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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5年与2006年的两份招股书，第一页与第五百页是150年里招商局股份制运作的两块里程碑（“招商局告白”图片来自招商局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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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资银行里从学徒做成总买办的“正规”本土银行家，是上海人席正甫（1838~1904），他从钱庄学徒起步，最后成了汇丰银行的华大班。他为清政府安排了不少金融生意，第一笔是1874年的“福建台防借款”，这笔生意为他赢得了很大荣誉。他的子孙在清末已经进入外资银行，民初遍布上海各家中西银行，无人可与争锋。但对如何仿效西方开办大清政府银行，席总办的贡献似乎乏善可陈。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本土金融高管一个群体的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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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清皇廷掀开现代金融大幕的操手，其实既不是留洋的海归，也不是洋行走出的中国区买办，而是一位深通大清官场之道的红顶商人，他就是李鸿章倚重的经济权臣盛宣怀（1844~1916）。1896年9月30日，25岁的光绪皇帝召见了52岁的盛宣怀，听他侃侃而谈筑路、练兵、理财、育儿之策，深为这一半百老人的创新至意所感动。盛宣怀连举人的功名都屡考不中，根本没有进入“公务员”的大门，但却有创办经营招商局，帮设电报公司，修造铁路，经营煤铁矿与纺织厂等等从商业绩，简历上还赫然列出“部”级大员的名头。皇上看着盛宣怀，心头一热，顿觉皇朝能臣忠烈仍在，帝祚或许还有救。历史学者苏同炳说，光绪帝“秉性柔弱温顺，易于驾于牢笼，但其思想高洁，并不是一个碌碌保位、不思建树之人”。盛宣怀不负圣意，几天后就进呈了《条陈自强大计折》，后又追加呈奏《请设银行片》。在戊戌变法前，盛宣怀俨然成为皇室改革圈子里的核心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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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人眼中的改革派光绪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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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份颇具匠心的改革奏折中，盛宣怀列举了一系列以大清现代金融发展为重点的建议，例如通过裁撤厘金换取外夷同意提高关税、开征印花税、成立银行、进行币制改革、以低于外国银行的利率为政府发行公债，等等。盛宣怀在商界一线打拼多年，是融投资的高手，又是调动整合政治财经资源的内行，他的建议的确点到大清财政与金融的关键所在。他用了一个很爱国的词，叫作“挽外溢”, 就是要把西方在中国占据的利益夺回来，由中国人自己享有经济主权。“甲午战争”失败后，大清全国一片怨声载道，社会矛盾激化。盛宣怀与光绪皇帝就财政问题的一席对话，提供了一个经济新思路，也为一年后中国通商银行的成立奠定了第一块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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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盛宣怀对创立中国第一家新式银行的贡献，除了他本人的传记和招商局与招商银行的专题著作，却常常被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其重要意义受到了后人的冷落。这里有什么原因？我想这值得追究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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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当盛宣怀把他颇有见地的改革大计落到实处时，他在知识结构上的欠缺、对现代银行管理制度与人才的排斥，限制了变革拓展的空间和对金融现代化进程的影响力，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世人对此银行的关注。据载，为成立中国通商银行，时任总理衙门大臣的荣禄还跑去征求汇丰银行的意见，后者建议新银行要明确亏损责任人，限制单一贷款比例与同一借贷限额。对这些意见，盛宣怀都斥之为顽固势力的诘难未加认真思考。尽管盛宣怀后来请在汇丰做了20年的英国大佬梅特兰（A. W. Maitland）在通商银行任“洋大班”，西方在华银行并没有把盛宣怀管理的银行视为竞争对手：双方的优劣高下实在很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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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商银行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发行的银行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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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通商银行没有借助政府的力量，但也没有和国难兴邦的诉求绑在一起。容闳的国民银行建议，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提到的“官银行”, 都力图说明大清政府与融资难解难分，命运攸关。盛宣怀开始也曾建议定名银行为“中国银行”，希冀与政府的利益早早就串通起来。但最后银行的名字定为“通商”，服务国际贸易业务的色彩压过了服务政府客户的色彩。盛拒绝了政府的出资，最后只接受放给政府200万银两的贷款，年息5厘，6年归还。两湖总督张之洞等地方大员带头反对通商银行分享发行利益，盛也没有拿到最有含金量的铸币权。在盛的努力下，银行争取到部分官款的存储汇兑，但实力飞增的地方政府均不屑于与它往来。与英格兰银行与美国国民银行相比，中国通商银行既无法专营政府收支账户，发行具有国家信誉的货币，在与外资竞争中也没有政府做后盾。与此相匹配，朝廷也没有从银行借贷的功能，没有从银行融到一笔钱。大清的存亡、经济的稳定，就一家商业银行来讲，充其量，也只有匹夫之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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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盛宣怀排除朝廷内外的种种责难，为通商银行拿到的皇帝旨意与户部批文，都是“人言”加“特例”，没有促使大清建立像英美那样的法律体制保障。在其上奏的《请设银行片》中，盛简单提到“立法即善于中国票号钱庄，而国家任保护权，利无旁扰，股能维持不敝”，但他没有展开说明，如何才能产生这样的“法”与“权”。从1897年到1905年“大清户部银行”成立，其间没有其他银行出现，原因之一就是通商银行的模式不可复制。这无疑降低了这一里程碑的历史高度。1908年大清度支部在“十年新政”期间推出了第一批银行立法，迎来了现代银行设立的第一次小热潮。盛在辞世的病床上感叹自己一辈子与洋人打交道，却从没有到英美留过洋。这点中了他搞现代化银行的软肋：“不官不商，亦官亦商，不中不西，亦中亦西”，改革和创新东拼西凑，全都不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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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上这一长串官职对盛宣怀来说极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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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上述几个本土金融精英圈都有交叉的另一个群体，是钱庄、票号里的“大行家”。他们对新式银行管理并不熟悉，但具有对本土经营环境的理解与适应，这是洋行看中的特质，也是其他精英圈所欠缺的。盛宣怀在中国通商银行成立后聘用的第一位华大班，既非海归，亦非买办，而是曾任上海咸康钱庄经理的陈淦。他和“洋大班”美德伦搭帮，为通商银行的落地打开了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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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中国早期工业化历史的美国教授费厄沃克在谈到盛宣怀时，曾引了熊彼特的一个观点：“企业家能量”，具体说就是勇于承担风险、决策果断、创新进取的活力。而这些活力是西方经济得以发展的基本动力。他认为中国19世纪末的企业家、金融家，也具有这样创新进取的“活力”。但是他们进取的结果，却又引出费教授的另一段评论：“儒家官员们把西式企业引入19世纪的中国，尽管不断地尝试，但始终无法和开埠城市的商人们相辅相成，获得商业成功，反而各拼其短，招致失败。”这段话用来评论盛宣怀在通商银行的作为并非完全客观，但使今天的历史看客想明白了一件事：若是时代的风向不对，再聪明的人也是各拼其短，进取也解决不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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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金融史 [:1703488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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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金融史 李鸿章的金融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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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商银行成立前后的15年，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段“改革”的年代，在政治、外交、经济、立法各个领域，新旧势力剧烈冲突，东西文明争锋斗法。首轮刺激来自甲午战败与1895年的《马关条约》，愤怒的学子们为变法“公车上书”，朝廷也出现了求变的呼声。第二轮是1898年，光绪皇帝在康有为、梁启超的激励和辅佐下，搞了震惊朝野的“百日维新”。最重要的一轮发生在1901~1911年，史称“十年新政”，大清朝廷被迫顺应时势，废科举，兴新学，开民智，申民权，推立法，引西制。1911年“辛亥革命”暴发，虽然在武汉有械斗，但在社会经济生活领域，基本是一次缓慢持续的改良。这三次冲击像是在背后打了几巴掌，中国人向前一趔趄，抬头就遇到了西方现代世界正视的目光。半个多世纪以来西方不停地冲击东方的河道，现在到了一个合流同往的出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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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世纪之变中有一段逸事，主角是年逾七旬的一品大员李鸿章。1896年，他头顶“钦差头等出使大臣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一等肃毅伯李”的名衔，出访欧洲诸国及美国。无意之中，这成了大清高官迟来的一次海外游学，特别有意思的是安排李鸿章来到了西方金融系的大课堂。此事在中国绝没有像在西方报道的那么热闹，但也有精妙文笔，留下许多中堂大人的逸闻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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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二年李鸿章出使的官方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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