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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买办”是葡萄牙语“买家”的沿袭，可见此“名头”起源于明末。图为早期成名的总买办唐廷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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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位大买办后来都被李鸿章收编为创办官督商办企业的骨干。他们不尚理论，但立事能力却是一流。在开创现代金融业务方面，我惊讶地认识到，他们可算是中国本土“投资银行家”真正的老前辈。1875年9月，在李鸿章的支持下，招商局轮船公司决定要成立自己的海险保险公司，摆脱外资保险公司不公平的理保。办保险本金从哪里来？唐廷枢、徐润二人召开了一次特别董事会商议此事，看来唯一的办法是向公众募集，大钱没有，但可聚少成多。当时中国并没有英式的“商人银行”（merchant bank），更无股票市场帮助企业公开发行。于是二人决定自己动手推荐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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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5年11月，中国第一份通过公开市场筹集资本的“招股书”登在天津的《益报》与上海的《申报》上。不过它不叫“招股书”，而叫“保险招商局告白”，也叫“公启”，上面浓缩了今天几百页招股书的要素信息。保险招商局的股份拆成了100两一股，结果成功从社会筹集股本金20万两，超额认购了原定规模的25%。1875年以后，官督商办公司的初次融资与再融资不少采用这一模式。李鸿章1880年在《复陈招商局务片》中说，“责成素习商业之道员唐延枢、徐润总理其事。局中股本系该二员经手召集，每年结账后分析开列清册，悉听入（股）本各商阅看稽查”，表彰的就是招商局大员筹集资金的本事。中国第一单跨国并购项目——1877年招商局收购美国旗昌洋行，操盘手也是唐廷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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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如我在“资本与洋务运动”一节中所说，洋务运动中的国内资本积累的主要特征是地方性、企业间与民间的行为，它们创新的层面停留在实业，始终没有发展到金融机构行为，更没有贡献于国家金融政策与政府财政。洋行买办出身的高管阶层，特点是善于模仿他们的洋行老东家的办法，并把它们移植于官督商办的新东家。当历史翻过了洋务运动这一页，唐廷枢、徐润等人的融资业绩亦如海滩上的沙雕，被海水冲刷得踪影难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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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5年与2006年的两份招股书，第一页与第五百页是150年里招商局股份制运作的两块里程碑（“招商局告白”图片来自招商局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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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资银行里从学徒做成总买办的“正规”本土银行家，是上海人席正甫（1838~1904），他从钱庄学徒起步，最后成了汇丰银行的华大班。他为清政府安排了不少金融生意，第一笔是1874年的“福建台防借款”，这笔生意为他赢得了很大荣誉。他的子孙在清末已经进入外资银行，民初遍布上海各家中西银行，无人可与争锋。但对如何仿效西方开办大清政府银行，席总办的贡献似乎乏善可陈。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本土金融高管一个群体的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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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清皇廷掀开现代金融大幕的操手，其实既不是留洋的海归，也不是洋行走出的中国区买办，而是一位深通大清官场之道的红顶商人，他就是李鸿章倚重的经济权臣盛宣怀（1844~1916）。1896年9月30日，25岁的光绪皇帝召见了52岁的盛宣怀，听他侃侃而谈筑路、练兵、理财、育儿之策，深为这一半百老人的创新至意所感动。盛宣怀连举人的功名都屡考不中，根本没有进入“公务员”的大门，但却有创办经营招商局，帮设电报公司，修造铁路，经营煤铁矿与纺织厂等等从商业绩，简历上还赫然列出“部”级大员的名头。皇上看着盛宣怀，心头一热，顿觉皇朝能臣忠烈仍在，帝祚或许还有救。历史学者苏同炳说，光绪帝“秉性柔弱温顺，易于驾于牢笼，但其思想高洁，并不是一个碌碌保位、不思建树之人”。盛宣怀不负圣意，几天后就进呈了《条陈自强大计折》，后又追加呈奏《请设银行片》。在戊戌变法前，盛宣怀俨然成为皇室改革圈子里的核心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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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人眼中的改革派光绪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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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份颇具匠心的改革奏折中，盛宣怀列举了一系列以大清现代金融发展为重点的建议，例如通过裁撤厘金换取外夷同意提高关税、开征印花税、成立银行、进行币制改革、以低于外国银行的利率为政府发行公债，等等。盛宣怀在商界一线打拼多年，是融投资的高手，又是调动整合政治财经资源的内行，他的建议的确点到大清财政与金融的关键所在。他用了一个很爱国的词，叫作“挽外溢”, 就是要把西方在中国占据的利益夺回来，由中国人自己享有经济主权。“甲午战争”失败后，大清全国一片怨声载道，社会矛盾激化。盛宣怀与光绪皇帝就财政问题的一席对话，提供了一个经济新思路，也为一年后中国通商银行的成立奠定了第一块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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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盛宣怀对创立中国第一家新式银行的贡献，除了他本人的传记和招商局与招商银行的专题著作，却常常被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其重要意义受到了后人的冷落。这里有什么原因？我想这值得追究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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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当盛宣怀把他颇有见地的改革大计落到实处时，他在知识结构上的欠缺、对现代银行管理制度与人才的排斥，限制了变革拓展的空间和对金融现代化进程的影响力，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世人对此银行的关注。据载，为成立中国通商银行，时任总理衙门大臣的荣禄还跑去征求汇丰银行的意见，后者建议新银行要明确亏损责任人，限制单一贷款比例与同一借贷限额。对这些意见，盛宣怀都斥之为顽固势力的诘难未加认真思考。尽管盛宣怀后来请在汇丰做了20年的英国大佬梅特兰（A. W. Maitland）在通商银行任“洋大班”，西方在华银行并没有把盛宣怀管理的银行视为竞争对手：双方的优劣高下实在很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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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商银行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发行的银行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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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通商银行没有借助政府的力量，但也没有和国难兴邦的诉求绑在一起。容闳的国民银行建议，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提到的“官银行”, 都力图说明大清政府与融资难解难分，命运攸关。盛宣怀开始也曾建议定名银行为“中国银行”，希冀与政府的利益早早就串通起来。但最后银行的名字定为“通商”，服务国际贸易业务的色彩压过了服务政府客户的色彩。盛拒绝了政府的出资，最后只接受放给政府200万银两的贷款，年息5厘，6年归还。两湖总督张之洞等地方大员带头反对通商银行分享发行利益，盛也没有拿到最有含金量的铸币权。在盛的努力下，银行争取到部分官款的存储汇兑，但实力飞增的地方政府均不屑于与它往来。与英格兰银行与美国国民银行相比，中国通商银行既无法专营政府收支账户，发行具有国家信誉的货币，在与外资竞争中也没有政府做后盾。与此相匹配，朝廷也没有从银行借贷的功能，没有从银行融到一笔钱。大清的存亡、经济的稳定，就一家商业银行来讲，充其量，也只有匹夫之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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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盛宣怀排除朝廷内外的种种责难，为通商银行拿到的皇帝旨意与户部批文，都是“人言”加“特例”，没有促使大清建立像英美那样的法律体制保障。在其上奏的《请设银行片》中，盛简单提到“立法即善于中国票号钱庄，而国家任保护权，利无旁扰，股能维持不敝”，但他没有展开说明，如何才能产生这样的“法”与“权”。从1897年到1905年“大清户部银行”成立，其间没有其他银行出现，原因之一就是通商银行的模式不可复制。这无疑降低了这一里程碑的历史高度。1908年大清度支部在“十年新政”期间推出了第一批银行立法，迎来了现代银行设立的第一次小热潮。盛在辞世的病床上感叹自己一辈子与洋人打交道，却从没有到英美留过洋。这点中了他搞现代化银行的软肋：“不官不商，亦官亦商，不中不西，亦中亦西”，改革和创新东拼西凑，全都不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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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上这一长串官职对盛宣怀来说极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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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上述几个本土金融精英圈都有交叉的另一个群体，是钱庄、票号里的“大行家”。他们对新式银行管理并不熟悉，但具有对本土经营环境的理解与适应，这是洋行看中的特质，也是其他精英圈所欠缺的。盛宣怀在中国通商银行成立后聘用的第一位华大班，既非海归，亦非买办，而是曾任上海咸康钱庄经理的陈淦。他和“洋大班”美德伦搭帮，为通商银行的落地打开了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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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中国早期工业化历史的美国教授费厄沃克在谈到盛宣怀时，曾引了熊彼特的一个观点：“企业家能量”，具体说就是勇于承担风险、决策果断、创新进取的活力。而这些活力是西方经济得以发展的基本动力。他认为中国19世纪末的企业家、金融家，也具有这样创新进取的“活力”。但是他们进取的结果，却又引出费教授的另一段评论：“儒家官员们把西式企业引入19世纪的中国，尽管不断地尝试，但始终无法和开埠城市的商人们相辅相成，获得商业成功，反而各拼其短，招致失败。”这段话用来评论盛宣怀在通商银行的作为并非完全客观，但使今天的历史看客想明白了一件事：若是时代的风向不对，再聪明的人也是各拼其短，进取也解决不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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