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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盛宣怀对创立中国第一家新式银行的贡献，除了他本人的传记和招商局与招商银行的专题著作，却常常被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其重要意义受到了后人的冷落。这里有什么原因？我想这值得追究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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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当盛宣怀把他颇有见地的改革大计落到实处时，他在知识结构上的欠缺、对现代银行管理制度与人才的排斥，限制了变革拓展的空间和对金融现代化进程的影响力，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世人对此银行的关注。据载，为成立中国通商银行，时任总理衙门大臣的荣禄还跑去征求汇丰银行的意见，后者建议新银行要明确亏损责任人，限制单一贷款比例与同一借贷限额。对这些意见，盛宣怀都斥之为顽固势力的诘难未加认真思考。尽管盛宣怀后来请在汇丰做了20年的英国大佬梅特兰（A. W. Maitland）在通商银行任“洋大班”，西方在华银行并没有把盛宣怀管理的银行视为竞争对手：双方的优劣高下实在很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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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商银行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发行的银行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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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通商银行没有借助政府的力量，但也没有和国难兴邦的诉求绑在一起。容闳的国民银行建议，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提到的“官银行”, 都力图说明大清政府与融资难解难分，命运攸关。盛宣怀开始也曾建议定名银行为“中国银行”，希冀与政府的利益早早就串通起来。但最后银行的名字定为“通商”，服务国际贸易业务的色彩压过了服务政府客户的色彩。盛拒绝了政府的出资，最后只接受放给政府200万银两的贷款，年息5厘，6年归还。两湖总督张之洞等地方大员带头反对通商银行分享发行利益，盛也没有拿到最有含金量的铸币权。在盛的努力下，银行争取到部分官款的存储汇兑，但实力飞增的地方政府均不屑于与它往来。与英格兰银行与美国国民银行相比，中国通商银行既无法专营政府收支账户，发行具有国家信誉的货币，在与外资竞争中也没有政府做后盾。与此相匹配，朝廷也没有从银行借贷的功能，没有从银行融到一笔钱。大清的存亡、经济的稳定，就一家商业银行来讲，充其量，也只有匹夫之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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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盛宣怀排除朝廷内外的种种责难，为通商银行拿到的皇帝旨意与户部批文，都是“人言”加“特例”，没有促使大清建立像英美那样的法律体制保障。在其上奏的《请设银行片》中，盛简单提到“立法即善于中国票号钱庄，而国家任保护权，利无旁扰，股能维持不敝”，但他没有展开说明，如何才能产生这样的“法”与“权”。从1897年到1905年“大清户部银行”成立，其间没有其他银行出现，原因之一就是通商银行的模式不可复制。这无疑降低了这一里程碑的历史高度。1908年大清度支部在“十年新政”期间推出了第一批银行立法，迎来了现代银行设立的第一次小热潮。盛在辞世的病床上感叹自己一辈子与洋人打交道，却从没有到英美留过洋。这点中了他搞现代化银行的软肋：“不官不商，亦官亦商，不中不西，亦中亦西”，改革和创新东拼西凑，全都不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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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上这一长串官职对盛宣怀来说极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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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上述几个本土金融精英圈都有交叉的另一个群体，是钱庄、票号里的“大行家”。他们对新式银行管理并不熟悉，但具有对本土经营环境的理解与适应，这是洋行看中的特质，也是其他精英圈所欠缺的。盛宣怀在中国通商银行成立后聘用的第一位华大班，既非海归，亦非买办，而是曾任上海咸康钱庄经理的陈淦。他和“洋大班”美德伦搭帮，为通商银行的落地打开了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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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中国早期工业化历史的美国教授费厄沃克在谈到盛宣怀时，曾引了熊彼特的一个观点：“企业家能量”，具体说就是勇于承担风险、决策果断、创新进取的活力。而这些活力是西方经济得以发展的基本动力。他认为中国19世纪末的企业家、金融家，也具有这样创新进取的“活力”。但是他们进取的结果，却又引出费教授的另一段评论：“儒家官员们把西式企业引入19世纪的中国，尽管不断地尝试，但始终无法和开埠城市的商人们相辅相成，获得商业成功，反而各拼其短，招致失败。”这段话用来评论盛宣怀在通商银行的作为并非完全客观，但使今天的历史看客想明白了一件事：若是时代的风向不对，再聪明的人也是各拼其短，进取也解决不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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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金融史 [:1703488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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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金融史 李鸿章的金融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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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商银行成立前后的15年，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段“改革”的年代，在政治、外交、经济、立法各个领域，新旧势力剧烈冲突，东西文明争锋斗法。首轮刺激来自甲午战败与1895年的《马关条约》，愤怒的学子们为变法“公车上书”，朝廷也出现了求变的呼声。第二轮是1898年，光绪皇帝在康有为、梁启超的激励和辅佐下，搞了震惊朝野的“百日维新”。最重要的一轮发生在1901~1911年，史称“十年新政”，大清朝廷被迫顺应时势，废科举，兴新学，开民智，申民权，推立法，引西制。1911年“辛亥革命”暴发，虽然在武汉有械斗，但在社会经济生活领域，基本是一次缓慢持续的改良。这三次冲击像是在背后打了几巴掌，中国人向前一趔趄，抬头就遇到了西方现代世界正视的目光。半个多世纪以来西方不停地冲击东方的河道，现在到了一个合流同往的出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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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世纪之变中有一段逸事，主角是年逾七旬的一品大员李鸿章。1896年，他头顶“钦差头等出使大臣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一等肃毅伯李”的名衔，出访欧洲诸国及美国。无意之中，这成了大清高官迟来的一次海外游学，特别有意思的是安排李鸿章来到了西方金融系的大课堂。此事在中国绝没有像在西方报道的那么热闹，但也有精妙文笔，留下许多中堂大人的逸闻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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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二年李鸿章出使的官方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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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清政府其他地方大员相比，李鸿章的财政金融知识历来贫乏。在1875年的“塞防”“海防”之辩后，左宗棠跑去和汇丰借款，增强了楚军在新疆的防务实力。而李鸿章直到“甲午战争”打起来了才仓皇想到求借洋人。他的洋务运动，借款投资，都是下边人以他的名字鼓动操盘，李鸿章除等、靠、要朝廷拨款或利用地方税收之外，没有提出过自己的什么金融主张，更没有文字提及中堂大人在动员资金方面具有与其动员军力并驾齐驱的本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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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国人皆斥的“卖国贼”李鸿章，代表太后和皇上，在日本签署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承诺赔偿日本二万万两白银，以一人之身吞下弱国无外交的苦果。本来以为这位大清一等能臣到了“下课”的时候，没想到老太后又降旨非要逼着他出一回洋。1896年5月，李鸿章带着在日本“中枪”尚未复原的老身，出任致贺俄国皇帝尼古拉二世登基的正使，出访英法德俄美五国。外电报道中曾提到，这是大清国重臣降贵纡尊，各国都用最隆重的仪式表示对他的热烈欢迎，在国际上掀起了一阵外交小旋风。然而只有李鸿章心里明白，他真正的使命，是低三下四地去恳求列强在财政金融方面对大清朝廷高抬贵手，以保佑对日失败后的朝廷能迈过支付战争赔款这道鬼门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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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肩上背着几个沉重的包袱，第一个要抖开的就是与列强商议，将对华出口贸易税从5%提高到10%。当时大清的关税收入，已将近每年3 000万两白银，为“赔偿”甲午战争，朝廷又背上了新债，未来20年的海关税收都做了还款担保。这提高中国进口关税应当是大清的内政，但是当年清政府却无权自主决定。原来，1842年签订的《南京条约》早就规定，中国的海关关税是抽5厘，朝廷已经被迫放弃了自主权。这个税率是世界上最低的关税，已经50多年没变过。现如今要提高此税率，还必须得到签约列强的同意。英国当时的首相沙士伯雷侯爵（3rd Marquess of Salisbury）听了李鸿章的陈说，和颜悦色地回答：你们想加税，可以呀，但大清必须承诺“遍开内地，尽除阻阙”，“华必遍谕地方官，保护内地英人之性命产业，商埠必宜广辟”（见当年伦敦华文新闻报道）。李鸿章深知，要打通内地商埠，他既无朝廷成命，亦未必能见实施，这诚比在国外与虎谋皮更难。李鸿章就是巧舌如簧，也赢不了与英方各界的辩论。当年的报道，读来犹如学生进了论文答辩考场，大人理薄词短，洋人教训连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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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李鸿章在伦敦与首相沙士伯雷侯爵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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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在英尴尬难解之际，改良派康有为的大弟子梁启超正在上海的《时务报》上连载他的《变法通议》。就提高关税之议，他作了一篇《加税论》，里面说：“日本当通商之始，其不熟情形也，与我同；其见贻见劫，而误载税于约章也，亦与我同。而近岁（日）与诸国换约，无以异于他国”。梁大声疾呼：日本一小国尚能做到自立，大清国一品大员，在洋人面前连提修约都不敢提。列强将我大清私权变公权，盛气凌人，可恶之至。中国不务自立，欲倚他人，自招其辱，亦愚弱不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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