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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的地方官员。赫德和西方人对他们的滥权厌恶之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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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5年赫德年方三十，担任大清部级领导已经三年。以帮补大清为己任，他受到刚刚从江苏巡抚提升为两江总督的李鸿章的鼓励，向总理衙门提交了一份改革建言。其中提到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地方财政。其矛头所指，是1853年朝廷允许地方政府开征的一个新税——厘金。厘金在江浙推出的时间和外国人控制上海海关基本同时，在百姓眼里，海关是个正面形象，但对厘金却怨评如潮。以前大清的税收主要靠土地税、盐铁税和各种实物税，外加卖官，收入都进入北京户部。现在地方可以收税，却没有统一的律法，这就像打开了潘多拉盒子，陋俗恶习随之泛滥。曾从师林则徐的翰林冯桂芬就说：“近10年来捐途多而吏治益坏，吏治坏而世变益亟，世变亟而度支益蹙，度支蹙而捐途益多，是以乱召乱之道。”1865年太平天国失败后，朝廷本打算取消厘金，但是地方的衙门、军队、官商已经坐大，厘金就是他们手中永远的摇钱树，动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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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德在他的言论中强烈要求取缔厘金。根据西方人写的传记，他曾提出两个命题来支持他的观点。其一是政府税收应当促进贸易发展，而厘金的征收并非在交易环节，而是随地折卡，地方政府又胡作非为，商人备受其害。本来厘金税率只有1%，但是天晓得最终地方政府贪没了多少。他把厘金称为官员的“私田”，耕种了，就一定要收获：“惟官之下取于民者多，而上输于国者少。”就是说商民吐了血，国家也没得着，“饱私囊而漏公项，供贪婪于戚友。如是而欲民生安业，岂可得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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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德的第二个命题是个极为精辟的观点，即在大清的体制里，把税收放权到地方是非常危险之事，财权必须要统一掌管在京城。中国被认为是大一统的帝国，但赫德担忧财经权力实在过于分散。这一传统到清末登峰造极，不但是税收，1890年以后，大清的铸币权在李鸿章、张之洞等大员的争持下，也分割在各省造币局。赫德深感分权带来的经济混乱阻碍了贸易发展，削弱了皇帝的权威。从这个角度说，厘金也应取消。赫德为财金的中央集权呼吁了4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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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1872年英国人J·汤姆森（J. Thomson）的照片制作的恭亲王的版画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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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7~1869年在修订《天津条约》时，赫德帮助增加了补充条款，即在海关征收不超过2.5%的流转税基础上（仍然要按条约要求征收5%的关税），免征所有厘金，出口货品也要求给予厘金退税，所有的东洋西洋贸易对此“利益均沾”。相当于厘金的税收也没有收权到中央政府，而是去了海关。取消厘金的出发点，赫德可能与朝廷是相同的，但绕了一圈，赫德的方案使外国货在内地竞争力更强，出口退税时，最大的受益人又是外资在华的投资厂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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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也是30出头的恭亲王收到赫德18页纸的改革建议，曾让六部和地方大员参议，结果他们认为如果照老外说的这样做，不仅惹翻了地方官，朝廷也争不到权。赫德希望由海关帮助中央集权的真知灼见，也就被束之高阁。1870年以后，大清体制内产生了一批具有“自强”意识的高官，赫德在地丁、盐课、税饷问题上的一系列观点，曾在他们中间产生过共鸣，但仅为共鸣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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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人描绘的一个地方关卡，在检查外国人过境的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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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德在东西冲突中寻找平衡，在大清外债安排上表现得更为明显。1894年以后10年左右的时间里，他改变了大清朝廷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传统，不但把它拖入了国际金融市场，而且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债务人之一。赫德能做到这一点，因为他手中有最优质的抵押品——大清未来的海关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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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对外借款始于19世纪50年代。据统计，直到1894年，外债共发生45项，共折合库平银4 626万余两。不过，这些外债的直接债务人都是地方政府或商业机构，其中一大部分贷款是用于经济性质的投资。甲午战争前，中央一直“洁身自好”，不愿沾染借外债的“毛病”，但其财政状况极为困难，海防军事开支连年拖欠。日本人在胶东半岛挑衅的炮声一响，宣告大清帝国枯竭的财政已濒临破产边缘。这种情景对我们来说有点似曾相识：1694年英王威廉三世与法国人开战，打到一半不也没钱了吗？英国由此诞生了英格兰银行。难以照搬的是，太后和皇帝找不到藏富于民的大款，组织借贷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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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7月甲午战争前海军衙门的三位大员，分别为正红旗的汉军都统善庆、醇亲王奕（末代皇帝溥仪的爷爷）和北洋大臣李鸿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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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德此时成了大清找钱的唯一希望。1894年的7月，赫德代表大清朝廷，向英格兰银行递交了贷款申请。赫德以为有海关收入作保，又有6%的利息，英行一定会接受这笔生意。但是行事严谨保守的英行以不明了中日内情和战争风险为由拒绝了这笔贷款。这是英格兰银行唯一与大清直接打交道的一次机会，但双方失之交臂。赫德接着奔波于商业银行之间，最后是汇丰银行以7%的利息借给了大清1 000万两银子。汇丰银行在上海的几任行长都是赫德圈子里的人，在很大程度上，从建行开始，他们就在赫德的庇护下，得到海关的往来账户生意，从而迅速在中国站稳了脚跟。这次贷款，在英行拒绝的情况下，算是汇丰给了赫德一个面子。有一本回忆录上说，赫德苦口婆心说服总理衙门的大员坐在贷款谈判桌前，其中一位大员居然在谈判过程中打起了瞌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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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单贷款的成功，使西方银行家认识到，有赫德的海关担保，向大清政府融资是万无一失的生意。1895年，渣打银行加入了贷款的行列。《马关条约》签订后，英法德俄四国为向大清提供战争赔款贷款，争风吃醋，明争暗斗。赫德此时俨然成了贷款专员，一方面与李鸿章讨论贷款条件与抵押，另一方面保证在英国人占先的前提下，各路列强利益均沾。1902年“庚子赔款”后，此剧继续上演，大清未来几十年的海关收入，毫无选择地被押在了数家西方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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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的英格兰银行大楼，它拒绝了和大清政府打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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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地说，没有赫德，大清政府找不到海外借款的门路，他的确是领路人。但是有了赫德，大清并没有找到正确的道路，创造中国的国民债务，建立金融机构与市场，获得新的财政收入。得益的一方是胃口越来越大的外资金融机构，有了海关做担保，他们乐于把朝廷的债务越做越大。1898年，清政府账下的外债合计达库平银3.5亿两，1905年的“庚子赔款”借款，又加上关平银4.5亿两。汇丰银行和渣打银行两行在总额中占了大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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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德也认识到了外债增长的风险。在1895年的一段日记中，他谴责了新崛起的东方帝国——日本，同时说道：“所有的人都在剥夺中国，留给中国人的只剩下让步再让步。阳光下没有新鲜事儿，难道南海泡沫的丑行不会（在中国）重新上演吗？”无奈的赫德一定在想，他的海关收入正在为这场发生在中国的外债泡沫添油加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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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制度的变革，首先要有新观念在体制内日复一日的浸染，其次要有实干的官员来执行方案。“明治维新”30年后，日本已经有上百人在国内外获得了经济学位，大学已经开办经济研究所，伦敦大学的教授在日本任教习以为常。其中的一位教授后来写道，政府的高官和他的学生都有一股激情，推进改革，建设东方的“大英帝国”。“同光中兴”30年后，大清主要还是靠赫德在零敲碎打地传播财政金融的基础知识。泱泱大国与岛邻小国的做派就是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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