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490908
1703490909
/大清银行第一次将皇帝（实际上是摄政王）头像印在纸币上，这是直观地提醒公众，大清银行兑换券具有国家支持与国家信誉。但一张头像离真正的法定货币权威还很遥远
1703490910
1703490911
时间推进到1913年的年底，此时梁启超正在内阁司法部长任上，他第二次主动涉足财经改革。眼见袁世凯政府“外债交涉既受辱之孔多，税课考成，又燃眉之难救。时时懔破产之忧，处处同仰屋之戚”，没当上财长的梁启超决定上书总统，重提自己数年来坚持的三策并举的改革主张。他对1908年时的说帖做了更多的完善，特别是在银行的部分增加了建立国民银行的内容，包括财政发债、央行管控货币、国民银行经营和公共债务市场，形成了一个更为完整的金融体系。
1703490912
1703490913
梁启超对国民银行的建议，受到了美国国民银行制度和日本1870年银行改革的启发。我曾经提到过，1860~1865年美国内战期间，林肯政府为解决战争筹款，曾发布新的《银行法》，鼓励民间通过认购政府债券成立国民银行，同时具有发行货币的特权。日本人学习了美国人的做法，带来了19世纪70年代国民银行的大发展。它们的先例启发了梁启超，在精细测算的基础上，他对袁大总统说，政府的债券部分可以强制官员认购，可以强制持有专营执照的盐商认购，但主要部分将由中国银行（1912年由大清银行重组而来）和新设的国民银行来购买。这个分析不但解决了国债的买家问题，还创造了国债流通的二级市场。至于发行权可能出现的分散与通胀风险，日本人已经证明，一旦政府掌握了货币发行权力，随时可以通过立法，将发行权收归一家银行。他更加强调指出，危险的不是中央给予国民银行的发行权，而是地方政府和地方银行自行其是的发行权。
1703490914
1703490915
事实证明，梁启超对袁世凯抱有的希望完全不靠谱。袁世凯同意梁先生1913年加入熊希龄内阁，1914年又任命他为造币局长，只不过是为了利用他的声望做政治平衡。为了推进自己的财经改革想法，梁启超曾只身跑到广东，试图在中国银行广东分行搞实验区。他说只要有500万两银子做准备，试验就可以启动。由此可见，梁启超对以中央银行为核心的财政货币制度心向往之，锲而不舍。
1703490916
1703490917
到1917年，梁启超对中国的政坛已经非常失望，他不想再卷入北洋政府中，也不愿蒙受更多的误解和指责。然而为什么在当年7月份，他又同意加入段祺瑞内阁任财长，再蹚浑水？丁文江编辑的《梁启超年谱长篇》给出了一个答案：
1703490918
1703490919
先生此次就任财政总长职，原抱有很大希望，他最大的目的，就是想利用缓付的庚子赔款和币制借款来彻底改革币制，整顿金融。可惜结果事与愿违，就是消极方面的维持现状，也没有得到很好的成绩。
1703490920
1703490921
结果，梁启超在财政部长的位子上只坐了4个月，他的财政金融遭遇与政治生涯从此画上了句号。
1703490922
1703490923
我和一些朋友聚会时，有人给我提了一个问题：中国什么时候出现的中央银行？这并不是可以简单回答的问题。当年梁启超事业未竟，从各个角度来看，是因为他不具备足够的知识与影响力推进自己瞩意的改革，中国亦不具备相应的心态来接受深刻的制度变革。在他的时代，货币控制的前景不是走向集权而是进一步被分散，成为政客和军阀们争夺权力的工具。讨论中国中央银行的起点，应当从大清银行始，但不能忘记梁启超的努力。
1703490924
1703490925
1703490926
1703490927
1703490928
图说金融史 [:1703488554]
1703490929
图说金融史 钱袋子里面出政权
1703490930
1703490931
“革命”与“割据”，在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连番上演。政治权力曾历经四次动荡，在五大势力中易手交替：辛亥革命使一姓帝国变为民国；袁世凯当了总统复登基做了皇帝；北洋军阀你方唱罢我登场；之后是“国民政府”在南京统一了全中国。除了第一次的革命与第二次中间的复辟同时改变了国体与政体，其他动荡中，各方势力争夺的是国家的统治权力。
1703490932
1703490933
政治的暴风骤雨，首先离不开“笔杆子”，改革和革命均始于常带感情的笔锋对头脑的洗礼。清明的立宪派对舆论传播最为倚重，例如属于该派的《申报》1909年请愿建立国会时，就曾鼓吹“欧西国会，以流血求之，中国国会，以笔墨请之”。台湾史学家张朋园认为，辛亥革命的成功，立宪派的笔杆子“自有其贡献”。不过，政权易手的主要力量，往往不是靠笔杆子而是靠枪杆子，清末的革命党对此的开悟深刻得多。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暴力才是新政权名副其实的“助产婆”。在20世纪将近3/4的时间里，伴随着中国人政治演化的脚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成为人所共识的真理。
1703490934
1703490935
在笔杆子与枪杆子的背后，还有一股隐于野、隐于市，亦隐于朝的力量，那就是“钱袋子”。在中国，金融势力相对分散弱小，没有人可能像内森·罗斯柴尔德那样呓语：“谁控制着大英帝国的货币供应，谁就控制了大英帝国。”也没有人会把中国政权的更替描绘成是金融家贪婪与冷酷的副产品。但是，我们不能忽略，没有货币金融的润滑，任何强人也无法把政治的车轮推向前进。钱，决定着改革或者革命的关键转折点。
1703490936
1703490937
1703490938
1703490939
1703490940
/1909年11月9日，慈禧太后大出殡。光绪皇帝在此之前已魂归东陵
1703490941
1703490942
清末民初的各派政治力量谁有钱有势？答案很简单，那就是大家钱袋子都不深。下面我列出一张简表，来看看各方所能动员的财力。
1703490943
1703490944
1703490945
1703490946
1703490947
大清垮台的导火索，是川汉铁路国有化导致的保路风潮与武昌兵变。这把熊熊大火，点燃它的却是大清新政后期的财政政策与外债政策。要了解此中背景，可研读朝廷两个关键人物和他们的作为。其一是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成为度支部尚书后又成为皇族内阁度支部大臣的镇国公载泽（1868~1926）。此人乃嘉庆皇帝的过继重孙，贵为皇族，却是清末少有的为人称颂的财政实干家，具有救国救民救朝廷之抱负。连袁世凯后来都承认“前清预备立宪，唯度支部，最有成绩，余皆敷衍耳”。
1703490948
1703490949
1703490950
1703490951
1703490952
/1911年10月21日《伦敦画报新闻》登出的汉阳兵工厂与隔江相望的武汉双城。孙中山的头像将中国革命的消息迅速传遍全球
1703490953
1703490954
那么相当于财政部长的载泽做出了什么成绩？答案是他力图增加大清税收。1909年他提出了一份6年竣事的财政改革案，要调查全国财政，试办各省预算，统一藩司，统一事权。他还要建立全国预算，办理决算，划分国家税与地方税，实施会计法，建立金库制度。此时大清已日薄西山，朝不保夕，载泽方案却着力于财政制度建设、国家长治久安。结果这份眼高手低的方案，与体制外的梁启超提出的金融改革大计命运相同，都被遗弃在历史的故纸堆中。
1703490955
1703490956
和载泽方案相比，另外一个人——“责任内阁”的邮传部大臣盛宣怀1911年4月所提出的铁路干线国有化就实用得多了。他深谙通过持有与经营企业来广开财源之道。大清朝廷现在把握着邮政局，地方上还插手经营钢铁厂、煤矿，但有什么企业比铁路来钱更快？《盛宣怀行述》一书载：芦汉铁路1905年刚分段通车，一年净利就有350万银圆。将铁路收归国有，并以其未来的现金流做抵押借贷款，正可以解大清新政燃眉之急。
17034909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