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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白银的成色与价值，一直以来有多个体系来决定：一是朝廷，二是民间，到了晚清，加上第三个，即海关。工商客户的一大需求，就是依赖民间银号等金融机构维持金属货币的供给和信誉。不过，实在的白银流通价值，并不取决于这些机构的软硬戳子，而是全球白银的生产与它在大清海关的流动。银子多了，民间银两就可能足赤，但物价可能上涨；银子少了，银圆都会缺斤短两，交易会发生紧缩，税收也会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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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银子这一种货币就够令人头疼的了，那还只是与朝廷、海关和上层社会相关。中国从来不是只有一个银本位，而是一个复本位或多本位的国家，下层老百姓的生活，除了交税，平时生活中用不起银子，只靠铜钱和各种材质混杂的制钱。跟着银价波动的，不仅有商品价格，还连带着铜钱制钱的兑换率。民间兑换机构钱店或钱摊，虽不算是真正的金融机构，但做的是货币生意，赚的是兑换的零头。每当铜价贬值、劣币充斥，老百姓要用更多的制钱兑换白银交税，社会底层的动乱也就不远了。1793年广泛蔓延于西南东南的白莲教、1850年揭竿而起的太平军，都对加剧钱粮税收的矛盾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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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朝廷一直也想对货币的混乱拿出一个办法。民间议论最具有影响力的来自经世学者魏源。他主张扩大并完善国内银矿开采，限制鸦片进口防止白银外流，在中国建立银本位，减少其他材质货币的流通。同时他建议把财政管理制度化，少搞由皇帝决定的税收减免。魏源的思想不但影响了林则徐，也受到晚清的高官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的赏识。对财政金融问题发表过见解的智者还包括王韬、冯桂芬、郑观应，后来又有改革派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人。尽管人们提出了很多真知灼见，但是直到大清倒台，世界已经进入金本位的纸币流通时代，中国始终在白银本位问题上打转，根本没有理论与能力整合不同的货币，建立流通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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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末年西方人草画的乾隆通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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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有学者认为，大清经济在康雍乾三代和平发展了一个世纪，19世纪规模成倍增加，商品交易深入城乡，货币问题其实没有那么严重。这话恐怕有一定道理。生活在任何特定时代的人，都会对自己那个时代的问题特别敏感，叫唤得很厉害。但是从“存在即合理”的观点看，1850~1895年，中国的货币制度基本上满足了经济的发展水平。一个幅员广大的国家，地区经济特点不同，货币供应的分散化与各自为政，正是顺其自然。随着经济的跨地区发展，才会出现对一体化货币流通的要求。从乾隆朝后期起，一种传统的信用机构有了新的发展，从一个方面满足了这种要求，那就是票号和钱庄。它们没有能够统一币种，但提供了个人与商家跨地汇兑、存储、借贷与支付的金融服务，减少了货币兑换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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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头的当铺与金铺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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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年出品的许多电视剧和小说已经活灵活现地再现了票号与钱庄的客户情况。这些客户大体上他们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个人，如范濂在《云间据目钞》中所提到的，有个姓马的大款，从未听到过有跨境提兑一事，怀揣着银锭从外地到了京城。经人一点拨，后来成了票号的理想客户。清末上京赶考的秀才、外出云游的富绅、躲避战乱的土豪，都属于这一类客户，用点小成本，买个便利与安全。第二类人是使用票号钱庄的主力，即从事长途贩运的商家。山西人雷履泰在天津做生意，从四川进货，需要货物保镖和钱财保险，遂萌生了创新念头，开办了日升昌。钱庄跨境服务没有像票号一样，覆盖了半个中国，它们大都与江南周边商人到上海开煤铺、米铺、杂货铺相关，先做银钱铜钱兑换，再做银圆银两兑换，最后加上银票划转。第三类客户主要来往于票号，就是头上顶着官帽的人物，他们为官府筹措军饷、丁粮、俸给奔忙，有时也要帮助官吏调运私囊。有了专业可靠的地方存兑，省去了官府转运银子的许多艰辛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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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的金融机构中还有一类是古老的当铺，是为社会中下层以实物为抵押提供短期贷款的信用机构。明代的大才子唐伯虎，用一把自己画的扇子就能当出几天的饭钱。清末的当铺生意兴隆，满足的是私人短期信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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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些客户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什么呢？他们追求资金的安全、使用方便，和我们在伦敦城遇到的那些投资者不同，他们的主要兴趣不在资本增值。钱庄与票号把沉淀在手中的资金仍然用于传统商业贩运，但是没有投资于新兴产业。他们也组成了行会，但很少能像英格兰银行那样，通过与政治结盟，左右官府，保护自己的商业利益。观察这样一个阶层，他们身上时时闪耀出资本的个别因子，但总体看，却不能将一个传统的制度和体系升级，包括内部的股权组织、管理体制，也不可能产生拥有资金实力的大银行。因为客户没有这样的要求，“绅士银行家”们（如果可以这样类比）也就无法产生超前的觉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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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人书《唐伯虎点秋香》故事中的插图，惟妙惟肖地展现了当铺客户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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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马牵骆驼的是南来北往的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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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末最后的50年中，中国的传统金融机构有一次突破的机遇。特别是上海、天津、汉口等地的钱庄，在1843年对外贸易开埠之后，可以倒买倒卖进出口货物，也就是为自己找到新的商业客户。1870年英国领事在长江三角洲走了一圈，发现在许多小镇，支付进口洋货的办法，就是让上海的一家钱庄开出付款的汇票，进口商再把银圆或铜钱运到苏州，在那里采办了货物，卖到上海，归还钱庄的垫款。这些人为贸易在各地奔波，不辞辛劳，呈现出资本家的勤奋。山西的票号看到上海的机会，也加速了业务向沿海城市的拓展，愿意把自己的闲置资金拆借给钱庄，共同开发商业的新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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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入世界贸易大潮的民间金融，面前有两座大山必须攀越。第一，钱庄、票号要有新的资金来源，不能只依赖传统的客户存款。由于钱庄、票号，特别是后者，家族管理习俗浓厚，行会对利率、业务范围限制严格，努力吸收新增存款从来不是它们的长项，倒是外资银行看上了它们的这个弱点。离开了口岸，外资行两眼一抹黑，根本不知内陆销售去了何方，与本土银行联手，无疑是开拓市场的明智策略。1869年，汇丰银行的买办王槐山说服了他的老板，疏通了汇丰向钱庄拆款融资的渠道。这样一来，钱庄背后出现了一位口袋很深的“绅士”，随时愿意接济新的资金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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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还有一个困难就更不容易克服了，这就是在与外国银行的竞争中，如何取得朝廷和各级政府的支持。要是在英国，起码有个立法，保护本土传统金融机构；再亲近一点，是政府承担最后贷款人的责任，在民间金融机构困难的时候拉一把。直白地说，如果大清能有“东印度公司”，发展几个自己的大型进出口商，掌控海外市场一端，和国内市场连接，那钱庄、票号就有机会提供金融价值链上的整体服务。当然，这些事在中国不大可能出现。大清同光年间，有几位背靠官府勾结洋人的红顶商人，如阜康钱庄的老板胡雪岩，努力想和政府的利益绑在一起。但是说到底，他们仍是挺不起腰杆儿的脆弱商人，并没有在改变组织和体制上起到任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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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升昌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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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末年，钱庄、票号经历了短暂辉煌，做了外资行开拓中国内地市场的马前卒。传统机构转型开发新客户是极为艰难的，一旦资金来源依赖外资行，它们的命运也就掌握在了别人手上。仍是地方各自为政的货币发行，被外资行的银行券和汇兑占领了制高点。钱庄、票号不但争取新客户希望渺茫，就是老客户，在经历了几次危机后，最终也纷纷选择把钱挪到外资行。1911年改朝换代后，官款承兑断流，山西票号也就跟着穷途潦倒。钱庄在民初混乱的金融环境中又坚持了几十年，忍受着国家和外国金融资本的双重挤压，对中国的货币改革和现代银行业的发展，无心亦无力。20世纪30年代，民国政府完成“废两改元”，统一掌管财金大权，终结了多元双轨的货币时代，敲响了钱庄退出历史舞台的晚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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