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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金融史 [:1703488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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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金融史 纸币发行呼唤集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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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2年，位于南安普敦的一家造纸小作坊得到了一笔大订单：为英格兰银行印制钞票。作坊主人亨利·珀图，是个制造精美纸张的能工巧匠，可是他对什么是英格兰银行却完全不懂行。与英行行长签订的合同，使他的小作坊取得了和艾萨克·牛顿任局长的铸币局一样的功能，而且能够更为便利地为公众提供普遍接受的支付工具。当时印刷的票子，面值5、10、20、50、100英镑，价值相当于今日的120~12 000英镑，可见并非服务于百姓的日常交易，每张都带着和黄金一样的贵气。珀图的公司在印制钞票上的不列颠尼亚的肖像时，添加了防伪的水印。后来票面价值也包括了1英镑和2英镑，彻底取代了流通中的小银币。小作坊里完全是手工操作的印钞机器摇呀摇，把英行的钞票从18世纪的南安普敦，一直摇到了19世纪的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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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英国印钞公司印制的钞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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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漂亮的钞票和外资行提供的其他支付工具，很快就在上海搞出了个货币经济“双轨制”：土生土长的农业和商业是旧经济，流通主要靠传统的支付手段——银钱。在新经济里，即沿海的国际商贸和租借地里，流通基本上依赖西方人自己带来的货币。在很多年里，大清朝廷并不懂得货币流通是国家最重要的主权，一开始就没有堵住外国铸币在中国的流通：1800年以前是西班牙银币，1840年以后是墨西哥银币，19世纪70年代，美国银币也曾短期挤进来凑热闹。到19世纪末，外资银行的纸币银票开始大行其道，而与本土的货币流通泾渭分明。郑观应感叹：“闻英商汇丰银票在粤通用之票百余万，该行已获利二百余万之谱，虽有华商股份，不与华商往来，即有殷实华商公司股票亦不抵押，唯外国公司货物股票均可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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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在手里看得见摸得着的纸币，是“货币”最窄的定义，以前没有个人开出的支票，只有银行开出的银票，加在一起，就近似现在各国广泛使用的货币概念M0（流通中的现金），再加上企业机构开出的支票，就相当于今天的M1（狭义货币供应量）。支付手段越是发达，金融产品越是丰富，M0和M1在货币总量中的比重就越小。百年前，手中有一张纸币或银票，和今天同样的一张纸，相差的分量不但涉及它们的实际和名义面值，而且还有它们在货币大家庭当中独一无二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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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一张地数100元人民币，你会发现它们的版面和大小是相同的，发行人永远是中国人民银行。同样一张一张地数100元的港币，你可能会发现它们的版面却是不同的。这是由于港币有三家发钞行——中国银行、汇丰银行和渣打银行。换句话说，同一面值的港币有三种不同的版面。汇丰、渣打与中行各占港币发行的85%、15%和5%。除了三家发钞行，香港金管局负责发行10元港币的纸钞, 只有这些纸钞上印着“法定货币”。在小小的香港，怎么会有三家发钞行？如果你产生了这一疑问，你就站在了大清的货币发行从分散走向国家集权的历史起点上。实际上，中国银行是1994年才加入发钞行的，香港金管局发行10元钞和钢镚儿的时间起步更晚。渣打银行与汇丰银行拥有漫长的发钞历史，它们的古旧纸币，可开通一条幽径，带我们回溯香港岛和上海滩上的一段旧日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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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注意到香港这些不同版面的货币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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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亚、澳诸地发行钞票，渣打银行算是老资格的英国银行之一。在它之前来到中国的几家小银行，也曾发行过银行券，如有利银行（The Charted Mercantile Bank）就很有开发业务的闯劲，试图通过“圈地”式的发行，锁定客户，打下货币的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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渣打银行1858年刚成立时叫“The Charted Bank of India, Australia and China”（印度新金山中国汇理银行），从名字可以看出这是一家视野宽阔、野心勃勃的地区性银行。它的注册地是印度的加尔各答和伦敦，业务受到伦敦《银行法》的监管。我曾去伦敦金融城渣打银行总部访问，他们自豪地向我介绍，这家银行的祖籍就是在这里，浑身流的都是西方的血液。但是100多年来，它没有做过一丁点儿英国的本土业务。在日不落的大英帝国，最好的赚钱机会是在海外。开业的当年，不需要任何特许，渣打银行就在上海开了分行。或许是由于它的第一任上海分行行长的名字的谐音，或者是由于它的第一间办公室的地名，它在上海被称为“麦加利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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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银行1886年在马来亚发行印着五种文字、可以在几个国家流通的钞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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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渣打银行19世纪70年代在伦敦金融城里的总部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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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家伦敦监管的银行，麦加利的主要业务就是商业承兑票据与发行银行券。只要它满足了英国《银行法》的规定，提足了发行准备金，就可以由任何一家分行发行可在当地流通的、面值统一的银行券，也就是钞票，而不必顾忌当地政府的要求。当然，19世纪的东方，还没有一个国家推出货币发行监管条例，限制外资银行的货币发行，银行券的发行主要取决于汇兑业务的发展需要。麦加利1862年在香港，之后在日本、新加坡、缅甸、锡兰等地都发行了银行券。上海的业务在分行成立后发展得并不太快，到1863年承兑的票据占用了银行1/3的资本金，这时他决定在上海第一次尝试发行钞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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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银行的传记作者麦肯齐的描述，此时正赶上太平天国末年，兵荒马乱，麦加利的经营并不顺利，第一次发钞很不成功。其中的一个关键是，上海分行27岁的行长魁舍尔没有能够搞定赫德，后者的海关拒绝接受用麦加利银行的钞票缴纳关税。魁舍尔一看形势不好，很快就从麦加利银行辞职跑了。1885年，麦加利第二次尝试发钞，还是不成功。直到1893年魁舍尔再次回到银行，并成为银行董事会的主席，主持收购了另一家银行，扩大了资本实力，麦加利的钞票才被上海商界所接受。几年里它一直紧守发行储备的审慎原则，发钞量至1900年达到了800万英镑。从麦加利的经历来看，大清末年的“新经济”市场如春秋战国，发钞的竞争很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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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渣打银行（印度新金山中国汇理银行）1874年发行的一张纸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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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苏格兰人托马斯·萨瑟兰德发起设立的汇丰银行比渣打的成立晚了7年，但运气却好多了。它既错过了大清国内的动乱，也躲过了世界性的棉花与金融危机。与渣打银行不同，它根本不在乎自己出生地的纯正，不但登记注册地在香港，总部在香港，投资者大部分也都是来自香港、上海的英国商家。不过聪明的是，汇丰银行拿到了英国财政部的一个特批，帮助打理政府在远东殖民地的账户，这给它打开了受理海关存款划支的通道。这些已经使汇丰身世不凡，加之它在上海的行长大卫·麦克林是赫德的好朋友，汇丰的实力地位很快超过了它的前辈。1866年它开始在香港、上海发钞，到了19世纪70年代，汇丰的钞票就在这两地成为主导货币。这种地位，不像是英格兰银行，有法律赋予其钞票法定货币的权威。不论是汇丰还是渣打在港发行货币，港英政府既不插手也不认可。在上海，大清朝廷更是从未对外国货币表示过态度。它们的流通和保值，完全取决于银行的审慎运营和在市场竞争中获得的信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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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渣打、汇丰，清末在中国发钞的外资银行最多有过十几家。这样的光景，类似于1844年以前英国的“自由银行”发钞时的情景。它的实质就是：按照《银行法》登记的银行，或经过某种授权的银行，都有发行钞票的权利，没有一家具有垄断特权。到了21世纪的今天，“自由银行”的货币发行只剩下四个地区，即苏格兰、北爱尔兰、香港和澳门。在香港，港英政府直到1935年宣布汇丰、渣打和另外一家银行发行的货币为法币，法定多家发钞行的传统延续至今。在其他国家，“自由银行”制度均被法定发钞制度替代。用金融史学家舒勒的话来说，多家银行发钞的自由，意味着国家主导货币经济的不自由，当然也就使后者无法通过制造通货膨胀提高财政收入。19世纪中期以来民族政府（nation state）的形成与国家之间的竞争格局，使集权的货币管理与财政实力的增强——不论是以什么手段——成为非常正面的必要的概念。美国总统林肯有一句惊人之语：“创造发行货币不但是上苍赋予政府的特权，而且它带来政府最伟大的创造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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