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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归学子的杰出前辈是毕业于美国名校耶鲁大学的中华第一人容闳（1828~1912）。他自小受教会学校教育，24岁就入了美国籍。1860年他回到中国时，可与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称兄道弟，被曾国藩视为亲信，可见他对中西文化的贯通能力极强。容闳对自强运动的推动（特别是幼童留洋）以及后来与革命者孙中山的交往，处处体现出他所具有的进化伦理与前卫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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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经过仔细考证，不过认为容闳非常可能是将现代银行概念介绍给中国的第一人。他的首位听众，正是洪仁玕，时间为1860年。此时全中国还没有一本西方的经济著作译本，容闳却带来一个新点子，即通过一个机构发行债券，可以帮助造反的太平天国建立新型的政府财政。他提出国家银行或者说国民银行的概念，可以肯定地说，大部分是来自他在美国的观察与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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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在1860年以前，既没有英格兰银行式的垄断银行，也没有英国式的法定货币发行机制。那里各州皆有自己的银行登记法规，小银行可以随意发行自己的钞票。汉密尔顿1790年搞起来的第一美国银行和1816年议会建立的第二美国银行，都没有能力支撑具有国家信誉的货币发行。1860~1865年美国内战期间，议会通过了一系列新的国民银行法案，把银行的货币发行与政府的债务挂上了钩。根据这些法案，任何一家银行，只有登记为国民银行，购买了政府债券，才有资格发行跨州流通的、具有国家信誉的货币。银行法的目标，一方面是针对民间滥发货币的“野猫银行”；另一方面，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样一种安排便利了政府开源，帮助林肯政府渡过战争财政的难关，与英格兰银行的发端异曲同工。容闳最早抓住了这一制度的新意。几十年后，梁启超也看明白了其中的机关，他说林肯总统是靠国民银行制度赢得了美国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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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闳（右二）与友人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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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60年代美国发行的国家货币（national currency），上面没有“美国联储币”（Federal Reserve Note, 1912年）的字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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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闳极力要把财政银行法宝传授给中国的政府——开始是太平天国的叛将，35年后是大清朝廷。他对总理衙门的翁同龢说，政府可以开办一家银行，先到有同情心的美国人那里借点款，以后有了盈利还清了，银行就是政府自己的了。他的建议根据大清不存在新式国民银行的现实，在美国模式的基础上进行了修订，但是和1896年中国的现实以及朝廷大员的小算盘还是相去甚远。翁同龢拒绝给容闳一个机会去接触一下美国人，他的建议被埋没在了废纸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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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美通过切身体察，对金融具有先知先觉的海归派还有王韬、曾纪泽、郭嵩焘、黄遵宪等等。这些人虽然不像容闳拿到了洋学位，但都在国外生活过相当时间，对现代金融理念与制度甚有心得。他们的建议集中到一点，就是要求大清政府关注经济，不但管财政，也要有银行。美国一学者曾指出，这些人的议论由于缺乏执行力，“有点像空中楼阁。但放在正确的语境中，他们的意见颇切中要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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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西方金融同样有深刻理解并勇于创新的另一个群体，是洋行走出的高级打工仔，知名者如唐廷枢、徐润、郑观应、席正甫等。这些人大多从未在国外镀金，但自小接触洋人洋行，知识结构与社会实践是与国际接轨的。从1850年到1870年，洋行成了中国高级管理人才的培养学校。唐廷枢于1863年进入当时资本规模最大的怡和洋行，涉足的领域包括棉花的出口与航运业务。徐润15岁就进入宝顺洋行当学徒，先是从事内河航运，之后又帮助宝顺洋行打开了上海到日本的外海航运。经济思想家郑观应曾在宝顺洋行、太古轮船公司任事，参与多种商业运营管理。这些人在洋行取得了很高的成就，进入了管理高层，任职总帮办总买办。这些“名头”后来被演绎成“崇洋卖国”的代名词，但其实它就是今天外资机构的“中国区主席”百年前的别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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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买办”是葡萄牙语“买家”的沿袭，可见此“名头”起源于明末。图为早期成名的总买办唐廷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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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位大买办后来都被李鸿章收编为创办官督商办企业的骨干。他们不尚理论，但立事能力却是一流。在开创现代金融业务方面，我惊讶地认识到，他们可算是中国本土“投资银行家”真正的老前辈。1875年9月，在李鸿章的支持下，招商局轮船公司决定要成立自己的海险保险公司，摆脱外资保险公司不公平的理保。办保险本金从哪里来？唐廷枢、徐润二人召开了一次特别董事会商议此事，看来唯一的办法是向公众募集，大钱没有，但可聚少成多。当时中国并没有英式的“商人银行”（merchant bank），更无股票市场帮助企业公开发行。于是二人决定自己动手推荐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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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5年11月，中国第一份通过公开市场筹集资本的“招股书”登在天津的《益报》与上海的《申报》上。不过它不叫“招股书”，而叫“保险招商局告白”，也叫“公启”，上面浓缩了今天几百页招股书的要素信息。保险招商局的股份拆成了100两一股，结果成功从社会筹集股本金20万两，超额认购了原定规模的25%。1875年以后，官督商办公司的初次融资与再融资不少采用这一模式。李鸿章1880年在《复陈招商局务片》中说，“责成素习商业之道员唐延枢、徐润总理其事。局中股本系该二员经手召集，每年结账后分析开列清册，悉听入（股）本各商阅看稽查”，表彰的就是招商局大员筹集资金的本事。中国第一单跨国并购项目——1877年招商局收购美国旗昌洋行，操盘手也是唐廷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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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如我在“资本与洋务运动”一节中所说，洋务运动中的国内资本积累的主要特征是地方性、企业间与民间的行为，它们创新的层面停留在实业，始终没有发展到金融机构行为，更没有贡献于国家金融政策与政府财政。洋行买办出身的高管阶层，特点是善于模仿他们的洋行老东家的办法，并把它们移植于官督商办的新东家。当历史翻过了洋务运动这一页，唐廷枢、徐润等人的融资业绩亦如海滩上的沙雕，被海水冲刷得踪影难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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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5年与2006年的两份招股书，第一页与第五百页是150年里招商局股份制运作的两块里程碑（“招商局告白”图片来自招商局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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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资银行里从学徒做成总买办的“正规”本土银行家，是上海人席正甫（1838~1904），他从钱庄学徒起步，最后成了汇丰银行的华大班。他为清政府安排了不少金融生意，第一笔是1874年的“福建台防借款”，这笔生意为他赢得了很大荣誉。他的子孙在清末已经进入外资银行，民初遍布上海各家中西银行，无人可与争锋。但对如何仿效西方开办大清政府银行，席总办的贡献似乎乏善可陈。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本土金融高管一个群体的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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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清皇廷掀开现代金融大幕的操手，其实既不是留洋的海归，也不是洋行走出的中国区买办，而是一位深通大清官场之道的红顶商人，他就是李鸿章倚重的经济权臣盛宣怀（1844~1916）。1896年9月30日，25岁的光绪皇帝召见了52岁的盛宣怀，听他侃侃而谈筑路、练兵、理财、育儿之策，深为这一半百老人的创新至意所感动。盛宣怀连举人的功名都屡考不中，根本没有进入“公务员”的大门，但却有创办经营招商局，帮设电报公司，修造铁路，经营煤铁矿与纺织厂等等从商业绩，简历上还赫然列出“部”级大员的名头。皇上看着盛宣怀，心头一热，顿觉皇朝能臣忠烈仍在，帝祚或许还有救。历史学者苏同炳说，光绪帝“秉性柔弱温顺，易于驾于牢笼，但其思想高洁，并不是一个碌碌保位、不思建树之人”。盛宣怀不负圣意，几天后就进呈了《条陈自强大计折》，后又追加呈奏《请设银行片》。在戊戌变法前，盛宣怀俨然成为皇室改革圈子里的核心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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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人眼中的改革派光绪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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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份颇具匠心的改革奏折中，盛宣怀列举了一系列以大清现代金融发展为重点的建议，例如通过裁撤厘金换取外夷同意提高关税、开征印花税、成立银行、进行币制改革、以低于外国银行的利率为政府发行公债，等等。盛宣怀在商界一线打拼多年，是融投资的高手，又是调动整合政治财经资源的内行，他的建议的确点到大清财政与金融的关键所在。他用了一个很爱国的词，叫作“挽外溢”, 就是要把西方在中国占据的利益夺回来，由中国人自己享有经济主权。“甲午战争”失败后，大清全国一片怨声载道，社会矛盾激化。盛宣怀与光绪皇帝就财政问题的一席对话，提供了一个经济新思路，也为一年后中国通商银行的成立奠定了第一块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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