提出对现代金融业发展的需求，而自发出现的钱庄、票号这样的金融机构，组织和资金的实力远远落在欧美的后面。这反过来加重了大清的财政厄运。例如，1895年清政府为了战争赔款，必须通过借贷克服眼前的困境，站在它面前手捧银子的，只有英国银行领衔的西方财经大亨，而没有中国人自己的融资财团。另一方面，英格兰银行当年架设了一座桥梁，连接了商人的“爱国主义”与大英帝国的崛起。中国人从来不欣赏这样的架桥工程。台湾史学家苏同炳曾用胡林翼为太平天国筹措协饷为例，说是自古以来，在中国为朝廷想办法筹钱之人，都被后世目为“聚敛之臣”，收税如此，借款的名声更劣，借外国人的钱就是十恶不赦了。朝廷大员如忠心耿耿的李鸿章，一次又一次在大清与西方债权人之间斡旋，极力为大清“再造玄黄”。结果不仅没能搭建一座金桥，挽救大清帝国覆灭的命运，自己的声誉也搭进去，落得个“卖国主义”的生前身后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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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面子没银子的大清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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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不向老百姓借钱，窒息了一个行业在中国的发展。面对战争财政逼仄，大清中兴名臣李鸿章与“打劫”英行的皮特首相采取的是不同手段。对比之下，就丈量出了中英之间金融分流的鸿沟有多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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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金融史 [:1703488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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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金融史 民间金融的艰难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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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这民间的货币与借贷，它在大清遇到了怎样的客户与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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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康熙末年到20世纪初年，革命性的金融变化乏善可陈，但是民间金融却曾出现过繁荣的小高潮，也产生了新的信用组织。由于缺乏金融立法这个观念，所以金融从业者享受的是分散与自治的自由。他们面对的问题，一是货币各自为政引起的麻烦，二是传统客户带来的局限。民间金融因为传统货币制度的不足而创新，但始终没有逃脱在传统客户中挣扎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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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首先来自五花八门的货币的使用。今天的旅游者走遍全世界，只要兜里揣上一张卡，就可以随心由性地消费。不论买卖多大，支付就是数字在账户间搬家。同为支付这件事，两个世纪之前，却难坏了大清的买卖人。为上街买点东西，你可能在袖子里揣着银锭、银块或碎银子；如果是个穷人，你可能肩上背着几串铜钱或手握几个大钱；如果你刚好赶上咸丰朝，你可能带着天天在贬值的大清宝钞急着寻找卖家；如果你是广东福建沿海一带的买办，经手的钱币可能就是从国外流入的各式洋钱。为了缴税，农工商都必须按朝廷规定把其他钱币兑换成银子。如果业务从异地来，还要冒着银票不予兑现的风险……当年有个老外在南京做了个调研，把几斤重的串钱数了数，一串有大钱95个，一串有98个，其中有几个是假冒的，一碰就会碎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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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庄票号在18世纪末发展起来后，为国内的交易商提供了异地汇兑的便利，但是当时的流通支付工具更为复杂化。它们为商家出具的票据，实际上与英格兰银行的银行券具有相同功能，但名目繁多，品相各异，有钱票、银票、私票、花票、兑票、会票、庄票等等，难以穷尽。对今天的钱票收藏家来说，这倒是个有意思的品类。不过当年这些票据的价值与鉴定，可能比今日的收藏辨伪难度更大。更何况，中国并没有一家像英格兰银行那样的特许机构，可以为钱票提供背书或贴现。洋人说，大清的货币制度，创造出来就是为了考验人类智慧的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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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灯笼铺办货的清官手中握着钱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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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帽子的伙计手中拿着几块碎银子或是大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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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多不同的支付工具在使用，应时产生了一个金融机构，叫“银局”，是银匠与银兑的混合经营机构。在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皇帝六十大寿版画大作《万寿盛典图》中，街头就频繁出现“银局”的招牌，直接被英国人译作“bank”（银行）。它们收回银子，去当地造币局铸成有一定成色的银块、银锭，再投入流通，也会在银、钱之间进行兑换。到了清末，这些银局又改成“钱铺”“钱店”，发展到后来就成为专业一点的机构叫“钱庄”“票号”。它们始终有一个功能，就是统一铸造用于流通的各类金属货币，送公估局鉴定，相互兑换，提供“认账”权威。据钱币收藏资料上讲，当时的鉴定有“软戳”即盖印与“硬戳”即敲凹的差别。那些用“硬戳”鉴定过的银圆，表面会被敲得坑坑洼洼，惨不忍睹。但是在各自为政的金属货币制度下，这是一种必需的防伪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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