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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金融史 [:1703488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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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金融史 错过了转运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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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结果令英国人兴高采烈。首先，对华贸易的垄断变成“大自由”——广东十三行解散了，那些让英国人在国内顾忌的制约，如议会辩论、行业协会、立法与舆论等，在中国都没有，商人们除了怕社会动乱，其余无所顾忌。原来粤海关的官员趾高气扬，唯我独尊，西方商人想见一面都难上加难。现在从南京到广东，衙门门槛似乎削平了，朝廷的老爷们点头哈腰，唯恐洋人不满意。用武力打出的不平等条约，把原来中外不平等调了个个儿。这不仅震慑了大清，也惊醒了周边国家。1853~1854年，美国的帕里船长带着一个小舰队驶向东京湾，要求与日本开展自由贸易。日本想到了中国不久前的难堪，完全放弃了抵抗，心甘情愿地接受了美国人的开放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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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大清朝廷来说，《南京条约》和《天津条约》签订后的沮丧，可以说集中体现在了财政金融上。最可恨的是鸦片成为合法进口商品，在20年内增长了一倍。1839年林则徐在虎门烧掉了两万箱鸦片，到了1860年，据海关记录，当年进口了5万箱，白银因此加速外流。第一次鸦片战争共赔偿2 100万两白银，凭空增加了朝廷支出，推高了财政亏空与税收负担。“五口通商”，贸易兴旺，随之而来的是外国银币在沿海地区的广泛流通，渗透华东华南市场，大清的货币主权日益假手外夷。苦命天子咸丰当政11年，面对的是财政金融的一片混乱。这真是一步错，步步错，曾国藩幕僚赵烈文在1867年曾私下预言，这大清朝的气数恐怕超不出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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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理衙门1861年成立于北京，大门上挂着“中外禔福”的匾。这是中国的第一个外交部，位于旧东堂子胡同4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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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处于低谷，但低谷也有可能峰回路转，绝处逢生。同治年间的朝廷有机会以政府为主导，引入银行借贷和控制货币发行，解决自己的财政危机，拉近与英国、欧洲金融的距离。即便没有政府银行的存在，一个强有力的户部也可以将政府税收、铸币、借贷、用资等活动统筹，操控本国财政金融。说到底，这就是把控制财政金融的权力先赏赐给朝廷自己。到同时代的日本做个观察可以发现，这样一个机会，大清没有抓住，一心想成为“亚洲的大英帝国”的岛邻，倒不失时机，捷足先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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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时日本的货币财政，和大清存在着相似的体制，发行分散自由，财政管理松散。但不同的是，在“德川幕府”时代，武士阶层掌控的政府就和国内传统的信贷机构（如同中国的钱庄、票号）存在大量借款往来，国民债务有传统的文化认同。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四年后，财政部派出一个大的代表团考察西方，包括英国、比利时与法国的财政管理与中央银行。随后的10年里，日本人将国家财政集中到中央管理，大胆通过传统银行向民间借债，赎买封建武士阶层的土地，推动工业化。结果很快财政债票泛滥，物价高企，农业经济受到打击。1882年日本中央银行成立，隶属于财政部，统一监管货币发行，严厉约束政府发债规模。中央银行还在英资银行的协助下推出立法，整顿新兴的国民银行，学会了调节国际汇兑。到1905年日本发动甲午战争时，财政部与中央银行已经在货币经济中居中枢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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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日本为国富民强选择了不同道路，金融的现代化使日本捷足先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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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西方史学家谈到大清“同治中兴”，也会用“维新”（restoration）这个词。大清“维新”的整体特征，从有为的角度看，军事、工商、外交，可圈可点；从无为的角度看，在财政货币领域，政府拒绝接受、也没有能力接受自己作为“推动者”的责任，它也没有为私人部门创造一种环境，去有效地应对来自外资和海外金融市场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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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民间金融此时“道是无情却有情”，这就是来自繁荣的国际贸易的机会。过去，在对华贸易中提供支付汇兑的主要是在英属殖民地印度的英资银行。在东印度公司垄断时代，加尔各答与孟买基本上成为对华贸易的金融中心，那里的银行为贸易商开出汇票，代理英国进口商支付购买，同时又代理出口商将贸易利润在英国投资。银行业当时是除鸦片与棉花进出口外盈利最丰厚的行业。上海、汉口、厦门、福州等城市的开埠马上吸引了这些金融家的眼光，他们紧随太古洋行和怡和洋行，将银行设在了这些贸易公司在中国分公司的家门口。密歇根大学的墨菲教授这样分析他们的心态：“如果说印度很富有，那中国就是更富有，更迷人。印度，以及西方人后来在南亚的布局，可以说其最有价值的部分就在于它们是西方人进军中国的跳板。”银行家现在的梦想，是把在孟买的金融中心移植到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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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1842年成立于印度孟买的新银行——东方银行（Oriental Bank Corporation，在中国叫丽如银行，它三年后把总部移师到伦敦，拿到了皇家特许经营权）于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首开先河，在上海开办了分支机构。到1848年，英国人在上海城外江边的租地已经扩张到2 800亩。从此，英资银行就在此扎堆儿设立分支机构，包括1854年设立的汇隆银行、阿加剌银行、1855年的有利银行、1858年的印澳华渣打银行以及1865年成立的香港上海汇丰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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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英资银行抓住了国际金融的机遇，中国的钱庄、票号亦分享了其中的利益。中外金融机构很快意识到它们相互之间并非竞争对手，而是合作伙伴。到1860年左右，受到太平军搅扰的江浙富人纷纷向上海转移财产。大批钱庄没有在上海的老城扩张，反而加入到城墙外的洋人租地，在那里建立了自己的分支机构。大清朝廷根本没有国家金融政策和国民银行制度，致使传统金融机构把外资银行看成了融资的靠山，犹如英国的商业银行依赖英格兰银行充当“最后贷款人”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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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家打入上海的东方银行在印度很有实力。借助强劲的亚洲贸易，几年内它的资本金就翻了一番，1860年它派发出了16%的股息分红，使其成为在伦敦回报第二高的银行。我们已经知道，此时的英国银行业离1844年《银行法》实施只有十几年，银行的大批倒闭时有发生，而作为一家股份制的私人银行，英格兰银行仍在尝试如何履行中央银行的职能。在东方出现一家强大的地方银行，令伦敦城另眼相看，当时的《北中国先驱报》直截了当称其为“远东的英格兰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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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银行1879年发行的一张纸币，保留至今，弥足珍贵，在2011年拍出了天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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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上海的国际金融中心只是昙花一现。华洋第一次联手内外贸易的好景不长，外资银行首先出了问题，起因之一是全球的棉花贸易危机，上海无辜地被卷入一场严重的贸易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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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英国作为世界工厂掌握着全球的经济命脉，印度围绕着英国的供需进行产业布局。它既是棉花的最大出口国之一，又是英国棉制品向中国及亚洲出口的中转基地。19世纪初，印度基本左右了棉花价格。但很快美国加入了竞争，价格更低，英国兰开夏郡的纺织厂更乐于从美国进口，而且以更低的价格向世界出口。但是到了1860年，有两件事让印度以及中国的市场出现了大繁荣。其一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不平等条约刺激印度加大棉纺织业投资，因为他们认为中国的市场将会大量进口洋布。其二是1861年美国南北战争爆发，美国棉花出口大幅度下降，印度的棉花重新受到英国人的青睐。中国此时也开始出口棉花，在中印英之间形成了一个三角贸易关系，出现了大干快上的势头，银行业的汇兑贷款业务当然也跟着吃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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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0年印度孟买港口堆积的棉花包，由于供过于求，出现了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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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银行连续几年乐享着高回报。但是转眼之间到了1865年4月，美国南北战争打完了，便宜的美国棉花又回来了。从印度出口的棉花价格当年就转头大跌，第二年又掉了30%。价格一掉，贸易企业先倒闭，跟着几天之内，在中国有几家分支银行跟着宣布停止正常信贷与承兑。做棉花出口贸易信贷的汇隆银行首先顶不住了，老板关门跑路。当年的金融市场没有什么商品衍生产品，也没有金融大鳄，危机传导的路径很简单，一场美国棉花价格战演变成上海滩上的银行停兑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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