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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7月甲午战争前海军衙门的三位大员，分别为正红旗的汉军都统善庆、醇亲王奕（末代皇帝溥仪的爷爷）和北洋大臣李鸿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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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德此时成了大清找钱的唯一希望。1894年的7月，赫德代表大清朝廷，向英格兰银行递交了贷款申请。赫德以为有海关收入作保，又有6%的利息，英行一定会接受这笔生意。但是行事严谨保守的英行以不明了中日内情和战争风险为由拒绝了这笔贷款。这是英格兰银行唯一与大清直接打交道的一次机会，但双方失之交臂。赫德接着奔波于商业银行之间，最后是汇丰银行以7%的利息借给了大清1 000万两银子。汇丰银行在上海的几任行长都是赫德圈子里的人，在很大程度上，从建行开始，他们就在赫德的庇护下，得到海关的往来账户生意，从而迅速在中国站稳了脚跟。这次贷款，在英行拒绝的情况下，算是汇丰给了赫德一个面子。有一本回忆录上说，赫德苦口婆心说服总理衙门的大员坐在贷款谈判桌前，其中一位大员居然在谈判过程中打起了瞌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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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单贷款的成功，使西方银行家认识到，有赫德的海关担保，向大清政府融资是万无一失的生意。1895年，渣打银行加入了贷款的行列。《马关条约》签订后，英法德俄四国为向大清提供战争赔款贷款，争风吃醋，明争暗斗。赫德此时俨然成了贷款专员，一方面与李鸿章讨论贷款条件与抵押，另一方面保证在英国人占先的前提下，各路列强利益均沾。1902年“庚子赔款”后，此剧继续上演，大清未来几十年的海关收入，毫无选择地被押在了数家西方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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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的英格兰银行大楼，它拒绝了和大清政府打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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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地说，没有赫德，大清政府找不到海外借款的门路，他的确是领路人。但是有了赫德，大清并没有找到正确的道路，创造中国的国民债务，建立金融机构与市场，获得新的财政收入。得益的一方是胃口越来越大的外资金融机构，有了海关做担保，他们乐于把朝廷的债务越做越大。1898年，清政府账下的外债合计达库平银3.5亿两，1905年的“庚子赔款”借款，又加上关平银4.5亿两。汇丰银行和渣打银行两行在总额中占了大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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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德也认识到了外债增长的风险。在1895年的一段日记中，他谴责了新崛起的东方帝国——日本，同时说道：“所有的人都在剥夺中国，留给中国人的只剩下让步再让步。阳光下没有新鲜事儿，难道南海泡沫的丑行不会（在中国）重新上演吗？”无奈的赫德一定在想，他的海关收入正在为这场发生在中国的外债泡沫添油加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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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制度的变革，首先要有新观念在体制内日复一日的浸染，其次要有实干的官员来执行方案。“明治维新”30年后，日本已经有上百人在国内外获得了经济学位，大学已经开办经济研究所，伦敦大学的教授在日本任教习以为常。其中的一位教授后来写道，政府的高官和他的学生都有一股激情，推进改革，建设东方的“大英帝国”。“同光中兴”30年后，大清主要还是靠赫德在零敲碎打地传播财政金融的基础知识。泱泱大国与岛邻小国的做派就是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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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金融史 [:1703488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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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金融史 资本与洋务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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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改革开放至今，其主要特征之一就是资本形成快和积累水平高。国家的富强由此而来，经济的担忧也由此而生。2010年以来，大家对投融资关心的又一个热点，是地方政府债务和其中包含的风险。19世纪70年代初，中国也经历过一次“改革开放”，这就是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洋务运动。在这里，我们从两个角度回望百年前的那次改革：一是资本的形成与积累，二是地方政府在其间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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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务运动二十几年，从朝廷的军机处、总理衙门到地方，搞得轰轰烈烈，也取得了不少实际成果。如建立了大清海军，诞生了中国第一批现代工业企业，送出去了第一批留学生，翻译出来第一批西方经济学著作。然而一个头疼的问题始终困扰着洋务运动，就是缺钱。没有资本又想富国强兵，大清政府给自己提出一个巨大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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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年代，说中国没有钱做积累与投资，不完全是事实。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缺钱，而是缺资本，缺少一种机制帮助各种形式的钱财转化成资本。黄仁宇将明清中国与西方做了对比，发现在西方，“现代货币体系与信贷密不可分，它的广泛被接受增加了财产的可转让性，并且使更宽泛的信贷成为可能，从而使闲置的资本发挥作用”。而在中国，直到清末，商人把剩余的资金投入商业开拓很普遍，但投入工业制造业的资金却少得多，因此“货币在传统中国并不能实现上述所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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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景德镇烟囱林立的照片，但它未能催生现代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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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金融史上，财富要素转化成初始资本通过了多种渠道。英国的旧贵族靠的是“圈地”，新贵族靠的是对劳动价值的掠夺，欧洲国家普遍依靠开拓海外殖民地资源，现代经济靠的是科技对生产力的提升。在这一切之上，财政和金融占据着制高点，因为政府最有权力实现财富的集中和转移，银行最有权威控制和制造货币资本，从而决定着资本的规模与价格。大英帝国在操纵财政税收与金融上是老手，例如利用英格兰银行，控制货币发行，引入所得税与关税，制定银行法律等等。我们前面已经提到，在1814年战胜了拿破仑之后，英国的财政金融政策和外交政策里应外合，集中用来支持本国资本的形成与资本在全球的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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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下半叶崛起的新帝国德国，对资本形成的重要性理解得更为深刻，运用得更为彻底。德国有一个不得志的政治经济学家，叫李斯特，他创立的所谓“历史学派”经济学，总结了英国的实践，认为国家间的经济竞争就是要靠国家力量。后进国家不可相信亚·当斯密主张的贸易自由主义，也不要搞李嘉图的比较优势，而是应当通过有力的关税政策、产业政策保护本国资本积累与工业起步。他奔走于当时德意志帝国各个小公国之间，拼命呼吁德国的统一，建立强势的国家权力，主导财政金融政策。30年后，首相俾斯麦实现了德国的统一，李斯特的理论也有了机会得以实施。德意志银行、德国商业银行都诞生于俾斯麦统治初期，它们有力地促进了德国工业资本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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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明治维新后，政府为资本的形成想出的办法更果敢有创意。首先他们用政府的钱赎买旧日武士手中的土地，然后迫使武士用这笔钱投资工业，再通过发债搞通货膨胀弥补政府支出的窟窿。这样做一箭双雕，土地与武士被有形剥夺，为形成初始资本做了贡献；全民被无形剥夺，为资本积累做出了牺牲。1882年之后，日本还用了一招，就是制造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加大农业税收，使农业积累流向工业。日本早期的资本形成完全是政府强制运作的结果，它对农民和市民的剥夺屡受后世学者的诟病。不过到了19世纪90年代，日本的中央银行与国民银行体系已经建成，现代金融更为依靠市场原则，支持产业资本积累，使一个封建旧王国快速跻身于西洋列强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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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1890年东京至横滨火车的宣传画。下面注明新式银行是铁路及其他产业投资的主体，替代了政府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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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本钱的大清政府在洋务运动时是怎么做的呢？它实际上把这个难题留给了各省具有改革观念的要员，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而后者又把难题分解，主要下放给了外国银行、地方税收与其他本土资源。洋务运动中“官督商办”的企业，都是地方大员与西方资本联手的杰作。在财政金融政策上，朝廷缺乏统一的系统与调度，甚至没有统一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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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大清的这种选择对资本形成可收一时之效，但其实最不成功。第一，各地方派别政治上相互倾轧，官员直接管理经济导致贪腐盛行。第二，政府没有依靠专业的中介机构，没有提出传统金融机构转型任务，资本形成效率低下。第三，外国银行在中国市场主导了资本价格，积累速度远快于内资。资本弱势是洋务运动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地方在财政金融上“各自为政”的苦果，不但大清朝廷完全无法收拾，其带来的混乱让中国一直痛苦到20世纪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