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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金融史 纸币发行呼唤集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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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2年,位于南安普敦的一家造纸小作坊得到了一笔大订单:为英格兰银行印制钞票。作坊主人亨利·珀图,是个制造精美纸张的能工巧匠,可是他对什么是英格兰银行却完全不懂行。与英行行长签订的合同,使他的小作坊取得了和艾萨克·牛顿任局长的铸币局一样的功能,而且能够更为便利地为公众提供普遍接受的支付工具。当时印刷的票子,面值5、10、20、50、100英镑,价值相当于今日的120~12 000英镑,可见并非服务于百姓的日常交易,每张都带着和黄金一样的贵气。珀图的公司在印制钞票上的不列颠尼亚的肖像时,添加了防伪的水印。后来票面价值也包括了1英镑和2英镑,彻底取代了流通中的小银币。小作坊里完全是手工操作的印钞机器摇呀摇,把英行的钞票从18世纪的南安普敦,一直摇到了19世纪的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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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英国印钞公司印制的钞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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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漂亮的钞票和外资行提供的其他支付工具,很快就在上海搞出了个货币经济“双轨制”:土生土长的农业和商业是旧经济,流通主要靠传统的支付手段——银钱。在新经济里,即沿海的国际商贸和租借地里,流通基本上依赖西方人自己带来的货币。在很多年里,大清朝廷并不懂得货币流通是国家最重要的主权,一开始就没有堵住外国铸币在中国的流通:1800年以前是西班牙银币,1840年以后是墨西哥银币,19世纪70年代,美国银币也曾短期挤进来凑热闹。到19世纪末,外资银行的纸币银票开始大行其道,而与本土的货币流通泾渭分明。郑观应感叹:“闻英商汇丰银票在粤通用之票百余万,该行已获利二百余万之谱,虽有华商股份,不与华商往来,即有殷实华商公司股票亦不抵押,唯外国公司货物股票均可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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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在手里看得见摸得着的纸币,是“货币”最窄的定义,以前没有个人开出的支票,只有银行开出的银票,加在一起,就近似现在各国广泛使用的货币概念M0(流通中的现金),再加上企业机构开出的支票,就相当于今天的M1(狭义货币供应量)。支付手段越是发达,金融产品越是丰富,M0和M1在货币总量中的比重就越小。百年前,手中有一张纸币或银票,和今天同样的一张纸,相差的分量不但涉及它们的实际和名义面值,而且还有它们在货币大家庭当中独一无二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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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一张地数100元人民币,你会发现它们的版面和大小是相同的,发行人永远是中国人民银行。同样一张一张地数100元的港币,你可能会发现它们的版面却是不同的。这是由于港币有三家发钞行——中国银行、汇丰银行和渣打银行。换句话说,同一面值的港币有三种不同的版面。汇丰、渣打与中行各占港币发行的85%、15%和5%。除了三家发钞行,香港金管局负责发行10元港币的纸钞, 只有这些纸钞上印着“法定货币”。在小小的香港,怎么会有三家发钞行?如果你产生了这一疑问,你就站在了大清的货币发行从分散走向国家集权的历史起点上。实际上,中国银行是1994年才加入发钞行的,香港金管局发行10元钞和钢镚儿的时间起步更晚。渣打银行与汇丰银行拥有漫长的发钞历史,它们的古旧纸币,可开通一条幽径,带我们回溯香港岛和上海滩上的一段旧日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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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注意到香港这些不同版面的货币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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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亚、澳诸地发行钞票,渣打银行算是老资格的英国银行之一。在它之前来到中国的几家小银行,也曾发行过银行券,如有利银行(The Charted Mercantile Bank)就很有开发业务的闯劲,试图通过“圈地”式的发行,锁定客户,打下货币的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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渣打银行1858年刚成立时叫“The Charted Bank of India, Australia and China”(印度新金山中国汇理银行),从名字可以看出这是一家视野宽阔、野心勃勃的地区性银行。它的注册地是印度的加尔各答和伦敦,业务受到伦敦《银行法》的监管。我曾去伦敦金融城渣打银行总部访问,他们自豪地向我介绍,这家银行的祖籍就是在这里,浑身流的都是西方的血液。但是100多年来,它没有做过一丁点儿英国的本土业务。在日不落的大英帝国,最好的赚钱机会是在海外。开业的当年,不需要任何特许,渣打银行就在上海开了分行。或许是由于它的第一任上海分行行长的名字的谐音,或者是由于它的第一间办公室的地名,它在上海被称为“麦加利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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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银行1886年在马来亚发行印着五种文字、可以在几个国家流通的钞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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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渣打银行19世纪70年代在伦敦金融城里的总部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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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家伦敦监管的银行,麦加利的主要业务就是商业承兑票据与发行银行券。只要它满足了英国《银行法》的规定,提足了发行准备金,就可以由任何一家分行发行可在当地流通的、面值统一的银行券,也就是钞票,而不必顾忌当地政府的要求。当然,19世纪的东方,还没有一个国家推出货币发行监管条例,限制外资银行的货币发行,银行券的发行主要取决于汇兑业务的发展需要。麦加利1862年在香港,之后在日本、新加坡、缅甸、锡兰等地都发行了银行券。上海的业务在分行成立后发展得并不太快,到1863年承兑的票据占用了银行1/3的资本金,这时他决定在上海第一次尝试发行钞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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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银行的传记作者麦肯齐的描述,此时正赶上太平天国末年,兵荒马乱,麦加利的经营并不顺利,第一次发钞很不成功。其中的一个关键是,上海分行27岁的行长魁舍尔没有能够搞定赫德,后者的海关拒绝接受用麦加利银行的钞票缴纳关税。魁舍尔一看形势不好,很快就从麦加利银行辞职跑了。1885年,麦加利第二次尝试发钞,还是不成功。直到1893年魁舍尔再次回到银行,并成为银行董事会的主席,主持收购了另一家银行,扩大了资本实力,麦加利的钞票才被上海商界所接受。几年里它一直紧守发行储备的审慎原则,发钞量至1900年达到了800万英镑。从麦加利的经历来看,大清末年的“新经济”市场如春秋战国,发钞的竞争很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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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渣打银行(印度新金山中国汇理银行)1874年发行的一张纸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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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苏格兰人托马斯·萨瑟兰德发起设立的汇丰银行比渣打的成立晚了7年,但运气却好多了。它既错过了大清国内的动乱,也躲过了世界性的棉花与金融危机。与渣打银行不同,它根本不在乎自己出生地的纯正,不但登记注册地在香港,总部在香港,投资者大部分也都是来自香港、上海的英国商家。不过聪明的是,汇丰银行拿到了英国财政部的一个特批,帮助打理政府在远东殖民地的账户,这给它打开了受理海关存款划支的通道。这些已经使汇丰身世不凡,加之它在上海的行长大卫·麦克林是赫德的好朋友,汇丰的实力地位很快超过了它的前辈。1866年它开始在香港、上海发钞,到了19世纪70年代,汇丰的钞票就在这两地成为主导货币。这种地位,不像是英格兰银行,有法律赋予其钞票法定货币的权威。不论是汇丰还是渣打在港发行货币,港英政府既不插手也不认可。在上海,大清朝廷更是从未对外国货币表示过态度。它们的流通和保值,完全取决于银行的审慎运营和在市场竞争中获得的信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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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渣打、汇丰,清末在中国发钞的外资银行最多有过十几家。这样的光景,类似于1844年以前英国的“自由银行”发钞时的情景。它的实质就是:按照《银行法》登记的银行,或经过某种授权的银行,都有发行钞票的权利,没有一家具有垄断特权。到了21世纪的今天,“自由银行”的货币发行只剩下四个地区,即苏格兰、北爱尔兰、香港和澳门。在香港,港英政府直到1935年宣布汇丰、渣打和另外一家银行发行的货币为法币,法定多家发钞行的传统延续至今。在其他国家,“自由银行”制度均被法定发钞制度替代。用金融史学家舒勒的话来说,多家银行发钞的自由,意味着国家主导货币经济的不自由,当然也就使后者无法通过制造通货膨胀提高财政收入。19世纪中期以来民族政府(nation state)的形成与国家之间的竞争格局,使集权的货币管理与财政实力的增强——不论是以什么手段——成为非常正面的必要的概念。美国总统林肯有一句惊人之语:“创造发行货币不但是上苍赋予政府的特权,而且它带来政府最伟大的创造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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