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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史学家指出，盛宣怀不惜以68岁之高龄、衰暮之余年，孜孜兀兀整理铁路经营数据，报了政敌私仇，营了自家私利，是贪得无厌的琐鄙之为。然而，史学家苏同炳的分析亦有道理：他认为铁路干线这件事，就应当由国家来修建管理，商办铁路各管一段其实后患无穷。国家没有财力投资，地方借外债聚民资修建为不得已之策。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得到朝中有识之士如载泽、郑孝胥诸人的支持，亦有朝廷所颁布的上谕开道，这并不是一个人的私事，而是国家集权管理的长远大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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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1911年朝廷到哪里去借钱来国有化川汉铁路呢？不用担心，外国银行早已手捧着银子站在总理衙门的大门口了。国有化的上谕不出一个月，英法德美四国借款合银4 700万两的消息就传了出来，而尚未收回的川汉铁路股权，据传已成了贷款的抵押品。这在反朝廷强权之上又点燃了民间反西方列强的怒火。大清一步错，步步错，原来梦想着用铁路国有化的银子救命，不成想反被自己亲手点燃的烈火烧成了灰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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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一度被钱袋子绊倒，清末的保皇党、立宪派财务处境也都不妙。在野的政治家，是无法利用国家强权为自己的政治目标筹款的。那么宣传立宪改革、组织群众保皇运动，钱从哪里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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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1898年避难海外，为继续维新事业筹款就成了康有为、梁启超的一项繁重的工作。1902~1903年，梁启超一路在夏威夷、美洲、澳洲奔波，目的之一就是动员海外华侨为支持保皇会捐款。康有为还曾亲力亲为在南美进行投资，可以算是中国人“走出去”的老前辈。以康梁的影响力，他们也算当年中国的“吸金大王”了，但是，一场场“路演”下来，能聚集八万十万已是很大的成绩。这些钱不少暗中投资于国内立宪派的各大报刊，如《时报》《申报》《中外日报》《国民公报》与《东方杂志》。学者们仅就《时报》方面的直接史料，就考证出康梁的拨款约为20万两银子。支持一家报纸就有如此开销，康梁改良的财务压力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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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立宪派相比，革命党几乎就是烧钱党。他们不但同样要保持舆论阵地，进行团体活动，更要钱的，是在国内一次一次地组织暗杀与暴动。辛亥革命之前，孙中山直接组织的暴动就超过10次，每次都要枪要人要金钱。就在孙中山的头像上了伦敦报纸的前几天，他在美国的酒店早起用餐，发现报纸上赫然大字登出“武昌为革命党占领”！如此重大的消息并没有让他马上奔赴革命的前线，而是坐上了轮船，驶向了欧洲。为什么呢？原因之一是他正在为革命筹款。他明白，不但暴力推翻大清需要金钱做后盾，建设一个新政权，革命党必须争取列强的支持与银行的贷款。只要拥有足够的资金，他相信一个新政权就有生存的机会。在伦敦的大英图书馆，还保留着孙中山当年海外筹款的新闻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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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盟会1906年于法属安南发行的票券，上面用法语承诺，军政府革命成功后，见票即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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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两股最有钱的势力，当年却对革命党的筹款冷眼旁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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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中国国内的民族资本家。这个阶层在新政时期增长很快。仅就上海看，1902年出现了“上海商业会议公所”，已经颇具实力的董事有28人。到1911年“宁波旅沪同乡会”成立，一个地方起来的大小老板就有上百人。这些商人一方面勾结官府，另一方面背靠洋人，但是和革命党却保持着距离。商人的本性就是偏好稳定，厌恶动乱，对他们来说，所有打破现存制度的革命都可能意味着财富的再分配。上海的实业家听说太后和皇帝要搞“仿行立宪”，宁愿纳税以“出代议士（议员）”，也不愿支持革命党犯上作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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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江浙财阀的泰斗”虞洽卿。他靠着清末10年的稳定，变成了政商两道上的红人。时任两江总督端方1906年搞的“南洋劝业会”，他在里面扔了十几万两银子。但与革命党直接发生关系，按他的传记作者冯筱才的考证，“最早也许就在1911年上海经济形势危急重重之时”。换句话说，必是看到大势已去，商人才会出手去帮革命党推倒危墙。南京民国临时政府的政权交给袁世凯的前一个月，政府出饷的难题是江浙企业大佬张謇出面向两淮盐商会借钱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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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孙中山从来也没有把革命筹款的希望放在民族资本上。他最想得到的还是西方银行的借款，一种真正的“市场力量”。但是他似乎不明白，1906年他在日本与梁启超打笔墨官司的时候，曾由胡汉民、汪精卫摇旗呐喊，主张地权资本国有化，使国家成为“唯一的大地主与大资本家”（此观点后来修正为“平均地权，节制资本”），试问哪一家外资银行敢给这样的政治领袖做债主？他们的态度当然是冷眼旁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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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12月25日，大清的垮台已成定局，此时孙中山从欧美归来，却没有得到西方列强承诺的一分钱贷款。他给革命军政府带来的，是如李大钊后来所赞誉的“铸新淘旧”的坚强意志与勇气。孙中山始终没有像梁启超那样关注财政银行制度。把政权转给袁世凯之后，他把自己的心血投入为中国修筑20万公里铁路的激情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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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对政权的转移，金钱从来不会无所作为或保持中立。在精明的算计之后，商人很快会做出选择，支持能够维持秩序的威权，以便为财富的可持续发展创造生存空间。辛亥革命推翻大清皇朝结束千年帝制，并不是袁世凯的选择，但由他出面收拾残局，维持新政权和社会的稳定，却是内外商业势力的共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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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謇（1853~1926），民族资本的优秀企业家，但却不是革命可以依托的财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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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说张謇。张明园说他早先想维持清政府的延续，及事不可为，转而寄希望于袁世凯，对革命党只不过是应付而已。袁世凯年轻时曾和人说过：“天下无难事，唯有金钱自能达到目的耳。”及至戊戌变法失败，被摄政王驱除，袁世凯的为人已劣评如潮。像张謇这样的立宪派精英，再怎么样也不能转寄希望于袁世凯啊。但几本史书上均记载，辛亥革命还没有爆发，张謇就主动去拜访袁世凯，表示如果有一天袁世凯时来运转，再次出山，他自己会“一切当遵从民意而行”，也就是说遵从袁世凯的意志而行。这样做是张謇在政治上的败笔吗？很难说。张謇认为自己有责任在政府与商业面临崩溃的威胁下，寻找到一个安定的力量以避免更大的危害。他自己所代表的商界中坚支持袁世凯的政治执行力，就是为了达到这个非常理智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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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法俄日也都挤进了“善后大借款”，利益均沾，所以债券出现了五种颜色、五个币种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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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强遵循的是同样的逻辑。他们在华利益的焦点，不是颠覆它的皇权或替代它执政，而是保证自己的工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利益不损失于动乱。如能浑水摸鱼捞一把，更何乐不为。英国人不愧是老牌帝国，它最早嗅出了辛亥乾坤逆转的味道而先下手为强。当日本驻华公司还在幻想袁世凯会恪守誓言、靖难报清时，英驻华公使朱尔典已开始谋划，激袁反叛，又出计调和革命军，使袁可以借革命的声势逼迫清廷逊位。这样做为英国人带来了什么好处？80年后，史学家奎恩与霍普金斯对此一语道破：“1911年的革命，部分原因就是外国债权人对大清迫人太甚。而革命本身，更把北京政权牢牢拴在以大英帝国为首的外国债权人的罗网之中。”1913年与袁世凯签署的大清“善后大借款”，1911年底就已在英国人的运作之中。英国人还想以此为诱饵，在西藏得到更大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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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人给予的这笔未来的财政担保，使袁世凯有了与革命党讨价还价的底气。两年后等钱到账之时，袁世凯已不满足于当大总统，而是要登基做皇帝。“钱袋子”里面不但出了政权，而且使掌权的人堕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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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金融史 [:1703488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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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金融史 “一战”改变了大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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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一起，大清就这么垮了。直到今天，有些人仍然认为，这并不是必然的结局，大清有机会幸存，完成已经起步的宪政改革。但如果放眼百年前的世界，那就是个把“家族统治”扫地出门的年代。风云一时的几个强大帝国，如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俄罗斯帝国，一个个都步大清的后尘，在20世纪初轰然倒塌。不同的是，大清丧生于中国人自己进行的革命，西方皇朝却是被一场帝国主义战争（1914~1918）打得魂归西天。