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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金融史 [:1703488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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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金融史 寻求中国皇帝的特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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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商人寻求政策支持的诉求，若想实现，难比登天。而西方人到中国来，却一步跨进紫禁城，直截了当地告诉皇帝，他们要来做生意，寻求的就是最高的特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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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6年9月2日凌晨，四更刚过，紫禁城就迎来这样一队不寻常的访客。宫廷卫兵手提的灯笼，在仍是暗夜的宫院里幽静地摇曳，引领着他们鱼贯通过午门和长长的甬道，再通过端门，又是长长的甬道，然后跨过太和门，绕到乾清宫前的院子里。在这里，当东方现出鱼肚白，访客们将接受一个17岁年轻皇帝的接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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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禁城对这些金发碧眼的西方人已是见怪不怪。从1601年意大利传教士利马窦在此得到万历皇帝的接见，这里曾长年进出外国人。汤若望，一位来自德国的传教士，1630年接替邓玉函在大明历局供职，先后在宫中向崇祯皇帝进献各种天文仪器，还参与编撰了《崇祯历书》。满族人入主紫禁城，汤若望被任命为大清第一任钦天监，他和小皇帝顺治建立起情同父子的信任关系。还有来自其他欧洲国家的传教士曾跨过太和门，尽管他们始终未能劝服皇帝皈依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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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凉爽的初秋清晨，耐心地在乾清宫门前等待天亮的这队西方人，并不是传教士。他们没有带来任何珍奇异物，也不希冀留在皇上身边提供服务。他们从南洋的巴塔维亚来，花了一年时间千里迢迢从广州走到京城，为的是一个谦卑的目的：希望顺治皇帝能给荷兰公民一个特许，在南方沿岸做中国人的进口生意。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中国出口生意做得风生水起，但中国人不愿意买外面的舶来品。荷兰人也比不上葡萄牙人，没有一个像澳门这样的地方在南海落脚。这是西方人第一次诉诸大清朝廷，以拜访的方式寻求商业利益。他们知道紫禁城刚刚换了主人，皇帝是一位十几岁的少年。一个新皇朝应当比刚刚倒闭的那个更开放明智吧？他们怀着这样的愿望，忐忑不安地等待，一切都会在天亮后揭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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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听说有一队商团来京拜访，派员到通州迎接他们。随团一位专司记事绘画的小职员约翰·尼霍夫，用夸张的九十度鞠躬描绘了大清官员与商人见面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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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霍夫创作的紫禁城内部地图虽不完全准确，但真实记录了他经过的地方。在图中部的那个院子里，商团遇到了其他访客，有西藏喇嘛、蒙古王公与印度莫卧儿皇帝的使臣，还看到守护在宫中的几头大象（注意第一道门的左右两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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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不幸，皇帝的朝廷从未听说有一个叫作“荷兰”的国家，这些来客对自己国家的解释也令人疑窦丛生：荷兰没有国王也没有大臣，只有市民与商人，世界上怎么会有这样的国家？他们为之请求商业利益的机构也很难理解，是所谓联合出资从事贸易的“公司”。这些人的故事根本不可信，他们可能和倭寇一样，就是一群海盗。不能责怪此时中国人的无知，因为17世纪的荷兰，就是一个特立独行、领导潮流的新国家，它是由7个城市联合组成的共和国，它的最高权力属于富豪商人选举出来的“摄政管治委员会”。在商团来到紫禁城的前一年即1655年，在埃姆斯河尽头的大坝广场上完工了雄伟壮观的市政“议事堂”（Amsterdam Town Hall）。这是现代史上第一座不是为皇家而是为市民修建的伟大建筑（但从拿破仑时代起它又改变成皇宫）。加拿大历史教授卜正民300年后给出了解释：“只有像荷兰共和国这样与众不同的联邦国家，才能够想到建立联邦式的公司结构。荷兰东印度公司将实力与灵活性有机结合在一起，在国际竞争中享有巨大优势，主导了面向亚洲的海上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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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人眼中的顺治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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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没有皇权或国权意识作祟，这些商人们毫无怨言地接受了中国人的礼节，跪在那里接受了顺治皇帝15分钟的恩宠。但这是一次完全词不达意的见面，顺治皇帝其实一句话也没说，只是后来由大臣们传出话来，允许荷兰人今后每8年到中国港口停泊一次，可带4船交易的货物，并将贡品进献给北京宫廷。很难想象，曾在中国购买了巨额瓷器、丝绸、茶叶的荷兰人，用了什么样的努力，保持了他们与中国百年贸易的平衡。除了白银，另外一种商品也开始列入向中国出口的单子：烟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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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年后，受同样的欲望驱使，另一个声势浩大的说客使团也跨进了京城大门。曾经在这里留下足迹的荷兰东印度公司，从来没见和大清做成出口生意，此时已寿终正寝，遗产被阿姆斯特丹的摄政政府接管。当今的世界贸易新星是英国，它继承了荷兰人在皇上面前未竟的事业。在紫禁城的主人面前，英国人摆出从未见过的阵势，它想做的事情，不仅是一张特许状，而且要说服东方帝国接受英国人的现代理念与实践。由马嘎尔尼勋爵率领的英国使团到达北京的时间是1793年，同年8月在热河，他们见到了两年后就要成为太上皇的乾隆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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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人被要求跪在大殿外11块方砖的地方。前面还有一个清兵手持长鞭，叭叭抽地，以示威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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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英国人与拿破仑的法国尚未分出高下，但在大清皇上面前，使团颇有威严：它代表着欧洲一个现代国家强大的王室和政府。与前次荷兰人那群冒失鬼不同，与广东十三行打交道的英国商贩也不同，马嘎尔尼勋爵是由英王乔治三世委任的访华正使，他穿着紧身的花衣裤，披着贵族的长袍，腰杆笔直，风度翩翩，将带来的英王亲笔信函亲手呈递到了乾隆皇帝面前。过去京城也曾出现过葡萄牙等国派来的特使，但从未见到过上百人几十条驳船列队而来的欧洲使团，并带来了如此之多的“贡品”，在圆明园里摆满了一大殿。正因为这是第一次，惹出了马嘎尔尼出使由头、觐见礼节等一系列麻烦，暴露了以天下为一统的大清朝廷在与欧洲现代国家交往礼仪上的巨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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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朝廷的其他欧洲人曾告诫乾隆皇帝英国人挑衅侵略成性，但1793年英国人可没有军事实力觊觎大清的领土，或者照搬印度模式和乾隆皇帝叫板。英国国内的财政金融制度都尚未成熟，财力不足，他们对大清的国力心怀敬畏。所以，他们把使团来访的目的锁定在促进通商贸易上。此时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出版已有十几年，英国人相信贸易对增强国家实力刺激财富积累有好处，这是激励他们在全世界拓展市场的基本理念。在他们看来，中国的问题是皇帝与官员并不了解英国人的道德优点，自然也不愿同他们有贸易来往。传播现代理念，是代表团自认非常崇高的重任。随团书记员斯当东所著的《英使谒见乾隆纪实》对此是这样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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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知道，英国是一个商业国家，商人是社会中最富裕最活跃的组成部分……假如有一些英国人以一种高贵的身份常驻北京，以他们谨慎言行和彬彬有礼的仪表争得上流社会的尊敬和下层社会的佩服，那么就有助于解除中国方面对英国的误会，为两国之间良好交往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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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团画家亚历山大创作的这张图中，马嘎尔尼勋爵和使团成员站在右下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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