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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金融史 [:1703488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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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金融史 西学东渐的一代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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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0月的一个下午，北京对外友协礼堂正在进行一场高端交流。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费尔普斯教授给我们解析，来自社会底层的大众创新如何推动了经济的发展。他指出，19世纪资本主义的辉煌，离不开企业家、金融家脑子里不断涌现出的新点子的驱动。费教授的话启发我去寻找一百多年前中国金融舞台上的新点子及其创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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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47年第一家英资丽如银行落脚上海，到1897年第一家中国现代银行开张，历史整整等了50年。此刻，19世纪马上就要结束，洋务运动匆匆跑了过场，然而现代金融的舞台仍幕布合拢，没有打开的迹象，看得我们今人在台下为古人跺脚着急。那么大清到底在等什么呢？一个不可忽略的答案是，它在等金融业创新人才登上历史舞台。吴晓波点评说，在某种意义上，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艰辛与曲折，“与时间迟早并没有多大关系，而是因为这个国家的精英阶层具有太多的摇摆、投机和过于感性的民族人文特征”。中国现代金融业开局的气象，就是取决于这样一个精英高管阶层的人文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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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阶层在洋务运动前后崭露头角，他们摇摆、投机、敏感，充满新点子与变革激情。根据他们的教育背景、阅历与社会地位，我把他们归为四类世家：海归先觉、洋行买办、红顶商人、行号王侯（也可把他们称为昔日的“土豪”）。晚清40年的社会大变局，把零散疏离的社会精英们聚合在了一个新的舞台上，这是一个可以清楚辨识的演出班子：西学东渐时代的本土工商界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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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0年《伦敦画报新闻》的这张肖像，向我们介绍了一位西学东渐时代的精英典型。他头顶官帽，身着学生装，留着长辫长甲，读着《泰晤士报》与横版书，专心致志，冥思默想。中国的现代化就是由他们起意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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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归学子的杰出前辈是毕业于美国名校耶鲁大学的中华第一人容闳（1828~1912）。他自小受教会学校教育，24岁就入了美国籍。1860年他回到中国时，可与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称兄道弟，被曾国藩视为亲信，可见他对中西文化的贯通能力极强。容闳对自强运动的推动（特别是幼童留洋）以及后来与革命者孙中山的交往，处处体现出他所具有的进化伦理与前卫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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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经过仔细考证，不过认为容闳非常可能是将现代银行概念介绍给中国的第一人。他的首位听众，正是洪仁玕，时间为1860年。此时全中国还没有一本西方的经济著作译本，容闳却带来一个新点子，即通过一个机构发行债券，可以帮助造反的太平天国建立新型的政府财政。他提出国家银行或者说国民银行的概念，可以肯定地说，大部分是来自他在美国的观察与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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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在1860年以前，既没有英格兰银行式的垄断银行，也没有英国式的法定货币发行机制。那里各州皆有自己的银行登记法规，小银行可以随意发行自己的钞票。汉密尔顿1790年搞起来的第一美国银行和1816年议会建立的第二美国银行，都没有能力支撑具有国家信誉的货币发行。1860~1865年美国内战期间，议会通过了一系列新的国民银行法案，把银行的货币发行与政府的债务挂上了钩。根据这些法案，任何一家银行，只有登记为国民银行，购买了政府债券，才有资格发行跨州流通的、具有国家信誉的货币。银行法的目标，一方面是针对民间滥发货币的“野猫银行”；另一方面，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样一种安排便利了政府开源，帮助林肯政府渡过战争财政的难关，与英格兰银行的发端异曲同工。容闳最早抓住了这一制度的新意。几十年后，梁启超也看明白了其中的机关，他说林肯总统是靠国民银行制度赢得了美国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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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闳（右二）与友人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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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60年代美国发行的国家货币（national currency），上面没有“美国联储币”（Federal Reserve Note, 1912年）的字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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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闳极力要把财政银行法宝传授给中国的政府——开始是太平天国的叛将，35年后是大清朝廷。他对总理衙门的翁同龢说，政府可以开办一家银行，先到有同情心的美国人那里借点款，以后有了盈利还清了，银行就是政府自己的了。他的建议根据大清不存在新式国民银行的现实，在美国模式的基础上进行了修订，但是和1896年中国的现实以及朝廷大员的小算盘还是相去甚远。翁同龢拒绝给容闳一个机会去接触一下美国人，他的建议被埋没在了废纸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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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美通过切身体察，对金融具有先知先觉的海归派还有王韬、曾纪泽、郭嵩焘、黄遵宪等等。这些人虽然不像容闳拿到了洋学位，但都在国外生活过相当时间，对现代金融理念与制度甚有心得。他们的建议集中到一点，就是要求大清政府关注经济，不但管财政，也要有银行。美国一学者曾指出，这些人的议论由于缺乏执行力，“有点像空中楼阁。但放在正确的语境中，他们的意见颇切中要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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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西方金融同样有深刻理解并勇于创新的另一个群体，是洋行走出的高级打工仔，知名者如唐廷枢、徐润、郑观应、席正甫等。这些人大多从未在国外镀金，但自小接触洋人洋行，知识结构与社会实践是与国际接轨的。从1850年到1870年，洋行成了中国高级管理人才的培养学校。唐廷枢于1863年进入当时资本规模最大的怡和洋行，涉足的领域包括棉花的出口与航运业务。徐润15岁就进入宝顺洋行当学徒，先是从事内河航运，之后又帮助宝顺洋行打开了上海到日本的外海航运。经济思想家郑观应曾在宝顺洋行、太古轮船公司任事，参与多种商业运营管理。这些人在洋行取得了很高的成就，进入了管理高层，任职总帮办总买办。这些“名头”后来被演绎成“崇洋卖国”的代名词，但其实它就是今天外资机构的“中国区主席”百年前的别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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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买办”是葡萄牙语“买家”的沿袭，可见此“名头”起源于明末。图为早期成名的总买办唐廷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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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位大买办后来都被李鸿章收编为创办官督商办企业的骨干。他们不尚理论，但立事能力却是一流。在开创现代金融业务方面，我惊讶地认识到，他们可算是中国本土“投资银行家”真正的老前辈。1875年9月，在李鸿章的支持下，招商局轮船公司决定要成立自己的海险保险公司，摆脱外资保险公司不公平的理保。办保险本金从哪里来？唐廷枢、徐润二人召开了一次特别董事会商议此事，看来唯一的办法是向公众募集，大钱没有，但可聚少成多。当时中国并没有英式的“商人银行”（merchant bank），更无股票市场帮助企业公开发行。于是二人决定自己动手推荐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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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5年11月，中国第一份通过公开市场筹集资本的“招股书”登在天津的《益报》与上海的《申报》上。不过它不叫“招股书”，而叫“保险招商局告白”，也叫“公启”，上面浓缩了今天几百页招股书的要素信息。保险招商局的股份拆成了100两一股，结果成功从社会筹集股本金20万两，超额认购了原定规模的25%。1875年以后，官督商办公司的初次融资与再融资不少采用这一模式。李鸿章1880年在《复陈招商局务片》中说，“责成素习商业之道员唐延枢、徐润总理其事。局中股本系该二员经手召集，每年结账后分析开列清册，悉听入（股）本各商阅看稽查”，表彰的就是招商局大员筹集资金的本事。中国第一单跨国并购项目——1877年招商局收购美国旗昌洋行，操盘手也是唐廷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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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如我在“资本与洋务运动”一节中所说，洋务运动中的国内资本积累的主要特征是地方性、企业间与民间的行为，它们创新的层面停留在实业，始终没有发展到金融机构行为，更没有贡献于国家金融政策与政府财政。洋行买办出身的高管阶层，特点是善于模仿他们的洋行老东家的办法，并把它们移植于官督商办的新东家。当历史翻过了洋务运动这一页，唐廷枢、徐润等人的融资业绩亦如海滩上的沙雕，被海水冲刷得踪影难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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