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490608
1703490609
1703490610
1703490611
/洋务运动的领军人物之一张之洞，在中国现代铸币史上开创了混乱时代
1703490612
1703490613
日本人把货币发行权收归中央政府，而且通过银行立法等的专业运作，为货币贴上了国家信誉的标签。张之洞的精明却不在这里。他知道发行货币是一种特权，但不知道货币信誉首先要依赖国家的集权，他感兴趣的是从民间拿回铸币权，为地方政府圈钱。广东造币局树立的是一个恶劣的标杆，地方政府纷纷效仿，比着制造假冒伪劣货币。到1890年前后，地方造币局已过10家。广东还出现了铜钱造币局，想方设法从铸币的重量成色上挤出油水，中饱私囊。大清的钱币因此更加信誉扫地，人人避之唯恐不及，只能与穷人为伍。等到北京的朝廷看明白其中的奥妙，想收回铸币权，但为时已晚矣。1898年戊戌变法时，光绪皇帝呼吁司员士民就国事上书，亟求改革大计。历史学家茅海建教授研究了其中的条陈，他说：“我一直企图从他们众多的改革方案中寻找一种建议，既切实可行又果有成效。我的目光渐渐集中了，那就是铸币。”但是他发现“没有人以近代经济学理念来谈铸币问题”。那些含含糊糊、理论上完全不知所云的断语，根本无法裁制张之洞等地方大员手中掌握的货币权力。
1703490614
1703490615
在现代社会，有两件事情必须由国家集权，第一是军队，第二就是货币。掌握在地方手里的货币权，特别是成色不足的铸币与没有节制的纸币发行，将被证明比民间分散的发行和外资另类的发行，对中央政权更具致命威胁力。
1703490616
1703490617
1703490618
1703490619
1703490620
图说金融史 [:1703488549]
1703490621
图说金融史 西学东渐的一代新人
1703490622
1703490623
2013年10月的一个下午，北京对外友协礼堂正在进行一场高端交流。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费尔普斯教授给我们解析，来自社会底层的大众创新如何推动了经济的发展。他指出，19世纪资本主义的辉煌，离不开企业家、金融家脑子里不断涌现出的新点子的驱动。费教授的话启发我去寻找一百多年前中国金融舞台上的新点子及其创造者。
1703490624
1703490625
从1847年第一家英资丽如银行落脚上海，到1897年第一家中国现代银行开张，历史整整等了50年。此刻，19世纪马上就要结束，洋务运动匆匆跑了过场，然而现代金融的舞台仍幕布合拢，没有打开的迹象，看得我们今人在台下为古人跺脚着急。那么大清到底在等什么呢？一个不可忽略的答案是，它在等金融业创新人才登上历史舞台。吴晓波点评说，在某种意义上，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艰辛与曲折，“与时间迟早并没有多大关系，而是因为这个国家的精英阶层具有太多的摇摆、投机和过于感性的民族人文特征”。中国现代金融业开局的气象，就是取决于这样一个精英高管阶层的人文特征。
1703490626
1703490627
这个阶层在洋务运动前后崭露头角，他们摇摆、投机、敏感，充满新点子与变革激情。根据他们的教育背景、阅历与社会地位，我把他们归为四类世家：海归先觉、洋行买办、红顶商人、行号王侯（也可把他们称为昔日的“土豪”）。晚清40年的社会大变局，把零散疏离的社会精英们聚合在了一个新的舞台上，这是一个可以清楚辨识的演出班子：西学东渐时代的本土工商界主角。
1703490628
1703490629
1703490630
1703490631
1703490632
/1890年《伦敦画报新闻》的这张肖像，向我们介绍了一位西学东渐时代的精英典型。他头顶官帽，身着学生装，留着长辫长甲，读着《泰晤士报》与横版书，专心致志，冥思默想。中国的现代化就是由他们起意开张
1703490633
1703490634
海归学子的杰出前辈是毕业于美国名校耶鲁大学的中华第一人容闳（1828~1912）。他自小受教会学校教育，24岁就入了美国籍。1860年他回到中国时，可与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称兄道弟，被曾国藩视为亲信，可见他对中西文化的贯通能力极强。容闳对自强运动的推动（特别是幼童留洋）以及后来与革命者孙中山的交往，处处体现出他所具有的进化伦理与前卫思考。
1703490635
1703490636
我没有经过仔细考证，不过认为容闳非常可能是将现代银行概念介绍给中国的第一人。他的首位听众，正是洪仁玕，时间为1860年。此时全中国还没有一本西方的经济著作译本，容闳却带来一个新点子，即通过一个机构发行债券，可以帮助造反的太平天国建立新型的政府财政。他提出国家银行或者说国民银行的概念，可以肯定地说，大部分是来自他在美国的观察与体验。
1703490637
1703490638
美国在1860年以前，既没有英格兰银行式的垄断银行，也没有英国式的法定货币发行机制。那里各州皆有自己的银行登记法规，小银行可以随意发行自己的钞票。汉密尔顿1790年搞起来的第一美国银行和1816年议会建立的第二美国银行，都没有能力支撑具有国家信誉的货币发行。1860~1865年美国内战期间，议会通过了一系列新的国民银行法案，把银行的货币发行与政府的债务挂上了钩。根据这些法案，任何一家银行，只有登记为国民银行，购买了政府债券，才有资格发行跨州流通的、具有国家信誉的货币。银行法的目标，一方面是针对民间滥发货币的“野猫银行”；另一方面，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样一种安排便利了政府开源，帮助林肯政府渡过战争财政的难关，与英格兰银行的发端异曲同工。容闳最早抓住了这一制度的新意。几十年后，梁启超也看明白了其中的机关，他说林肯总统是靠国民银行制度赢得了美国内战。
1703490639
1703490640
1703490641
1703490642
1703490643
/容闳（右二）与友人留影
1703490644
1703490645
1703490646
1703490647
1703490648
/19世纪60年代美国发行的国家货币（national currency），上面没有“美国联储币”（Federal Reserve Note, 1912年）的字样
1703490649
1703490650
容闳极力要把财政银行法宝传授给中国的政府——开始是太平天国的叛将，35年后是大清朝廷。他对总理衙门的翁同龢说，政府可以开办一家银行，先到有同情心的美国人那里借点款，以后有了盈利还清了，银行就是政府自己的了。他的建议根据大清不存在新式国民银行的现实，在美国模式的基础上进行了修订，但是和1896年中国的现实以及朝廷大员的小算盘还是相去甚远。翁同龢拒绝给容闳一个机会去接触一下美国人，他的建议被埋没在了废纸堆中。
1703490651
1703490652
在英美通过切身体察，对金融具有先知先觉的海归派还有王韬、曾纪泽、郭嵩焘、黄遵宪等等。这些人虽然不像容闳拿到了洋学位，但都在国外生活过相当时间，对现代金融理念与制度甚有心得。他们的建议集中到一点，就是要求大清政府关注经济，不但管财政，也要有银行。美国一学者曾指出，这些人的议论由于缺乏执行力，“有点像空中楼阁。但放在正确的语境中，他们的意见颇切中要害”。
1703490653
1703490654
对西方金融同样有深刻理解并勇于创新的另一个群体，是洋行走出的高级打工仔，知名者如唐廷枢、徐润、郑观应、席正甫等。这些人大多从未在国外镀金，但自小接触洋人洋行，知识结构与社会实践是与国际接轨的。从1850年到1870年，洋行成了中国高级管理人才的培养学校。唐廷枢于1863年进入当时资本规模最大的怡和洋行，涉足的领域包括棉花的出口与航运业务。徐润15岁就进入宝顺洋行当学徒，先是从事内河航运，之后又帮助宝顺洋行打开了上海到日本的外海航运。经济思想家郑观应曾在宝顺洋行、太古轮船公司任事，参与多种商业运营管理。这些人在洋行取得了很高的成就，进入了管理高层，任职总帮办总买办。这些“名头”后来被演绎成“崇洋卖国”的代名词，但其实它就是今天外资机构的“中国区主席”百年前的别名。
1703490655
1703490656
17034906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