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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金融史 错过了转运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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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结果令英国人兴高采烈。首先,对华贸易的垄断变成“大自由”——广东十三行解散了,那些让英国人在国内顾忌的制约,如议会辩论、行业协会、立法与舆论等,在中国都没有,商人们除了怕社会动乱,其余无所顾忌。原来粤海关的官员趾高气扬,唯我独尊,西方商人想见一面都难上加难。现在从南京到广东,衙门门槛似乎削平了,朝廷的老爷们点头哈腰,唯恐洋人不满意。用武力打出的不平等条约,把原来中外不平等调了个个儿。这不仅震慑了大清,也惊醒了周边国家。1853~1854年,美国的帕里船长带着一个小舰队驶向东京湾,要求与日本开展自由贸易。日本想到了中国不久前的难堪,完全放弃了抵抗,心甘情愿地接受了美国人的开放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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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大清朝廷来说,《南京条约》和《天津条约》签订后的沮丧,可以说集中体现在了财政金融上。最可恨的是鸦片成为合法进口商品,在20年内增长了一倍。1839年林则徐在虎门烧掉了两万箱鸦片,到了1860年,据海关记录,当年进口了5万箱,白银因此加速外流。第一次鸦片战争共赔偿2 100万两白银,凭空增加了朝廷支出,推高了财政亏空与税收负担。“五口通商”,贸易兴旺,随之而来的是外国银币在沿海地区的广泛流通,渗透华东华南市场,大清的货币主权日益假手外夷。苦命天子咸丰当政11年,面对的是财政金融的一片混乱。这真是一步错,步步错,曾国藩幕僚赵烈文在1867年曾私下预言,这大清朝的气数恐怕超不出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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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理衙门1861年成立于北京,大门上挂着“中外禔福”的匾。这是中国的第一个外交部,位于旧东堂子胡同4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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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处于低谷,但低谷也有可能峰回路转,绝处逢生。同治年间的朝廷有机会以政府为主导,引入银行借贷和控制货币发行,解决自己的财政危机,拉近与英国、欧洲金融的距离。即便没有政府银行的存在,一个强有力的户部也可以将政府税收、铸币、借贷、用资等活动统筹,操控本国财政金融。说到底,这就是把控制财政金融的权力先赏赐给朝廷自己。到同时代的日本做个观察可以发现,这样一个机会,大清没有抓住,一心想成为“亚洲的大英帝国”的岛邻,倒不失时机,捷足先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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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时日本的货币财政,和大清存在着相似的体制,发行分散自由,财政管理松散。但不同的是,在“德川幕府”时代,武士阶层掌控的政府就和国内传统的信贷机构(如同中国的钱庄、票号)存在大量借款往来,国民债务有传统的文化认同。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四年后,财政部派出一个大的代表团考察西方,包括英国、比利时与法国的财政管理与中央银行。随后的10年里,日本人将国家财政集中到中央管理,大胆通过传统银行向民间借债,赎买封建武士阶层的土地,推动工业化。结果很快财政债票泛滥,物价高企,农业经济受到打击。1882年日本中央银行成立,隶属于财政部,统一监管货币发行,严厉约束政府发债规模。中央银行还在英资银行的协助下推出立法,整顿新兴的国民银行,学会了调节国际汇兑。到1905年日本发动甲午战争时,财政部与中央银行已经在货币经济中居中枢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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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日本为国富民强选择了不同道路,金融的现代化使日本捷足先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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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西方史学家谈到大清“同治中兴”,也会用“维新”(restoration)这个词。大清“维新”的整体特征,从有为的角度看,军事、工商、外交,可圈可点;从无为的角度看,在财政货币领域,政府拒绝接受、也没有能力接受自己作为“推动者”的责任,它也没有为私人部门创造一种环境,去有效地应对来自外资和海外金融市场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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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民间金融此时“道是无情却有情”,这就是来自繁荣的国际贸易的机会。过去,在对华贸易中提供支付汇兑的主要是在英属殖民地印度的英资银行。在东印度公司垄断时代,加尔各答与孟买基本上成为对华贸易的金融中心,那里的银行为贸易商开出汇票,代理英国进口商支付购买,同时又代理出口商将贸易利润在英国投资。银行业当时是除鸦片与棉花进出口外盈利最丰厚的行业。上海、汉口、厦门、福州等城市的开埠马上吸引了这些金融家的眼光,他们紧随太古洋行和怡和洋行,将银行设在了这些贸易公司在中国分公司的家门口。密歇根大学的墨菲教授这样分析他们的心态:“如果说印度很富有,那中国就是更富有,更迷人。印度,以及西方人后来在南亚的布局,可以说其最有价值的部分就在于它们是西方人进军中国的跳板。”银行家现在的梦想,是把在孟买的金融中心移植到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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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1842年成立于印度孟买的新银行——东方银行(Oriental Bank Corporation,在中国叫丽如银行,它三年后把总部移师到伦敦,拿到了皇家特许经营权)于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首开先河,在上海开办了分支机构。到1848年,英国人在上海城外江边的租地已经扩张到2 800亩。从此,英资银行就在此扎堆儿设立分支机构,包括1854年设立的汇隆银行、阿加剌银行、1855年的有利银行、1858年的印澳华渣打银行以及1865年成立的香港上海汇丰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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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英资银行抓住了国际金融的机遇,中国的钱庄、票号亦分享了其中的利益。中外金融机构很快意识到它们相互之间并非竞争对手,而是合作伙伴。到1860年左右,受到太平军搅扰的江浙富人纷纷向上海转移财产。大批钱庄没有在上海的老城扩张,反而加入到城墙外的洋人租地,在那里建立了自己的分支机构。大清朝廷根本没有国家金融政策和国民银行制度,致使传统金融机构把外资银行看成了融资的靠山,犹如英国的商业银行依赖英格兰银行充当“最后贷款人”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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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家打入上海的东方银行在印度很有实力。借助强劲的亚洲贸易,几年内它的资本金就翻了一番,1860年它派发出了16%的股息分红,使其成为在伦敦回报第二高的银行。我们已经知道,此时的英国银行业离1844年《银行法》实施只有十几年,银行的大批倒闭时有发生,而作为一家股份制的私人银行,英格兰银行仍在尝试如何履行中央银行的职能。在东方出现一家强大的地方银行,令伦敦城另眼相看,当时的《北中国先驱报》直截了当称其为“远东的英格兰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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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银行1879年发行的一张纸币,保留至今,弥足珍贵,在2011年拍出了天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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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上海的国际金融中心只是昙花一现。华洋第一次联手内外贸易的好景不长,外资银行首先出了问题,起因之一是全球的棉花贸易危机,上海无辜地被卷入一场严重的贸易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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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英国作为世界工厂掌握着全球的经济命脉,印度围绕着英国的供需进行产业布局。它既是棉花的最大出口国之一,又是英国棉制品向中国及亚洲出口的中转基地。19世纪初,印度基本左右了棉花价格。但很快美国加入了竞争,价格更低,英国兰开夏郡的纺织厂更乐于从美国进口,而且以更低的价格向世界出口。但是到了1860年,有两件事让印度以及中国的市场出现了大繁荣。其一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不平等条约刺激印度加大棉纺织业投资,因为他们认为中国的市场将会大量进口洋布。其二是1861年美国南北战争爆发,美国棉花出口大幅度下降,印度的棉花重新受到英国人的青睐。中国此时也开始出口棉花,在中印英之间形成了一个三角贸易关系,出现了大干快上的势头,银行业的汇兑贷款业务当然也跟着吃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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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0年印度孟买港口堆积的棉花包,由于供过于求,出现了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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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银行连续几年乐享着高回报。但是转眼之间到了1865年4月,美国南北战争打完了,便宜的美国棉花又回来了。从印度出口的棉花价格当年就转头大跌,第二年又掉了30%。价格一掉,贸易企业先倒闭,跟着几天之内,在中国有几家分支银行跟着宣布停止正常信贷与承兑。做棉花出口贸易信贷的汇隆银行首先顶不住了,老板关门跑路。当年的金融市场没有什么商品衍生产品,也没有金融大鳄,危机传导的路径很简单,一场美国棉花价格战演变成上海滩上的银行停兑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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