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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西方人1880年描绘的左宗棠签署贷款的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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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大员们首先要争的是朝廷的拨款,这是洋务运动中强兵的主要资金来源。1875年,在两位洋务大员,即淮军与湘军首领李鸿章与左宗棠之间爆发了一场争斗。左宗棠是洋务运动中有作为的地方官员,他曾任闽浙总督、陕甘总督、两江总督,开办了“福州船政局”“兰州织呢总局”等现代企业,也是地方官府借外债的先锋。面对海上来自西洋与东洋的威胁,李鸿章主张集中财力“备东南万里之海疆”;左宗棠则认为“泰西诸国之协以谋我也,其志专在通商取利,非别有奸谋”,朝廷绝不应当“撤出塞之兵,以益海防之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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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李大人还是左大人都有自己在地方搞洋务的一本大账。1865年,李花了6.5万两银子从美国人手中买下了一座小工厂,这就是江南军工厂——江南制造总局的前身。这笔钱部分来自朝廷从海关收入中拿出的拨款,部分来自李鸿章主政的安徽税收。为了给大清建一支像样的海军,包括生产军舰武器,单靠江南军工厂就明显不够了,李鸿章必须得到朝廷的资金支持。但是捉襟见肘的大清户部,顾得了“塞防”就顾不上“海防”,只好让两位大人在太后和皇上面前打嘴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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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左这两位大人在争多少银子呢?其实来自户部的拨款只有两三千万两。在总理衙门的协调下,左宗棠的要求得到了支持,李鸿章只争到了1 000万的海军军费和资本投资开支,还要等上五年才能拿完,每年只能拿200万两。总税务司赫德可谓是旁观者清,他感叹道,在各种刁难与截留之后,李鸿章实际每年拿到的拨款还不足50万两,对于建立一支现代海军和必要的兵工厂来讲,他真的是两手空空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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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大员,只要朝廷对他们放手不管,有的是路子来钱。纷纷涌入对华外贸融资业务的外国资本,最有感觉的就是投资官商,以获取高额利润,缺钱的省级大员是他们最理想的第一批客户。在洋务运动兴起之前,已经有数笔贷款借给了地方政府,主要用于镇压太平天国和其他地方运动。由于有地方税收做保障,这些贷款基本及时归还,外国银行发现,中国官员的信誉还不错,他们贷款就更大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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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在朝廷争执海军拨款时处于下风,但在利用外资上他的记录功绩卓著。他主持设立的开平矿务局(1877)、唐胥铁路(1881)和招商局轮船公司(1873),主要的初始投资都利用了来自汇丰银行、渣打银行和其他西方银行的借款。值得一提的是,这些企业都是中外合资的股份公司。随着运营的发展,它们逐渐有了自身资本形成的能力,中资股份比重也有逐步提升的趋势。例如,当招商局轮船公司1877年买下其竞争的手下败将——美国人的上海轮船公司时,股权交易中外债借款为173万两,中国人自己的投资140万两,占到总额的45%。19世纪80年代开张的上海制棉厂,几年后也允许中国人在其中占有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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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汇丰银行的一本账务记录。上面注明:大清帝国借款,下面是一笔一笔的具体借款额,具体经办人是地方政府的买办(照片来自汇丰银行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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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丰、渣打较少对中小私企放过贷款。如果没有官商,很难想象外资会大量流入一个没有立法、没有人才储备、没有信誉记录的新兴市场。甲午战争之前,地方官员主导的商业贷款总计有几千万两银子,对他们在洋务运动中建立自己的工业基地至关重要。老外也承认“事实上,大部分的商业,包括主要由外国人开拓出来的市场,都仍然是中国人一统天下”,也就是说外资在给地方官员抬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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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中国人自己在“官督商办”企业中的投资来自哪里?从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所办的几个公司来看,这些钱主要来自各省的海关收入拨款。除此之外,有些来自地方税厘金的收入,有些来自买办阶层的积累,也有些来自政府官员的个人腰包。如当时的轮船招商局总办唐廷枢、上海机器织布局及上海电报局总办郑观应、李鸿章的商业智囊盛宣怀都是当时投资企业的大佬。只有一小部分的钱是来自钱庄和票号的投资。已经有资本公积金的企业也对新企业投资参股,如1884年招商局就曾投资30万两白银帮助开平矿务局增资扩股。我没有找到在洋务运动期间中国内资形成总额的数据。1894年的一份统计显示,外资在中国制造业的资本投资总额为1 800万两白银,总资产为2 600万两白银,员工总数为32 000人,行业包括了造船、制茶、纺纱、出口、物流等等。这是洋务运动几十年后中国工业规模的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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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洋务运动中,除了赫德的呼吁,我们还可以听到国人发出的微弱的呼声,要求政府对银行的发展给予关注。金融观念先行者中一位重要的代表是企业改革家王韬(1828~1897)。他因涉嫌太平天国运动曾在英国使馆避难,并到了苏格兰和英格兰游历。他是第一个在剑桥大学演讲的中国人,也是中国报业的开山前辈。他1880年时就说,在通商港口,外国的银行和军舰一样在为商人提供保护,中国也应当有自己的银行为商业服务,大清应当通过银行而非官府来投资煤矿铁路。另一位在洋务运动晚期传播西方财政金融观念的改革家是郑观应(1842~1922),他在1893年的《盛世危言》中提到“泰西有官银行、商银行又有贫民银行”,并称英格兰银行为“英国国家总银行”,这可以看作首次分别提到商业银行与中央银行的概念。郑氏特别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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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长洋务之兴莫要于商务,商务之本莫切于银行。泰西各国多设银行以维持商务,长袖善舞,为百业之总枢,以为财源而维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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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列出10条办银行的好处,首先即是为国家“大兴作”,如造铁路、设船厂等种种工程融资。这些话说得是很到位的,尽管他对西方金融概念的介绍很简单,而且译文的用词也不够精准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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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观应的书第一版面世时正好赶上甲午年(1894)。那一场海战的失败,被许多史学家看成同时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如果真是这样看,那么在破产的资产清单上,有数家“官督商办”的企业,唯独没有一家银行。风水轮流转,2014年又赶上了甲午年,中国的银行业终于实现了“长袖善舞,为百业之总枢”这一愿景,上市的官行、商行,其盈利占据了上市公司利润总额的半壁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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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金融史 纸币发行呼唤集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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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2年,位于南安普敦的一家造纸小作坊得到了一笔大订单:为英格兰银行印制钞票。作坊主人亨利·珀图,是个制造精美纸张的能工巧匠,可是他对什么是英格兰银行却完全不懂行。与英行行长签订的合同,使他的小作坊取得了和艾萨克·牛顿任局长的铸币局一样的功能,而且能够更为便利地为公众提供普遍接受的支付工具。当时印刷的票子,面值5、10、20、50、100英镑,价值相当于今日的120~12 000英镑,可见并非服务于百姓的日常交易,每张都带着和黄金一样的贵气。珀图的公司在印制钞票上的不列颠尼亚的肖像时,添加了防伪的水印。后来票面价值也包括了1英镑和2英镑,彻底取代了流通中的小银币。小作坊里完全是手工操作的印钞机器摇呀摇,把英行的钞票从18世纪的南安普敦,一直摇到了19世纪的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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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英国印钞公司印制的钞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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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漂亮的钞票和外资行提供的其他支付工具,很快就在上海搞出了个货币经济“双轨制”:土生土长的农业和商业是旧经济,流通主要靠传统的支付手段——银钱。在新经济里,即沿海的国际商贸和租借地里,流通基本上依赖西方人自己带来的货币。在很多年里,大清朝廷并不懂得货币流通是国家最重要的主权,一开始就没有堵住外国铸币在中国的流通:1800年以前是西班牙银币,1840年以后是墨西哥银币,19世纪70年代,美国银币也曾短期挤进来凑热闹。到19世纪末,外资银行的纸币银票开始大行其道,而与本土的货币流通泾渭分明。郑观应感叹:“闻英商汇丰银票在粤通用之票百余万,该行已获利二百余万之谱,虽有华商股份,不与华商往来,即有殷实华商公司股票亦不抵押,唯外国公司货物股票均可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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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在手里看得见摸得着的纸币,是“货币”最窄的定义,以前没有个人开出的支票,只有银行开出的银票,加在一起,就近似现在各国广泛使用的货币概念M0(流通中的现金),再加上企业机构开出的支票,就相当于今天的M1(狭义货币供应量)。支付手段越是发达,金融产品越是丰富,M0和M1在货币总量中的比重就越小。百年前,手中有一张纸币或银票,和今天同样的一张纸,相差的分量不但涉及它们的实际和名义面值,而且还有它们在货币大家庭当中独一无二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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