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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金融史上，财富要素转化成初始资本通过了多种渠道。英国的旧贵族靠的是“圈地”，新贵族靠的是对劳动价值的掠夺，欧洲国家普遍依靠开拓海外殖民地资源，现代经济靠的是科技对生产力的提升。在这一切之上，财政和金融占据着制高点，因为政府最有权力实现财富的集中和转移，银行最有权威控制和制造货币资本，从而决定着资本的规模与价格。大英帝国在操纵财政税收与金融上是老手，例如利用英格兰银行，控制货币发行，引入所得税与关税，制定银行法律等等。我们前面已经提到，在1814年战胜了拿破仑之后，英国的财政金融政策和外交政策里应外合，集中用来支持本国资本的形成与资本在全球的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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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下半叶崛起的新帝国德国，对资本形成的重要性理解得更为深刻，运用得更为彻底。德国有一个不得志的政治经济学家，叫李斯特，他创立的所谓“历史学派”经济学，总结了英国的实践，认为国家间的经济竞争就是要靠国家力量。后进国家不可相信亚·当斯密主张的贸易自由主义，也不要搞李嘉图的比较优势，而是应当通过有力的关税政策、产业政策保护本国资本积累与工业起步。他奔走于当时德意志帝国各个小公国之间，拼命呼吁德国的统一，建立强势的国家权力，主导财政金融政策。30年后，首相俾斯麦实现了德国的统一，李斯特的理论也有了机会得以实施。德意志银行、德国商业银行都诞生于俾斯麦统治初期，它们有力地促进了德国工业资本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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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明治维新后，政府为资本的形成想出的办法更果敢有创意。首先他们用政府的钱赎买旧日武士手中的土地，然后迫使武士用这笔钱投资工业，再通过发债搞通货膨胀弥补政府支出的窟窿。这样做一箭双雕，土地与武士被有形剥夺，为形成初始资本做了贡献；全民被无形剥夺，为资本积累做出了牺牲。1882年之后，日本还用了一招，就是制造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加大农业税收，使农业积累流向工业。日本早期的资本形成完全是政府强制运作的结果，它对农民和市民的剥夺屡受后世学者的诟病。不过到了19世纪90年代，日本的中央银行与国民银行体系已经建成，现代金融更为依靠市场原则，支持产业资本积累，使一个封建旧王国快速跻身于西洋列强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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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1890年东京至横滨火车的宣传画。下面注明新式银行是铁路及其他产业投资的主体，替代了政府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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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本钱的大清政府在洋务运动时是怎么做的呢？它实际上把这个难题留给了各省具有改革观念的要员，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而后者又把难题分解，主要下放给了外国银行、地方税收与其他本土资源。洋务运动中“官督商办”的企业，都是地方大员与西方资本联手的杰作。在财政金融政策上，朝廷缺乏统一的系统与调度，甚至没有统一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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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大清的这种选择对资本形成可收一时之效，但其实最不成功。第一，各地方派别政治上相互倾轧，官员直接管理经济导致贪腐盛行。第二，政府没有依靠专业的中介机构，没有提出传统金融机构转型任务，资本形成效率低下。第三，外国银行在中国市场主导了资本价格，积累速度远快于内资。资本弱势是洋务运动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地方在财政金融上“各自为政”的苦果，不但大清朝廷完全无法收拾，其带来的混乱让中国一直痛苦到20世纪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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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西方人1880年描绘的左宗棠签署贷款的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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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大员们首先要争的是朝廷的拨款，这是洋务运动中强兵的主要资金来源。1875年，在两位洋务大员，即淮军与湘军首领李鸿章与左宗棠之间爆发了一场争斗。左宗棠是洋务运动中有作为的地方官员，他曾任闽浙总督、陕甘总督、两江总督，开办了“福州船政局”“兰州织呢总局”等现代企业，也是地方官府借外债的先锋。面对海上来自西洋与东洋的威胁，李鸿章主张集中财力“备东南万里之海疆”；左宗棠则认为“泰西诸国之协以谋我也，其志专在通商取利，非别有奸谋”，朝廷绝不应当“撤出塞之兵，以益海防之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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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李大人还是左大人都有自己在地方搞洋务的一本大账。1865年，李花了6.5万两银子从美国人手中买下了一座小工厂，这就是江南军工厂——江南制造总局的前身。这笔钱部分来自朝廷从海关收入中拿出的拨款，部分来自李鸿章主政的安徽税收。为了给大清建一支像样的海军，包括生产军舰武器，单靠江南军工厂就明显不够了，李鸿章必须得到朝廷的资金支持。但是捉襟见肘的大清户部，顾得了“塞防”就顾不上“海防”，只好让两位大人在太后和皇上面前打嘴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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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左这两位大人在争多少银子呢？其实来自户部的拨款只有两三千万两。在总理衙门的协调下，左宗棠的要求得到了支持，李鸿章只争到了1 000万的海军军费和资本投资开支，还要等上五年才能拿完，每年只能拿200万两。总税务司赫德可谓是旁观者清，他感叹道，在各种刁难与截留之后，李鸿章实际每年拿到的拨款还不足50万两，对于建立一支现代海军和必要的兵工厂来讲，他真的是两手空空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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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大员，只要朝廷对他们放手不管，有的是路子来钱。纷纷涌入对华外贸融资业务的外国资本，最有感觉的就是投资官商，以获取高额利润，缺钱的省级大员是他们最理想的第一批客户。在洋务运动兴起之前，已经有数笔贷款借给了地方政府，主要用于镇压太平天国和其他地方运动。由于有地方税收做保障，这些贷款基本及时归还，外国银行发现，中国官员的信誉还不错，他们贷款就更大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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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在朝廷争执海军拨款时处于下风，但在利用外资上他的记录功绩卓著。他主持设立的开平矿务局（1877）、唐胥铁路（1881）和招商局轮船公司（1873），主要的初始投资都利用了来自汇丰银行、渣打银行和其他西方银行的借款。值得一提的是，这些企业都是中外合资的股份公司。随着运营的发展，它们逐渐有了自身资本形成的能力，中资股份比重也有逐步提升的趋势。例如，当招商局轮船公司1877年买下其竞争的手下败将——美国人的上海轮船公司时，股权交易中外债借款为173万两，中国人自己的投资140万两，占到总额的45%。19世纪80年代开张的上海制棉厂，几年后也允许中国人在其中占有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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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汇丰银行的一本账务记录。上面注明：大清帝国借款，下面是一笔一笔的具体借款额，具体经办人是地方政府的买办（照片来自汇丰银行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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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丰、渣打较少对中小私企放过贷款。如果没有官商，很难想象外资会大量流入一个没有立法、没有人才储备、没有信誉记录的新兴市场。甲午战争之前，地方官员主导的商业贷款总计有几千万两银子，对他们在洋务运动中建立自己的工业基地至关重要。老外也承认“事实上，大部分的商业，包括主要由外国人开拓出来的市场，都仍然是中国人一统天下”，也就是说外资在给地方官员抬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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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中国人自己在“官督商办”企业中的投资来自哪里？从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所办的几个公司来看，这些钱主要来自各省的海关收入拨款。除此之外，有些来自地方税厘金的收入，有些来自买办阶层的积累，也有些来自政府官员的个人腰包。如当时的轮船招商局总办唐廷枢、上海机器织布局及上海电报局总办郑观应、李鸿章的商业智囊盛宣怀都是当时投资企业的大佬。只有一小部分的钱是来自钱庄和票号的投资。已经有资本公积金的企业也对新企业投资参股，如1884年招商局就曾投资30万两白银帮助开平矿务局增资扩股。我没有找到在洋务运动期间中国内资形成总额的数据。1894年的一份统计显示，外资在中国制造业的资本投资总额为1 800万两白银，总资产为2 600万两白银，员工总数为32 000人，行业包括了造船、制茶、纺纱、出口、物流等等。这是洋务运动几十年后中国工业规模的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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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洋务运动中，除了赫德的呼吁，我们还可以听到国人发出的微弱的呼声，要求政府对银行的发展给予关注。金融观念先行者中一位重要的代表是企业改革家王韬（1828~1897）。他因涉嫌太平天国运动曾在英国使馆避难，并到了苏格兰和英格兰游历。他是第一个在剑桥大学演讲的中国人，也是中国报业的开山前辈。他1880年时就说，在通商港口，外国的银行和军舰一样在为商人提供保护，中国也应当有自己的银行为商业服务，大清应当通过银行而非官府来投资煤矿铁路。另一位在洋务运动晚期传播西方财政金融观念的改革家是郑观应（1842~1922），他在1893年的《盛世危言》中提到“泰西有官银行、商银行又有贫民银行”，并称英格兰银行为“英国国家总银行”，这可以看作首次分别提到商业银行与中央银行的概念。郑氏特别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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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长洋务之兴莫要于商务，商务之本莫切于银行。泰西各国多设银行以维持商务，长袖善舞，为百业之总枢，以为财源而维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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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列出10条办银行的好处，首先即是为国家“大兴作”，如造铁路、设船厂等种种工程融资。这些话说得是很到位的，尽管他对西方金融概念的介绍很简单，而且译文的用词也不够精准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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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观应的书第一版面世时正好赶上甲午年（1894）。那一场海战的失败，被许多史学家看成同时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如果真是这样看，那么在破产的资产清单上，有数家“官督商办”的企业，唯独没有一家银行。风水轮流转，2014年又赶上了甲午年，中国的银行业终于实现了“长袖善舞，为百业之总枢”这一愿景，上市的官行、商行，其盈利占据了上市公司利润总额的半壁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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